当中国经济融人世界，与发达国家紧密相连，成为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捍卫人类社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价值基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大家应该在保留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

单纯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当然不能解决全局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堀起？我们如何驾驭、使用我们正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力量？

国内制造能力强，成本低，人又忠诚肯干。现在，一些附加值高、劳动力用得少阳产品就放在国外生产；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就放在国内生产。双方优势组合起来，就能实现“中国成本，美国价格”。

本书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与18位财经领袖的思考，内容包括：刘永好：为中国制造赢得认同、谭旭光：握住风筝的长线、马云：唯一的互联网明星、姜建清：工行国际化舵手、刘明达：抱着感恩的心态、反思者李东柱等。

一、中国制造

 刘永好：为中国制造赢得认同

 谭旭光：握住风筝的长线

 鲁冠球：革命者的休息地是墓地

 李书福：无法自由

二、中国创造

 马云：唯一的互联网明星

 郭广昌：抓住机遇的整合者

 李彦宏：细节为王

 “变态”江南春

三、中国资本

 姜建清：工行国际化舵手

 杨元庆：与联想共同“突击”

 董文标：最好的民生

 “■客”庞玉良

 风雨王亚伟

四、中国价值

 史玉柱：巨人前传

 马蔚华：招行一小步，中国银行一大步

 刘明达：抱着感恩的心态

 反思者李东柱

 达人老柳

刘永好：为中国制造赢得认同

张晓晖／文

从1983年在四川经营饲料起家到今天，新希望已经24岁了。自刘永好四兄弟白手创业的那一刻开始，新希望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着，尤其是在从2001年开始的7年间，刘家四兄弟几乎涉足了当今中国民营企业触角所及的所有热门产业：饲料、生物科技、化工、房地产、金融、证券、信托、物流、零售、矿产、出口贸易……

“中国制造不再廉价，我们在越南的产品，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刘永好告诉记者一个故事，3年前在越南，来自中国的所有产品，都被看作廉价货，而现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很多方面，正逐渐代替欧、美、日等国，成为市场的主导者。

2007路径图

2007年，物价飞涨、资产泡沫、人民币升值、利率提升是这一年最为显著的经济事件，而在这一整年里，刘永好在全国各地奔波，收购、兼并、重组，一切都似乎在为将来新希望再上台阶的扩张悄悄地做准备。

这年2月13日，刚被评为2006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刘永好在成都召开的新希望集团总经理工作会上，提出“为实现世界级的农牧企业目标而奋斗”。

会上，刘永好制订了新希望的2007战略：“务必完善发展战略，实现猪、禽、奶牛产业链贯通互补；务必推进‘新和石千，(新希望、六和、石羊、千禧鹤)平台建设，促进品牌、研发、贸易采购等集团化资源整合优化；务必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好5年规划，向世界级农牧企业目标发起冲击。”

刘永好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我们觉得中国有13亿人，中国的农产业在全球应该是最大的农产业，全球最大的市场理应产生全球最大的农产业。但是我们发现国内的企业跟国际企业比差距非常大，这些大型的农业企业往往在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企业，都是跨国公司，我们在中国算是起步比较早，也是比较大的涉农企业，我们觉得新希望也应该走一走、试一试。”

他设想：“假如在中国能够成功，在周边的国家也能够成功，我们国际化的步伐就会进一步加快。第一是市场；第二走国际化的道路。”

4月，新希望在产业扩展的布局上又落一子。

新希望集团携手金川集团在兰州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投资14．39亿元开工建设20万吨烧碱、20万吨聚氯乙烯两大工程项目。新希望确定的目标是：依托金川集团资源优势，在今后10年内打造中国最大的PVC基地和硫基复合肥基地。

7月，刘永好拜访大连市长夏德仁、大连市金州区区长才力。继2000年在大连市市内投资房地产业后，新希望又在金州区投资建设32万平方米的房地产项目。大连是继新希望地产在上海、成都之后的第三座重要城市，房地产为新希望带来了不菲的利润。

2007年下半年，时逢猪肉价格暴涨，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刘永好公开表示，养猪是新希望集团养殖业里的重中之重。8月30日，新希望农业股份公司最终选定河北省宽城县建设年产100万头商品猪的健康养殖基地，基地将通过北京千禧鹊食品公司向奥运会直供高质量的安全可追溯的猪肉和猪肉制品。

越南生意

“越南是我们投资最早的一个境外区域。”刘永好告诉记者，早在2000年，新希望集团在越南当地的生意已经初具规模。

2002年9月，越共中央委员丁世兄率团访问新希望集团。这是继2000年6月16日越共中央党校书记阮德平率团访问新希望集团总部、2000年9月28日越南政府总理潘文凯率领有8位部长在内的60多人的团体访问新希望集团后第三批来新希望总部访问的越南党和国家高级官员。

回忆起新希望刚刚走出国门，在越南投资设厂的时候，刘永好说：“产品推出去就把我们气得不得了，没人要我们的产品。要可以，但是只能一半的价。因为在越南市场，外国公司饲料行业占主导地位，日本公司、美国公司、欧洲公司，他们的产品比方说卖2000元／吨，这些农民非要我们1000元卖给他们。我们说不可能，新希望的成本都不止1000，怎么卖1000呢？他们说在越南市场中国的产品就是半价，中国的摩托车、衣服、鞋子在商店卖的都是半价，你是中国的产品，所以就应该半价。”

2007年4月，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刘永好会同以广东民营企业为主的约100家投资伙伴，赴越南胡志明市、河内市实地考察，并得到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的接见。

之所以选择越南，将新希望的版图扩张到境外，刘永好说：“实际上我们出去办企业，原先并不只是考虑到东南亚，我们到美国、欧洲、日本这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去了，发现人家的产业发展确实比较强，我们的优势不是特别大。”

“而我们在周边的国家，通过前几年的边贸，新希望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我们的技术、经验、市场营销以及产业链的配套，在东南亚地区都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走出去，先去了越南。”刘永好指出。

刘永好坦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点，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比较强的同时，国内的竞争已经空前白热化了，特别是一些低门槛的产业，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毛利率相对比较低，竞争的压力比较大，而这个时候要求得发展，除了你的品牌要好、规模要大，能够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国际化的道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刘永好表示，尽管新希望集团是非制造性行业居多，但是新希望一直在积极做准备，为中国制造、中国品牌获得国际的认同而奋斗。

他举了一个例子，新希望为了打响中国制造的这块牌子，主要做了3件事情。第一，把产品的质量做得非常好；第二，新希望同时在越南很多省设立对比试验点，让农民实实在在地试喂；第三，加大了技术服务的范围，使得农民感觉到新希望不但产品质量好，而且服务比较到位。

就这样经过一年、两年、三年，农民是比较现实的，当发现用我们的产品喂出来的猪、鸡跟那些欧美产品比一点都不差，或许还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信任我们了。这样经过3年的亏损，就开始盈利了，现在已经连续盈利3年多。实际上越南那个地方的市场空间比较大，竞争没有国内那么激烈，只要品牌打出去了，市场是挺好的。P3-7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价值

——如何面对自己的崛起，如何驾驭我们的力量

2007年，萨拉·邦乔尼(Sara Bongiorni)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描述自己与家人如何艰难地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她说：“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邦乔尼是一名商业报道记者，2002年还曾获美国商业编辑和撰稿人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商业报道奖。尽管她再三强调，自己抵制“中国制造”一年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情绪化反应，而是针对经济全球化所进行的一次实验(她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而不能仅仅是中国)，她甚至两次提到自己的中国血统，但是，这样的一本书，仍然透露出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复杂心态。

这不是美国人的第一次。他们也曾因“日本制造”而焦虑不安。当年的美国市场上，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生产的家电、汽车、机床、照相机、打印机，等等等等，而且，“日本制造”是品质优秀的代名词。美国人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兔子，他们的惶恐可想而知。为了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他们也采取了让美元持续贬值的政策。

这一切似曾相识，犹如时光倒错。

现在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已经不太实际。不同的是，当“日本制造”风生水起的时候，日本在教育、研究与开发、国民收入和生活消费、各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发展得头头是道，赶欧超美。而“中国制造”，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廉价的服装、家电、玩具的代名词，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压低的。尽管没有一种思维范式能涵括中国的问题，但他们谈论的热度无疑升高了我们的水银柱。“中国制造”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恐怕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

无疑，“中国制造”、“中国价格”、“中国资本”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辩证看待。首先，我们的国力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的地步；再者，中国人也有权发展不亚于他人的国力，“万山不许一溪奔”早已不合时宜。但是，看着那么多外资到中国下注，看着那么多产品涌出国门，看着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增长，看着那些骄傲的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否也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不可靠的幻觉？是否存在着一种骄矜浮躁的心态？

2001年《经济观察报》创刊不久，适逢中国加入WTO。当时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纭，有人说，受到体制制约，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败下阵来。这一悲观论调已不攻自破。还有一种说法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会“倒逼”中国改革，加速中国融入普世价值、接受国际规则。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指针，我们自然也乐见其成。

但是学者秦晖先生告诉我们，除了上面这两种可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道路还有第三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他认为，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这些年来世界主流的两种主要规则——即自由市场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中国制造”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结构，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都得被迫降低福利标准，自由市场国家也将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样一个吸纳全世界资本、在全球进行采购并向全世界输出商品的“世界工厂”，已经须臾不能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也关乎全球经济的兴衰起伏。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正在逐步改变诸多国家的劳资关系格局，甚至影响着全世界的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一个开放中的中国，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这个话题这么快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以至于令我们有些手足无措。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个伪问题，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只要能够崛起，我们无须作出任何承诺。但我们认为，这是必须予以警惕的。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前苏联过于迷信力量的积累，而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清醒认知，无视公民权利，利益分配失调，才导致一个超级大国困厄纷至，四顾苍茫，乃至最后陷入危机。

我们应该看到，公民社会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易成本，带来了“高效率”的产出，但这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吗？我们应该看到，公众福利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全球资本的吸纳，但这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吗？显然不是。我们不能把力量建设与资源配置锁定在某个僵化的轨道上，而应该善于观察国内结构变化，善于梳理各个阶层的权益分配，并善于对制度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

凡成长必有烦恼，这是每个崛起中的国家都要面对的。如何克服这种困扰，是政治家的使命，也是每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今天，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中国的企业家、金融家们，他们是全球化经济的赢家，他们应该更具有全球思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每一个企业都是价值链中的一环，“只做买卖不问其他”，今天的利润也许就会转化为明天的成本。

我们不想泛泛地谈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很多中国企业家愿意与一些伟大的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纠缠在一起，却忘记了履行合约，忘记了如何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办好。他们应该明白，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包含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增强，就是其公共使命的最好体现。一些企业家拿着本应支付给股东的钱去行善，拿着银行的贷款满世界去种树，拿着拖欠员工的工资去花天酒地，显然不是负责任的企业家。

时至今日，我们的一些企业家仍开口闭口捍卫民族工业，抱负固然远大，自身却忘记了对工人、对银行、对土地、对消费者、对出资方的各种承诺，这种高调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实不足取。众多的中国企业家都需要重新塑造一种责任意识。企业的趋利性无可指摘，但我们能不能杜绝以商业贿赂、官商勾结来攫取土地、牟取不义之利？——这样就可能挽救众多政府官员的性命。我们能不能善待员工、按时发薪？——这样才能让员工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受益，才能让员工对社会产生好的影响。我们能不能到期还贷，而不是继续行贿、以贷还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可以说，离开这些，我们的经济社会权利、个人自由权利都无从谈起。

这样做显然比喊一些使命口号艰难得多。我们知道商人行贿往往源于官员索贿，我们知道企业履行承诺的能力往往受制于市场变化，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让企业坚守道德底线、严格履行合约，等于承担了过多的公共责任，似乎是有失公允的。我们知道在那些后现代国家、后工业国家，企业的社会角色日益纯粹，企业的特定功能就是经济绩效，企业家对公共利益的担当变得相对间接。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是社会发展、经济崛起的基础动力，企业家的使命如何单纯得了？

我们认为，追逐价值的增加是企业家的责任，但用什么样的方法增加，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计前提地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非常危险的，最终有可能要砸掉社会对企业家的支持。企业家毕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阶层，他们动用社会资源获取了巨大利益，自然不能抛弃秩序重装的责任。关切生活质量的提升，关切社会权益的分配，应该是中国企业家当仁不让的社会责任；不再视工会为陷阱，不再视人权为干扰，应该是中国企业的价值路标。

当中国经济融人世界，与发达国家紧密相连，成为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捍卫人类社会数百年积累起来的价值基础——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大家应该在保留差异的情况下，创造出一个共同行动的立场。作为全球化的新赢家，我们已经学会不再拒斥使自己从中得到巨大利益的体系，现在我们应该致力于让这个体系健康成长、永续发展，并让自己从中获取更好的收益。只有失败者才会自成体系，只有弱者才画地为牢、我行我素，让傲骨变成狂悖。

单纯强调一个环节的责任，当然不能解决全局问题。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来思考：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堀起？我们如何驾驭、使用我们正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力量？

我爱好音乐，略懂二胡，干过指挥。我知道指挥的这个人乐队中，有一个音符拉不好，会使整个乐队不和谐。所以我非常注意团队和员工的杂音，力求消除全体员工中的杂音。潍柴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我们内部管理整合速度更快。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旭光

如果说10年前民营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否抓住机遇，那么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抵制诱惑。这10年，我们的企业文化一直未变，10年3件事(保健品、投资银行股份和做网游)，对民营企业是相当不容易的。

——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史玉柱

真正成就马云的，其实就是“中国制造”。后者之勃兴，始于1998年，而在2003年前后达到第一个高峰，沿着这条轨迹考察阿里巴巴的壮大，是一条合理而有趣的路径。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吴晓波

国内制造能力强，成本低，人又忠诚肯干。现在，一些附加值高、劳动力用得少阳产品就放在国外生产；劳动密集型、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就放在国内生产。双方优势组合起来，就能实现“中国成本，美国价格”。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 鲁冠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