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报告文学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大多语焉不详，这不该一笔带过。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葛红国与创作员裴志海，采访了三百余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具体地详细地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讲述自己的战友和老乡的遭遇，讲述战争的激烈和残酷，面对作者的采访，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在大别山的经历，也不讳言失败和挫折，甚至还有反思。

刘邓大军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他们实行无后方作战，遭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在跃进大别山时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时只剩下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这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作者不仅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宏大叙事的的同时，还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细节上，用笔深入那些亲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内心，尽可能地实地记录、整理历史，有血有肉，情感深挚。

寂静的山岭震撼苍穹(序)

一、向南!向南!

 黄泛区

 强渡汝河

 天助刘邓

二、红色的土地

 一寸土地一寸血

 回家

三、“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下马威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

 打土豪，分田地

四、打几个大胜仗

 激战张家店

 高山铺大捷

 广济之战

五、冷的冬

 棉衣歌

 宋埠事件

 血战柳林

 兜圈子

六、“麻烦制造者”

 说说十一师

 北向店遇险

 包信集之战

 兵败王家店

七、反右倾

八、再见了，大别山

 春之冬

 “叫花子部队”

 新式整军运动

 “我们是对全国尽了责任的”

跋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刘邓大军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西北、华北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也是它的软肋。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更重要的是，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毛泽东必须有所动作。

经过一年的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1946年3月，华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1947年7月，晋绥解放区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华中、山东解放区也发生严重灾荒。但即使这样，为了支援战争，解放区的公粮田赋负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仍旧普遍加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7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和敌人在解放区扭打，共产党人将面临极为困难的情况。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

前几个月在晋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解放区面积减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和国民党军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回旋的余地也大为缩小了。国民党军一直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它最拿手的是打阵地战，而解放军则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硬碰硬地阵地战，一般都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没有地方可供运动，这仗当然要难打得多了。

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虽然是共产党主动撤出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就连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甚至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丢失延安“中共显然失败了”。董殿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决战辽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3版，第314页。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考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正在不动声色地统观全局，他觉得是到时候了，就在关键时刻拨动一下棋子，下了一招险棋，作为一桩冒险的“买卖”，那就是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蒋介石向解放区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突破，扭转战局。

这一着让整个棋局变活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作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一军通称“刘邓大军”。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通称“陈谢大军”，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通称“陈粟大军”，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使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必将改变整个战局。

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也是共产党建立武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向敌人统治区域进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将是一起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一无所知。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对于这一事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之为“六卅事件”，认为“六卅事件决非好兆头”，但对共产党人的战略目的，他也是一无所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甚至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共军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蒋介石似乎也没有过

分地注意这件事，1947年7月，他坐着专机，行色匆匆地奔波于全国各战场，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就在刘邓大军开始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天，蒋介石又飞到了延安，部署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然后任命孙立人取代顾祝同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总监，放手让顾祝同坐镇陆军总部徐州指挥部，集中精力指挥45万军队进攻山东。蒋介石放眼全国战场，却没有看到南渡黄河后的刘邓大军，正在磨刀霍霍，枕戈待旦，随时都准备作为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脏。

集结在黄河滩上的刘邓大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下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出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共产党人偏偏就这么干了。

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反而是最厉害的杀招。

从这点来说，棋还未下，南京已经先输一着。

如果说战争真是一场生意的话，共产党已经稳赚不赔了。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原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副教导员刘伟回忆说：

我们刚开始跃进大别山时，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刚开始是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也没有进行动员。下面要是问了，就给他们讲，要打到敌人的地盘去，不能让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要去打碎它的坛坛罐罐。也有人猜测，我们这次是要去延安，因为延安情况紧急，要去保卫毛主席。部队也没发地图，也没行军路线，我问教导员：“我们到底是去哪里？”他说：“你别管这事，可能向东，也可能向西。”老百姓问我们：“从哪里来的？”上边不让我们说是从北边来的，说是“从东边来的”。到了第二天，又变了一种说法，说是“从西边来的”。

刘伯承在对旅以上干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动员

也不让说正式番号，三纵改成了“曾家庄”，可能是个地名。我们下边今天是一支队，明天可能就是二支队了。这和解放区不一样，在解放区，老乡问我们，我们就说实话。

P1-5

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许多辉煌的时刻，比如天下皆知的南昌起义，比如万里长征，比如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等等。与它们的辉煌相比，1947年刘邓大军的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没有那么炫目了。但我读罢此书，心痛欲裂同时又有酩酊之醉。掩卷之余，湮然眺望群山，那轮我们自以为烂熟于心的夕阳，突然变得陌生神奇并且暗藏着从不知晓的隐秘。寂静山岭正在拔地而起，无声的，震撼苍穹。浩瀚时光里的每一个片刻，原来都那么深不可测。

那一年寒冬，12万大军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进入大别山区，后来它被人称之为大转折。因为从这时起，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国统区。但是，这次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转折，并非轰轰烈烈开始，相反却是静悄悄地发生。刘邓大军各部偃旗息鼓，隐姓埋名，星夜南下，一步步穿越大片淤泥埋没了屋顶的死亡地带——黄泛区。当时，连团长们都不知道此行何处，战士们甚至猜想此行是去保卫延安，憧憬着下一场胜利会战。他们没想到自己正进行在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难痛苦的历程上，在当时这历程也像群山那样绵绵无尽、不见天日！60年后，有幸存老兵一声叹息，“红军是苦出来的，革命是苦出来的……”这喟然一叹浓聚万千感慨，真是重于泰山哪！须知，九死一生的革命者通常不屑于言苦，当他们苦涩一叹时，足证明他们当时真苦到了欲求战死而不能、苦到了生不如死、生死两难之境。而这种意境，在过去浩如烟海的战争作品中甚为罕见，堪为《冷的冬，热的雪》独得之秘。

很多时候，忍受苦难比慨然赴死更为不易(同理，再现革命者的苦难也往往比讴歌辉煌的战役更为不易)。进入大别山区的部队完全没有后方，没有友军，没有供给，没有昔日百姓那种心心相印的支持，连他们熟悉的日月山川、黄土高坡都没有，总之你熟悉的一切都消失殆尽。这时候的你，生存要比战斗更为艰难，因为你不得不分分秒秒都在忍受异类异境、分分秒秒都在与要夺你生命的陌生事物奋战不休！刘邓大军的战士大多来自北方，他们从没经历过南方山区这种浓密的苦雨，以及无边无际的瘴湿。他们面对陌生甚至惊惶逃避的百姓，听着愕然不懂的方言，他们不得不在细窄的田间小径上跌跌撞撞，单薄的军装每天都腐烂如缕，赤裸的双足早就皮开肉绽，嗡然不绝的毒虫不分昼夜地裹胁于他们头顶，莫名的伤病天天侵噬着这支昔日战无不胜的部队……与此同时，无粮无药，杀机四至，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哦，只有敌人仍然是他们熟悉的，但这些敌人也由于环境之助比先前加倍凶狠！

我觉得书中描写刘邓大军经受过的苦难，真好比一把烧红的剑从我们皮肉上划过，写得滋滋做响痛彻心肺。看哪，为了生存，饥饿的战士们把未脱壳的稻谷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稻壳刺穿食道刺穿肠道，拉出来的都是血。看哪，车马炮正深深陷入泥沼，战士冒着轰炸拼命往上拔。上级含泪下令抛弃，排长却不忍心。要知道每一件武器都曾是弟兄们用生命换来的。在那个年代，一尊山炮如同战士的胆，如同信徒的圣。不要说战斗了，只要山炮从身边轰轰烈烈驰过，扬起尘土都会让战士觉得自己陡高三尺天下无敌！而现在，这尊山炮正在把许多战士的生命拖陷了进去……比抛弃武器更痛苦的是放弃伤员，也就是抛舍昔日血肉弟兄。要是在根据地，每个伤员都会被几个民工救下火线。而在这陌生的地方，一个伤员也会把几个筋疲力竭的战友拽入死亡之境。不得已，战友只好忍泪塞给伤员们几张中州票，让他们能走就走能爬就爬，自寻生路。负伤者完全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们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当然，也有伤员抱着战友的腿哭泣：“求求你带上我吧，我还能打仗啊！”……这时，这时任何笔墨都难以表达抛弃者与被抛弃者的心境，因为双方都在经历着最痛苦不堪的自戕。要知道我军从建军开始就恪守两个基本传统，一是任何情况下宁死不降，二是任何情况下不抛弃同志(抛弃意味着背叛)。这两个传统是我军命脉啊，使得战友之间彼此信任，任是谁，都会宁可同赴死，绝不各逃生。部队的战斗力由此而生。但现在，极度艰难的处境正在把昔日这支伟大的红军逼到令人不堪的地步，伟大者也不得不断臂自救！

刘邓大军中，一些老红军就出生于大别山区。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们重回故地时已经全无归乡的喜悦了，因为时光流逝、天各一方。红军的亲人经常被白匪灭门灭族，因而革命者的常态就是无故乡，他们唯一的家就是部队，唯一的亲人就是党。所以，当陈锡联司令听说“六纵那边找了个向导，说是你兄弟”时，他淡然一笑，根本不相信家里还会有亲人活着！晌午，一辆小推车把一个枯瘦老太婆推进司令部，陈锡联见之惊骇大恸，那是自己的娘啊！原来，陈锡联当红军后，可怜的老娘讨着饭找了他多年，却音信全无，都说她儿子死了。但老娘不甘心，后来又听说山里来了部队，是当年的红军，老娘再次讨着饭找儿子，几乎病死山道。陈锡联流着泪听母亲诉说，痛不可当。但相聚之后必须即刻率部出发，身为司令的他竟然无物可以资助贫苦至极的家，只有把自己那床被子留给娘。更令人痛断肚肠的事发生在三纵副司令郑国仲身上，他当红军离家二十年了，这一日行军到了麻城郊外郑家塘。他印象中这儿是自己的家啊。他忐忑不安找到一座茅屋前，看见门口站个陌生的、满头白发衣着破烂的老太太。朝思梦想的郑国仲，万没料到这人就是自己母亲！这位老母亲也没有认出自个的儿子，她惊恐地躲避郑国仲的目光。郑国仲进屋后，看见一个老大爷坐在炉火旁。他仍然没认出这人是自己父亲，忐忑问：“大爷这是谁的家啊？”大爷冷淡地回答：“我的家。”郑国仲说：“那你认识我么？”大爷竟然警惕的哼了一声，沉默着。因为二十年来，红军家属遭白匪残酷屠杀，都不敢暴露自己身份。再说，面前这个叫做“解放军”的是什么部队啊？穿着上也不是红军啊！直到郑国仲喊出自己小名“我是祖福啊！”老人仍然呆看着他，仍然不敢相信。郑国仲颤声道出自己参加红军离家的种种情景，这时，外面的老娘听出儿的声音，她大哭而入。郑国仲终于跪倒在父母面前，见着了朝思暮想的亲人。哦，这种亲人相对如陌路、父子相逢不敢认的情景，难道不是人间至痛么？这样家庭里的所有亲人，曾为中国革命经历过何等苦难？！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为中国革命经历多少风刀霜剑？！

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几乎被严酷环境逼入绝境。在大别山区，山高林密，地薄人稀，物产贫乏。大军在这里筹不到粮饷，得不到任何补充。打土豪分土地吧，但这里土豪也可能穷得家徒四壁，他们只比百姓多头牛多几头猪。无奈，急于得到补给的战士们只得认为“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便把那猪杀了吃再说。至于发动群众拥军支前，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这里群众早被国民党军杀怕了，只要看见部队进村，男人们立刻躲进深山，女人“扑通”“扑通”跳河逃生。部队白天把土地和浮财分给群众，晚上那些群众就会偷偷跑进地主家里求情，说“东西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还给你”。为何如此，很简单，为了生存。百姓们担心的是，不管你是红军或者解放军，你们早晚都会走，而我们要在这山里世世代代生活下去。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罕见的绝境与窘境。于是，断粮断药的部队，出现了意志薄弱者，一些解放过来的士兵逃亡了，另有些老兵也开始违反群众纪律了……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大凡军无粮饷，三天之内必成匪，因为不掠夺群众就活不下去。刘邓大军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呢？我看到在这艰难时刻，刘邓首长敏锐地发现危机的严重性，邓小平干脆直言：“这不但是生存艰难，更是我军政治危机！”刘邓首长大抓军纪，在这非常时期施行了严厉的“三个不准三个枪毙”，甚至公开枪毙犯法的战斗英雄赵桂良。此事震动三军，令当地百姓感慨万千：“他们还是当年红军啊！”当我看到书中杜义德将军固执地“追杀”一个摘了群众桔子的小战士时，不禁感到寒气逼面。哦，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一支军队为了在严酷环境中屹立不倒，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需要付出多么痛苦的代价啊！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有12.4万将士，7个月之后，出大别山时只剩下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他们大部分并非战斗减员，而是在严酷环境中被逼死的、苦死的。然而，熬过这一关者个个是英雄，“战士个个可以当排长！”这支大军在大别山那个寒冷的冬天所做的一切，一年之后，便在淮海战场显示异样辉煌——那个伟大战役的主体，就是饱经磨难的刘邓大军！

在阅读此书过程中，我内心的痛楚与激动交替而起，就像大别山的山岭那样层出不穷。我感觉我们此刻享受的美好阳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当年大别山区的寒风苦雨。共和国今天的辉煌，相当部分出自那个冬天刘邓大军承受的苦难。但它们又不仅是苦难，也是今人的财富。

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在创作上一直有个难点，就是如何让这题材不仅具有革命价值，更具有人类生存与发展意义上价值。我觉得《冷的冬，热的雪》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两位青年作家在当年那段历史上，深入开掘，探索心灵，畅言人之窘言与难言。他们从平凡五谷中提炼美酒，他们展现的许多情景都表明，中国革命者曾有过的伟大，从另一角度证明我们人类的伟大。

寂静的山岭之所以震撼苍穹，因为山中有过我们的刘邓大军！

2007年8月于南京汤山

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报告文学或者所谓的纪实文学已经出版了很多，还曾经拍摄过一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转折》。在这些作品中，也提到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处境艰难，但大多语焉不详。十纵过平汉铁路时遭到国民党军伏击一事，则只字不提。这可能很“文学”，但并不是历史的全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刘邓大军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牺牲。就仅仅以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实际统计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能一笔带过的。这对那些牺牲的千千万万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是不公平的。我们采访了三百余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最高的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但更多的是当年的基层指战员。这些人，大多数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孔子讲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岁数应该有一种随意、通达的心境。我们一直对他们心怀崇敬，他们没有给我们千篇一律地重复那些“战斗故事”，而是具体地详细地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讲述自己的战友和老乡的遭遇，讲述战争的激烈和残酷。他们也曾作过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高级领导，但他们面对我们的采访，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在大别山的经历，也不讳言失败和挫折，甚至还有反思。如肖永银将军，不但详细地给我们回忆了兵败王家店的经过，而且还主动地讲述了我们在此之前并不知道的“宋埠杀匪”。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一事件还做出了深刻反思。

在采访之初，我们曾经听到有老人说：“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我们刚开始是惊讶，但慢慢地我们就信了，很多时候，他们哭，我们也哭。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首悲壮的史诗。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一点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那些牺牲在大别山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作家刘亚洲将军在谈到反映军队历史的作品时曾讲过：“我们正相反：胜利浓泼重彩，失败轻轻带过。研究战史也是治史，需要董狐笔。要避免‘年代久，失之真；年代近，失之偏’的倾向。”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反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很多，但能作到这一点的没有一部。在这些作品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似乎更像是一次“武装游行”，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人民热烈欢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任务。如果就是为了反映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刘邓的顾全大局、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等等，老实说，这些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品实际上有一部就已经够了。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做到了刘亚洲将军所说的，但我们敢说，我们已经努力了。如果连这一点都作不到，我们写作这本书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写出了所有，但我们必须要对得起接受过我们采访的那些老人，正视个人在历史中的感受和遭遇。我们关注的不但是对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我们还想知道历史的细节。因为细节更真实，更能说明历史。我们不但想知道亲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的遭遇，还想知道他们在如此遭遇下的感受和心理，如果我们还想知道他们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痛苦与思考，以及诸如此类，那么我们就必须关注被遗忘的个人。在讲究“集体主义”的中国，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埋藏在历史中的“宝藏”太多了。采访中，我们充满了惊愕、惶惑、激动、不安。历史原来是这个模样。

我们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纪实文学，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但它又不完全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毋庸讳言，我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并不是多么信任。在没有一个更好的称谓以前，我们只好仍旧使用这一个不伦不类的文学术语。我们的这本书是建立在第一手采访资料上的，我们也具有利用合理想象进行创作的能力，但我们一开始就放弃了这一打算。在我们的内心中，这本书不但有血有肉，更应该有骨头，敲击起来，骨头嘎嘎作响，经受得住读者推敲和历史考验的作品。

关于记述历史的图书，事实已经证明，可读性并不是建立在所谓的“文学”上。“文学”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它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七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和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不可同曰而语，而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和目前的文学观念又是两码事。而事实只要发生，历史就已经存在，真相只有一个。如果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过多地使用“文学”来美化它，它很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而随之消亡。

所以，我们的这部书的写作尽可能地不去考虑“文学”的存在，我们只是忠实地记录、整理历史。这是一件比“文学”本身更有意义的事情。至今距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那些亲身经历这件事的老人，大多数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也可以说，我们这本书的写作，是在“抢救历史”。就在我们采访、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采访过许多老人，如肖永银、刘昌、张超等，已经先后去世了。如果我们还希望为这段历史留下足够充实的第一手的素材，那这本书存在，自然会有它的价值。如果过多地运用“文学”手段来增加所谓的“可读性”，这本书的价值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谨以这部书献给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大别山区人民！

献给为革命胜利而牺牲在大别山区的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

献给我们这个饱经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民族！

献给我们脚下的大地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