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社科出版中心出版的李欧梵作品系列自出版以来，收到读书界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我的哈佛岁月》一书，自问世伊始，一直在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榜上占据显赫位置。李欧梵作为一位融汇中西的“狐狸型”学者，其涉猎广泛，多栖于历史、文学、音乐、电影等领域，治学著文，着手成春。

本书为其作品系列之一的《我的音乐往事》分册。

作为一个音乐世家之子，李欧梵选择了文学作终生职业；而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教授，他又偏偏将自己的灵魂安顿在古典音乐的海洋里。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作为哈佛名教授的李欧梵，而是一个充满真情挚意，醉卧音乐之乡的“乐迷”。静聆内心深处的旋律，追忆音符飘扬的人生岁月，与最伟大的音乐家们进行灵魂对话，将所热爱的音乐与对音乐的热爱镌刻在人生边上。在这本书中，你不仅可以欣赏到美妙的音乐和音乐故事，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天籁般动人的灵魂的回音。

第一辑 纸上漂过的音符

 音乐的遐思

 肖斯塔科维奇的反讽与反抗

 赛义德与音乐

 同性恋音乐有

 音乐与小说

 音乐电影·电影音乐

 美国的《牡丹亭》与中国的《图兰朵》

 《帝女花》与《阿依达》

 古典音乐的召唤

第二辑 不朽的灵魂在乐谱上行走

 你一定要听马勒

 马勒的《复活》

 马勒的音乐盛宴

 倾听贝多芬

 失恋的勃拉姆斯

 弦动我心

 斯特拉文斯基：一个乐迷的礼赞

 《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

 陈酒愈醇：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

 艺术奇才谢勒斯

 带着音乐去天堂的人

第三辑 涉过乐海

 三个时代，三种辉煌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前世今生

 欧洲：激情的交响

 中国乐团剪影

 萨尔茨堡音乐节

 冠盖云集：香港、澳门音乐节

 切利比达克的现象学

 德奥经典最后的掌门人

 如果罗西尼不够

 散珠零玉：中国音乐札记

 受难的灵魂

第四辑 一个乐迷的音乐拼盘

 语言终结的地方

 四种记忆，四种音乐生活

 赞购经典唱片

 漫谈音乐经典

 一个乐迷的音乐拼盘

 身体里的莫扎特

 当我们还年轻

 怀念我的父亲

西洋古典音乐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另一个是电影)。据说有此种爱好的人不少，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更多，近年来随着音响技术的发达，镭射唱片录音渐臻佳境，中产阶级消费者中产生了一批所谓音响迷，音响和音乐加在一起，就产生了“发烧大碟”(录音特佳的唱片)和同有此癖的“发烧友”。

我大概可以算是“发烧俱乐部”的候补会员吧。拥有的“小碟”虽然没有书多，但也有五百多张，而且每月经常“发烧”，往往在唱片行大减价时流连忘返，有时候更变本加厉，从一家唱片行走到另一家，满载而归后，在我的客厅里慢慢地把一张张小碟剪开(在美国，CD仍然包装在塑料袋或纸盒中)，打开音响，小心谨慎地把小碟上机，于是，或雷霆万钧、或温柔绮丽的音乐就从两个落地喇叭中传出来。我的摇椅沙发的位置刚好和两个喇叭成三角形，我于是入座，两腿跷起，然后仔细阅读小碟盒子里的音乐介绍，读后闭眼逐渐进入忘我之境。

我的音响设备只能算是中高级，大部分是英国器材(因为我觉得美国或日本的器材不够柔和)，在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也觉得满足了。我的喇叭有两个特点：低音温而厚，高音亮而纯。由于唱机不是超级产品，所以清晰度略嫌不足，但听交响乐绰绰有余，如果唱片发音效果佳——所谓“发烧大碟”——我听起来也足够过瘾，甚至发起烧来全身进入一种亢奋的状态的作品尤能使我如此)。不过，问题是，如果录音不好，我所想象的效果无法达到，或者更糟的是，有时候唱片杂志乐评家极力推荐的唱片，我买回来听，反而大失所望，浑身不适。非但无法渐入佳境，而且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道，甚至把一个乐章重复几次后，无法卒“听”，或勉强听完一次后大呼上当。这种不满足的情况是我最难忍受的，于是，我不知觉走上音乐和音响“版本”之学的歧路。为了解除心灵上的痛苦，我势必要购买同一个乐曲的多种版本，反复比较，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有时候若购得三四种版本后仍不满意的话，问题就更大了。情绪起伏不定，一方面不敢再买(已经浪费了不少金钱，而且成了家的人不应该再有单身汉的放荡)，另一方面还想再试，于是又开始读音乐杂志、收集资料，甚至在收到一笔意外之财(譬如本文的稿费)之后，根据研究心得再买一个“最后”的版本。

我近年一贫如洗，愧对父老妻女，实在是受了我这个业余爱好之害。

不过，如果我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也自有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

其实，我的专业(文学)和我的爱好(音乐)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有时候我感到读书和听音乐所得的“快感”颇相似，特别是小说和交响乐，其结构的对称性可以找到理论的根据：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所得出的“多声体小说”这一概念，就是一例。我个人在聆听音乐时，往往下意识地把它和文学的境界混在一起，反之亦然，读文学的书，往往想到音乐的主题。唐诗和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在我的脑海中就产生类似的效果(可惜我文笔生硬，不知道如何描述)。据说钢琴家傅聪也曾有过此种看法。初读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直觉地认为全书是一首弦乐四重奏，四个主要人物恰似四种提琴，在全“曲”的结构中作哲理和情感上的交融。而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却面目全非，精致的四重奏变成了大而无当的交响乐，而且指挥者——导演的诠释全错了，不该有的重音却拼命加强，把整个小说的“轻”搬弄成使我难以忍受的“重”！观后浑身不舒畅。回家猛听雅纳切克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心情才逐渐平稳下来。

我授文学的课，往往作音乐的隐喻，学生听不懂，我更感到对牛弹琴，了无乐趣。浅显的例子学生比较容易接受，譬如，我每次重教鲁迅的小说，就说：“每一个指挥家，都想诠释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经典作品可以容许不同的读法，卡拉扬前后录制过三次贝多芬的交响乐，我也前后读过三次鲁迅的小说……”说着就自鸣得意起来。有时候文学作品互相指涉和反讽，就用巴尔托克《交响协奏曲》中的一个乐段引用并讽刺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例子，于是又可以把话题扯到文学与政治、乡土与现代、作品与诠释等大问题上去。

语言和现实不同，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的距离太近了：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使命感或承担意识(所谓“感时忧国”的精神)固然重要，然而一个作家若没有自己的文学语言，仍然无法把意识变成艺术，或在个人艺术和集体意识之间找寻独特的出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最好的例子。p12-5

这本书看来洋洋大观，其实是一部增订本，内中包括我以前写的三本有关音乐的书：《音乐的遐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音乐的往事追忆》(台北，一方出版公司，2002年)和新版《音乐的遐思》(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年)，另加最近为香港各报章杂志写的三十多篇音乐文章，合在一起，集成这本书，算是为自己多年来对古典音乐的热爱留下一个记录。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席云舒先生，没有他们二位的鼓励和督促，我也懒得做冯妇出这本书。然而，音乐毕竟是我一生的挚爱，没有音乐我也活不下去、写不下去。和玉莹结婚后，我发现生活更有意义了，我们一起过平常日子，当然更要有音乐“助兴”，所以我的音乐灵感竟然潺潺不绝，随时随地有如泉涌，而且写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几乎到了随“传”(约稿)随写的程度。我妻虽不懂音乐，却鼓励我听音乐，所以她也是我的“缪斯”和知音，只要她对我莞尔一笑，说一声：“老公，你写吧，一定可以写出来的！”我就会立刻下笔不能自休，文字像流水或马勒交响乐的旋律一样，源源不绝地流了出来，甚至充满了激情。有时候越写越长，最近竟然写成一篇讨论布鲁克纳的几千字长的文章，仍觉意犹未尽，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的日常生活也被音乐填满了：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唱片机听音乐——从莫扎特的《弦乐五重奏》听到吉内特‘内沃演奏的“绝版”小提琴曲；上班上课时，脑子里除了教材之外还是音乐，有一次为中大建筑系的学生讲维也纳的建筑文化时，竟然从奥托·瓦格纳和阿尔道夫。路斯设计的房子讲到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下班回家，吃完晚饭之后，又是听音乐——不是到香港文化中心或大会堂去听香港管弦乐团或香港小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就是在家中客厅边听边看各种音乐的声碟和影碟，从阿巴多(121audio Abbado)指挥的贝多芬和马勒到列文(James Levine)指挥的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后者还是在晚饭前就开始听，一直听到老婆叫我上床睡觉。甚至在入梦之前脑海中涌现的还是瓦格纳或布鲁克纳的旋律。用老婆的广东话说，这就叫做“藕线”！

在《音乐的往事追忆》的自序中，我曾提到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和他那种独有的琐琐碎碎、丝丝缕缕的法文长句子所营造出来的“过去”世界，但普鲁斯特的回忆源泉不是音乐。我的“现事”和“往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内心独自”皆充满了音乐，恐怕不亚于专业音乐家，然而偏偏我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训练，唱不出口，只能听。也许脑子里积累的音符太多了，所以化成文字写了出来，但写成的文章却毫无文采或形式上的完整结构，那只能怪我自己没有这位法国大文豪的生花妙笔。而我义偏偏不会作曲，甚至连较复杂的乐谱也看不懂，因此也无法圆我“业余指挥家”的美梦。怎么办？只好听音乐，写文章。

然而我想像我这样的乐迷一定不少，否则也不会有出版社愿意为我出这类音乐书籍，它既非我的“正业”(文学)，也非我的“学术著作”(甚至我的“乐评”也是玩票性质)，我还不时收到不少乐迷读者的回应和乐团乐师的好评，认为我的论点颇为“中肯”。在这些读者和乐坛同好鼓励之下，我更觉得勇气百倍，看来今后还会写下去，说不定还会出二集、三集、四集，或“前传”，像《星球大战》或《蝙蝠侠》影片系列一样。

我发现自己随着年岁日增，越来越喜欢听音乐中的老经典和经典中的老版本。最近的文章中讨论的经典作品(如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和布鲁克纳的交响乐)和经典诠释家(如小提琴家海菲兹、指挥家切利比达克、克莱伯和君特·旺德，皆是欧洲人)也特别多，而对于新音乐——如欧陆、美国或中国新起的作曲家和作品——则不够专注，只偶尔论及。我购买唱碟时更是专找老版本，所以香港中环一家小唱片行的老板娘一见到我进门，就会自动抱出一大堆重新包装的老唱片来任我挑选。我最近发现自己收藏的指挥家版本中最多的不是卡拉扬或萧提，而是切利比达克和弗特万格勒，而后者几乎伞部是“原声道”的早年录音。如此下去——人老了，却往更老的经典版本堆中去“寻宝”——如何是好？

我妻看我一脸无可奈何却又自鸣得意的表情，又是莞尔一笑，轻轻地说一声：“老公，你看来还很年轻！”就在她这一声鼓励之下，我又完成了这篇序文。这本书当然要献给她。

2005年7月3日于大连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