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许多作家的文章，有季羡林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追忆李长之》；张中行的《梁漱溟先生》；余英时的《我怕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巴金的《怀念从文》；王蒙的《周扬的目光》；钱伯城的《老报人徐铸成》；吴冠中的《尸骨已焚说宗师》等许多作家的文章！

本书收入了季羡林、张中行、余英时、王蒙、于光远、巴金等当代名家的散文随笔作品，包括《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梁漱溟先生》、《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周扬的目光》、《田家英的悲剧》、《怀念从文》等。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追忆李长之

梁漱溟先生

魂兮归来记梅老

根深不怕风摇动

怀念老舍先生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晚年的吴宓与陈寅恪

怀傅雷

周扬的目光

出自幽谷 迂于乔木

独秀的另类“文存”

和绀弩熟识的岁月

记吕荧与胡风

田家英的悲剧

老报人徐铸成

怀念从文

忆艾思奇

追念夏丐尊先生

斜阳系缆

萧军印象

清风亭下哭信芳

我的启蒙老师黄佐临

记忆中的赵景深先生

一颗不灭的诗星

记忆中的几位大师

哭徐迟

从麻林中挤出的回忆

黑白颠倒岁月中的李可染

尸骨已焚说宗师

魂兮归来记梅老 谢蔚明

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犹如夜色茫茫中的灯塔，吸引着追求光明的青年记者。代表团发言人范长江对我说，周恩来副主席对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等等背信弃义行为极不满，决定撤返延安以示抗议，范长江也将随周恩来去延安，向我交代今后联系人是梅益。经过面对面的介绍，我见到梅益，结下数十年密切友谊。

梅益相貌英俊，一表人才。他不姓梅，本名陈少卿，化名不少，广为人知的应数梅益，一度畅销全国的中译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署名梅益。他的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抗战时期。日寇侵华，上海沦为孤岛。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爱国人士严宝礼创办《文汇报》，梅益用笔名美懿翻译美国作家的著作，题名《中国红军行进》，连载到三月：二十一日突然中止。《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主编柯灵在《中国红军行进》后刊登“附启”：“兹因译者美懿先生离沪暂告结束，即希读者见谅。”实际情况是，梅益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得到党组织通知离开上海到达苏北解放区，在建国大学执教培育干部。建国后有些省部级领导就就读于建国大学。

抗战胜利后，梅益在南京任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一经西方记者传播海外，自然提高了知名度，他对此一笑置之。我当时是官方报纸采访部负责人，和梅益结下了无话不谈的友谊。自从周恩来去延安以后，中共代表团留下以董必武为首的梅益等几位党员，期待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但是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厮杀不断升温，和谈希望微渺。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到徐州、兖州战地采访时，国民党强迫以董老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等我回到南京，才知道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住进梅园新村。抗日战争促成的国共合作的局面完全破裂，取而代之的是内战烽火迅猛燃烧。

我从徐州战地回到南京，见不着梅益，见到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毕群，他告诉我，以董老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时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董老慷慨陈词，说明国民党当局应负和谈破裂全部责任。毕群的坐位紧挨着梅益，忽然接到梅益递给他的纸条，上写“以后联系，用穗字代号，请转告蔚兄”。毕群心细，警惕性强，他深知这一天的会上，少不了国民党特务混迹于稠人广众中间，他连忙把小纸条送入口内嚼烂咽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刊出梅益谈起此事的一篇短文。

三年解放战争，打出新中国。我到南京见到石西民，他主管全市意识形态部门工作，我请这位在国共和谈时相就的故交安排工作，他说，梅益在北平筹备建国大典事宜，来信托他打听我的下落，他说论组织关系，我最好到北平由梅益安排工作。我是旧中国的新闻记者，以自由职业者自命，没有组织观念，合则留，不合则去，无拘无束。

石西民想得很周到，介绍我到统战部见史永部长领取路费，又到军事管制委员会拿刘伯承签发的赴平通行证，坐了几天火车’到达北平见到梅益，他要了一桌酒席替我接风，告诉我为筹备开国大典忙得不可开交，让我先休息几天。北平是我旧游之地，印象至深的是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引发的巨大学潮方兴未艾，市长何思源宴请来自南京的中外记者团做解释。我还独自走访《新民报》北平版负责人张恨水、副刊主编马彦祥并结成忘年交。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年过三十，面对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代，我觉得从解放区来的普通干部都像古城一样纯朴，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共产党令人景仰的力量。梅益找我谈话，他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每接管一个城镇，干部奇缺，打个比方，好像大旱中下雨，把满地尘土的地皮打湿，不能解决急需大批干部的燃眉之急。南下工作团使用的是大批男女中学生，这些青年接管的是国民党基层政权。我表示愿意加入南下工作团，他说那是青年小伙子的任务，“你参加革命工作，要独当一面”，真使我受宠若惊。梅益接着说：“我已经和小廖(廖承志)商量好了，请你留在北平马上参加工作。”他接着说，新闻、出版、教育、行政部门、解放军部门，让我自行选择。

我不识抬举地回答：感谢你和廖承志，但我是来自旧社会的新闻记者，看到解放后新气象，我自卑，今后不想再当记者，只想学习改造旧我，参加革命政权工作。长谈之后，他建议我进华北大学学习，等到学习期满听候分配工作。浦熙修连续寄来长信，说是《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决定成立北京办事处，请她当主任，她让我念在解放前共患难的友谊和她合作，接着把路费汇来。老友盛情难却，我走进《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几天以后，梅益来了，他当时任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副部级)，是个大忙人，随便和我聊天，绝口不提我违背承诺的话。他用大度包容，消除我内心的愧疚不安，表达对我爱护的深意。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展开，我在劫难逃，在劳改农场死人堆里存活下来，后来退场还乡，不过在农场的月薪三十六元五角没有了，我成了无业游民。到北京看望老友，巧遇刘朝兰，问起梅益，他也是刚“解放”，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了欧洲访问，不知何时返京。无奈之下，我回到落脚点安徽省铜陵老姐姐住处，读书写作。时隔不久，梅益来了信，不问可知，我的住处是朝兰女士提供的。他第一封信开头写道：“听说你多年来生活坎坷，不胜感慨。”——是我路过北京和朝兰长谈苦难际遇引起的。从梅益这几封来信中看得出，当时他为我的工作，找过廖承志、《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我当时赋闲，他是重任在身的高级干部，能在百忙中为故交费尽心思而奔忙，使我深受感动。

一九七八年，梅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按规定实行秘书长负责制。我到京组稿，就便去看他，叙谈中谈起国共和谈时在南京相识的石西民，解放初期重返南京，后调上海任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他排除“左”的干扰，做了很多好事，《文汇报》几位党员逃过反右劫难就是一例。他晚年处境不顺，梅益把他调到中国社科院担任出版宣传工作，生活上配备小车等等。梅益还陪我看望西民。一九八七年他逝世前，我每次到京必去走访。《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他应我之请，用浮肿的手写纪念报庆稿，使我感动难忘。梅益与西民的共同点是珍重友谊，不以贵贱论交情，而且不是一时一事，经得起时间考验。

梅益在病危时刻，把我请他看的几篇拙作完整地寄还给我，同时附有给我的信，笔迹潦草，勉力辨认，仅读出一小部分。无奈之下，我转寄刘朝兰，这位烈士遗孤从延安到北京，在梅益领导下工作多年，我请她解读，定会为我释疑解惑。她不负我的请托，将全文“翻译”后用特快专递寄来，现摘录于下：

看了你写的这些(注：指我寄梅益看的拙作)，感慨良多……我们这样的人经不起折腾，毕竟老了，千万小心。衷心问候你的老伴好，一定要保重。最近我想起《南京人报》的王孚庆，他女儿为了弄清楚他当年的情况，专门到香港看了两个月的港版《文汇报》，她的父亲确实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报人，她的态度使我感动。你记得王孚庆吗？好人一个，你也是好人，可惜我们过去谈得太少。问你好。梅五日。

梅益与世长辞是二○○三年九月十三日，给我的信经过朝兰解读再寄我，加上邮程迟滞，耽误了不少时光。就在此时，我于故纸堆中突然发现王孚庆给我的一封信，心想梅益在重病中怀念孚庆不已，就不假思索地拨通北京梅家电话，想告诉他孚庆给我的信让他高兴，夫人说梅益昏迷，危险，正在抢救，希望不大。她讲的话不幸而言中，抢救无效，梅益和我们永别了！

值得一提的是，梅夫人尹绮华是一位人称“工作狂”的正部级高级工程师，与梅益生育三男一女，极“左”浪潮把兄妹们推向异国谋生，各有建树。一九九三年年末，我到京走访梅益，巧遇他最小的女儿梅燕，她在美国纽约某传播媒体任节目主持人，为探望二老双亲回国，三天后即将赴美销假，她看重我和她父亲谈话的场景，特地取出照相机拍下照片。

岁月无情带走了梅老和他关怀备至的王孚庆，令人伤感。多年来，各地辞世的师友多不胜数，大都饱经忧患、享有高寿，更可贵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大节无亏、俯仰无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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