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本书本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和精细独特的纪实手法，拨开百年沧桑的历史烟云，真实再现了一代爱国名将张学良坎坷的人生经历。“西安事变”前后他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后半生充满神秘色彩的幽禁生涯……一路娓娓道来，让你对这个爱国名将更加爱戴和景仰。

张学良，这位与20世纪相始终的百岁将军，无疑是这个世纪里中华民族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作为拥有四省地盘和数十万雄兵的第二代“东北王”，他始终扮演着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旋乾转坤、叱咤风云的英雄角色，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局的焦点和中心人物。1936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与杨虎城将军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他奋不顾身，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失去自由，沦为“政治囚徒”长达半个多世纪，其被软禁时间之长竟创下世界纪录。在他身上，完整体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他是中华民族无私无畏的千古功臣。

序

自序

丰功垂青史 大义永流芳——爱国是张学良人生乐章的主旋律

顶天立地 大义凛然——张学良送蒋返京的原因、目的与意义

身遭幽禁 心系西北——张学良“幽居”后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欺世盗名 欲盖弥彰——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

沙里藏金 绵中有针——解读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

研究明史 皈依基督

寻寻觅觅 为救中国——张学良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

天纵骄子 地佑英豪——张学良何以健康长寿101岁

星陨异邦 魂系故土——张学良陨落夏威夷

由来有自 历史必然——与同人商榷(1)

落井下石 天理难容——与同人商榷(2)

事实俱在 岂容颠倒——与同人商榷(3)

诚挚友谊 万古长青——张学良与周恩来

门生故旧 爱国情浓——张学良与吕正操

崇尚国粹 情有独钟——张学良与京剧艺术

花中真君子 风姿寄高雅——张学良的兰花缘

百年华诞 誉满乾坤——祝贺张学良将军百岁华诞

千古功臣 彪炳史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访谈录

附录1 张学良口述自传

附录2 张学良将军年表

后记

张学良本想学医，治病救人，以洗“东亚病夫”之辱，但事与愿违，竞走上了从军之路。他曾风趣地说：“本想治病救人，却学会了杀人。”

1919年，张学良遵父命人东三省新办陆军讲武堂学习炮科，成绩优异，连续考了四个第一，未毕业就当上了少校营长。毕业两年后即任少将，年仅25岁就晋升为中将，是名副其实的少帅。随父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当时能征善战的年轻将军。

1921年，张学良由张作相和日本顾问本庄繁陪同，前往日本参观秋操。尽管他受到日本官方的热情接待，但他对日本印象不好。日本总想以势压人，向他炫耀武力。张学良不但不怕，反而产生反感。当日本人问他有何感想时，他说：“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当他得知中国留学生学费甚微，生活困难，就与驻日公使会商，特电其父允即拨款接济，以励学生而重学业，张作霖欣然同意。

在回国途中，本庄繁问张学良：“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留英的亲英，留美的亲美，为什么留日的反来反日最力呢？”张答：“就是因为日本人不拿中国当国家看，不拿中国人当人看。”由此，他领悟到一条真理，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实为中日问题不能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

他访日归来，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鉴于这次战争的惨败，建议其父整军经武，在奉天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亲任参谋长，兼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监督。直接走上整理陆军，创办空军的第一线，使奉军(后改名为东北军)的现代化水平大为提高。

张学良之所以建议其父采取上述富国强兵的措施，是为了与强邻日本抗衡。但父命难违，还是追随其父参加了军阀混战。在参加军阀混战中仍支持国内的爱国运动，产生了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成为最年轻的爱国将领。

1923年，爆发了全国人民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张学良立即捐赠现洋100元给“三二惨案”受伤的学生作医药费。并致信称：“各国军警对于学生们的示威运动，只有在旁维持秩序，没有听说军警和学生冲突的。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国家外患的责任，但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施加威力，这真是很可痛心的事。……青年学生们手无寸铁的奋斗，是我最佩服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不能使国民得永久的安宁。”以此为起点，张学良对历次爱国运动，不但没有采取如历届中国反动政府的镇压行动，反而都是采取同情、支持的态度。他曾对自己的秘书黎天才说：无论任何党派在东北活动，我决不杀害一个青年，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家搞好，才产生了青年的要求。

1925年爆发了全国范围内反对日、英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时任奉军中将的张学良，在与记者谈沪案之意见时说：“爱国之心，余自问与各界无异，但处此时局艰难之际，眼光当放远，步骤当严整。国人向痛诟军阀黩武，学良亦军阀一，且自承认为坏军阀，然私意实酷爱和平。去岁奉直之战，实不得已，至今念及尸横遍野，犹有余痛。”6月8日，他又致电上海爱国学生：“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为英租界巡捕开枪轰击，死伤多名。展诵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兹本人类爱群之心，仅以薪俸所人，捐助二千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藉慰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及，聊以尽心而已。临颖零涕，不尽欲言。”

1927年1月3日，汉口民众集会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游行队伍在江汉关前遭英国水兵刺杀。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向码头罢工工人寻衅，杀伤多人，时称“汉浔惨案”。12日，正与北伐军干戈相向的张学良在北京与英国某要人谈“汉浔惨案”时正色说道：“中国南北之争，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能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是年春，他在写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称：此前虽奉父命出师河南作战，但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次日，正在郑州督战的张学良与奉军将领韩麟春自河南前线联名发出对时局通电，表示：“期在地方共得安局，人民悉循正规，并望追随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共挽颓流。”

同月24日，当北伐军打败直鲁联军，占领南京时，帝国主义竟疯狂地炮轰南京，造成军民重大伤亡。张学良得讯后，立即发表谈话，再次呼吁各方息争御侮，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

张学良在河南作战时，看到沿途乞丐成群，饿殍遍野，心中之痛难以言状。撤退时，他作临行之处置，“派田维勤维持郑县一带治安，以待国民军之到来。亲笔写了一封长信，交当时的陇海路督办章祜转交来到的国民军高级将领。信中大意说明：我未破坏黄河铁桥，因系中国最大建筑之一，如果破坏，一时不易修复，不忍伤国家元气，非我撤退仓促不及破坏也。我军在郑县仍储存有给养甚夥，非我忘记焚毁。频年战争，豫民流离可惨，何必火以灾黎渴望之食粮。我们同系中国人，贵军如不急需，请你们把他(按：它)散给灾民，这算补一补咱们的罪孽。我有些重伤患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人道的观念，请求加以医救，不胜感激。恐我们总会有见面的一日，到那时再谢吧。”他深感内战之不幸，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一)无目的的互相残杀，忽而为敌，忽而为友。双方所牺牲者，多为英俊有为之士，自相残伤，实深痛苦。

“(二)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挑衅待机，谋夺权利。我曾为南京、济南事件，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全国放弃阋墙之争，一致团结对外。

“(三)因军事之破坏，殊少建设，大伤国家元气。人民流离失所，老弱转于沟壑，满目疮痍，深思反问，此是何人之过？时而疚心如焚！

“(四)死伤官兵，虽有抚恤，皆无完整妥善的处理。尤以失败的军队，伤患官兵时流为街头乞讨，虽系敌人，但皆属同胞，同系中国军人，触目伤情，不能自抑。更进一思维，此种无谓死伤英勇壮士，是何为乎？

“(五)物力人力，如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使那些英勇军人，为国牺牲，忠魂可慰，而况外患频仍，我们何苦自相削弱，为仇者所快乎？”

基于上述的种种心情，张学良下定决心，不再从事内战，不顾一切，继续说服其父息争御侮，撤兵关外，休养生息，保境安民，致力于团结统一，建设地方，促进民生，发奋图强，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抵御外侮创造条件。P4-7

我的老朋友张友坤同志的新著《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又将杀青，嘱序于我。我与张友坤同志从青年时代相交至今，至为莫逆。1964年8月，我们同时走进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经历了张掖“四清”、黄县劳动锻炼和“文革”十年。过后，他有一段时间“跳槽”，并且有幸给吕正操老将军作了几年秘书，后来以副师职上校军衔退伍，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行政副所长兼党委书记。这期间，他经常聆听吕老将军话张学良将军旧事，并得以阅读有关历史资料。到了研究所，便决心以研究张学良为乐事。此后工作虽屡有变动，而且大多担任研究单位的党政领导工作，但他长于任事，对党政工作驾轻就熟，便以余力研究张学良，先后有《张学良年谱》《张学良轶事》《张学良世纪风采》等著作的出版，此次又有《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告蒇，宛然已成为研究张学良的一大家了，可喜可贺。

先是在张友坤编纂《张学良世纪风采》完稿时，我们共同的老领导刘大年同志正卧在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仍为《张学良世纪风采》口述序言，阐明了评价张学良一生功过的三条原則。我承邀为《张学良世纪风采》作序，阐述了刘大年先生提出的三条原則。张友坤同志告诉我，读者对这两篇序言颇多赞美之词。

我在那篇序言中，曾经转述了刘大年先生有关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的见解。我认为这个见解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客观历史。但是，据我的观察，这样的认识尚未被普遍接受。我想借这个机会，继续阐述刘大年先生生前提出的这个见解。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的一年。我国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我聆听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后又读了报纸发表的文稿。胡锦涛主席在报告中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咸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段话，是许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面阐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分别承担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这是客观的历史评价，不仅政治影响极好，而且具有学术上的指导意义。我最近去过祖国宝岛台湾，与台湾学术界的朋友们进行交流，发现那里的朋友们对胡锦涛的上述评价是满意的。我以为，在这个评价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就十分完美了。

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老问题。我们过去习惯上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台湾学术界只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对抗战历史中的这个认识问题，至今还影响着海峡两岸的人们。在抗战胜利6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企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问题。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对抗日战争的基本定性。从民族战争的全局来看，中华民族内部各党派、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才有出路。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內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可以理解的。  ……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互相指责，或者彼此不承认对方在抗战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基于当时强烈的政治、军事对抗，这是可以理解的。抗战胜利60周年后的今天，这种政治、军事对抗已经完全消失了。国民党已经没有资格在中国大地上与共产党相抗衡了。国民党在台湾尚且自身难保，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国民党难以战胜岛内的“台独”势力。今天已经出现这样的形势，在击垮“台独”势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国共可以结成新的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民族战线。我们客观地、历史地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起到两个领导中心之一的作用，可以安抚像王升、郝柏村、马鹤龄(马英九的父亲)这样的国民党人和一大批以往接受过国民党观点的人，使他们心服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襟，极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认为，应该肯定抗日战争中两个领导中心的存在。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是被蒋介石反共、不抗日的行为逼出来的，客观上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亡的心声。西安事变的结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在国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就为抗日战争中两个领导中心的实现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张、杨两将军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变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研究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我们认识中国近代的这一段历史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友坤同志已经在张学良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谨此新著出版之际，说了上面这些话，意在为张友坤的新著补充一点言外之意，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是我在1998年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申请的课题，原课题名为“张学良幽居岁月研究”，拟出一部专集和制作《张学良在大陆的幽居历程》录像带。结项时，鉴于张将军已经故去，特撰写《丰功垂青史 大义永流芳——爱国是张学良人生乐章的主旋律》一文，以颂扬张将军的丰功伟绩。联想张将军被蒋氏父子幽禁大半生，真可谓“爱国获罪，千古奇冤”。所以，曾将书名定为《民族功臣 千古奇冤——张学良幽居岁月研究》。

该书由论文、评论和附录等组成，同时收录了笔者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拙文。为了能概括全书內容，在一些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建议下，又将该书更名为《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

全书重点在于阐述张将军送蒋返京的原因、目的和意义，以及张将军身遭幽禁后继续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主要资料来源于：1986年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199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笔者与钱进合作编著的《张学良年谱》。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始终围绕张学良爱国爱民这一主题，故在引用资料上难免有所重复。

该著本拟2000年完成，之所以在2003年才结项，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完成制作《张学良在大陆的幽居历程》录像带后，1998年元月到夏威夷当面赠送张将军。接着，为庆祝张将军百岁华诞，我在吕正操将军、阎明光、吕正则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集中精力编著《张学良世纪风采》(大型影集)，花费了不少时间。

其二，2001年初，我因病住院，一度中断课题研究。即便出院，每天工作时间受限，效率也低。

其三，当然也与主观上没有抓紧有关。特向有关部门、同志致歉，敬请见谅！

2006年是西安事变70周年，东北大学出版社适时出版该书，也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在此特致谢意。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老前辈吕正操将军为本书题词，以及挚友张海鹏为本书作序；感谢我院有关部门及同志：民族研究所郝时远所长、揣振宇书记，科研处的任一飞、邸永君，近代史研究所的徐辉琪；感谢东北大学的魏向前，以及魏跃进、雷平、张小松等同志对我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西北大学李女峰教授、东北大学郭爱民和李毓兴老师为本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同时，也感谢我的夫人何爱群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谨此特别致谢。

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愿与读者商榷，恳请批评指正。

作者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