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辑了我国艺术家回忆周恩来关心文艺工作及文艺工作者成长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反映了周恩来对祖国文艺事业那种无限关怀的热忱；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亲切热情的风度，实事求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极其可贵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被错划“右派分子”同志的关怀，以及在“文革”期间尽力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事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是各部门的领导人、干部或专业工作者都应该很好学习的生动的教材。这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汇辑了崔美善、吴祖强、荒煤、方掬芬、于蓝、杨秋玲、谢晋等中国艺术家回忆周恩来关心文艺工作及文艺工作者成长的文章。文章反映了周恩来对祖国文艺事业那种无限关怀的热忱，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亲切热情的风度，实事求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极其可贵的工作作风。

序言

怀念周总理

在一次难忘的舞会上

“您你在表演民族舞蹈方面多做贡献”

总理和我们一起看展览

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难忘的教诲

永不消失的微笑

亲切的怀恋

我的第一份提案

是总理，更是朋友

“汉剧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你是怎么想的

他让我们多为孩子们演出

《东方红》的总导演

“要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

我们最亲近知心的老师

这一次会见使我永生难忘

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

春夜

他教我们事事想到将来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三年了，你还外行！”

“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啊！”

我那幸福的十二月

遗爱翔寰宇

我调北京工作的前前后后

殷切期望 细心关怀

三见周总理

雪之韵

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

爱心永留人世间

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

“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

做人的楷模革命者的典范

清风亮节

一场特殊的战斗

把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

一帧定格在心中的合影

周总理引导我学《讲话》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巨人的风格

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

犹闻总理击节声

腊八粥

忆周副主席对我的教诲

我没想到

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时刻

“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三件小事

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千万不要丢掉酥油糌粑味”

一个当年孩子剧团团员的回忆

周总理待一个“毛毛兵”

总理与我的一家

难以忘怀的教诲

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纪念周总理

巍巍青山高

后记

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周恩来总理是全民爱戴、举世景仰的伟人，离开我们一晃就是15年了。对于他，已经不需要再有什么语言或文词来加以描述，一切褒扬赞颂大约已全都是多余的了。提起笔来写一篇纪念短文，不过是抒发一点对他的心头思念，和为了表达些许长存的崇敬之意而已。

我生也晚，在工作中没赶上和总理有更多的接触，但是倒也保留着不多的、难得的记忆。例如，1959年和1964年他来观看过我参加创作的舞剧《鱼美人》及《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演出结束后都上台来向作者及演员们表示祝贺，并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以热情的鼓励。当年他曾对《红色娘子军》特别赞赏，亲自指定要以这个舞剧作为招待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晚会节目。1965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中苏两国政府总理的会晤，是“文化大革命”前已然极为紧张的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总理对柯西金在北京的全部活动日程都精心做了安排。文艺晚会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场子比较小，尤其是舞台和乐池颇难满足这些大型舞剧的演出要求。总理请编导们设法重新处理一下舞台上演员的调度，管弦乐队则必须将编制压缩到40人以下，使得能够进入乐池。任务紧急，我作为音乐创作集体的负责人，承担了调整总谱压缩乐队人员的工作。记得和乐队指挥李华德同志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抢着总算做完了这件不很好办的事情，最后终于把乐队演奏员压缩为39名，这样就连同指挥一共40人，没有超过限额。晚会很成功，柯西金总理盛赞这个舞剧的创作和演出。客人离开后，周总理特意到乐池边和我们握手，告诉我们柯西金非常满意，他十分高兴地向大家表示感谢。顺便说一下，正是有了这一次在小礼堂演出的实践，才有可能随后请毛泽东主席、少奇同志及各位中央领导人在同一场所审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并接见全体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安排。至于说到周总理对这出舞剧的关心，则还应追溯到1964年为庆祝建国15周年和探索芭蕾舞剧“革命化”任务提出的时刻。我记得《红色娘子军》舞剧在国庆前夕正式彩排前后，他就曾和周扬同志等，还有江青一同来看过并发表了意见。这部舞剧他先后看过多次。

我后来在工作中常常听到不少老同志谈起周总理在世时对文艺工作何等细心关注，并对此深深怀念。他们都说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中最爱好文艺的一位，他是带着对文艺巨大的兴趣来关切和支持文艺工作的。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文艺，也理解文艺工作者，他真挚地和文艺家们交朋友，这很自然，他也就成了文艺家们最感亲切的好朋友。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良师益友”这四个字，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提到亲切这一点，我不能不回忆起对我而言应是非常难得的，在我青少年时代和总理及邓颖超大姐(文艺界大伙儿都这么称呼)的一次偶然的直接接触。这是周总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也是后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印象。也许还值得写一下。

那大约是1946年的初春，重庆的进步音乐界为了悼念在莫斯科病故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逝世一周年，在旅渝江苏同乡会大厅举办了一次纪念音乐会，演出星海遗作。最后的节目是由校址远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和松林岗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师生，特意前来演唱星海的名作，用钢琴伴奏的全部《黄河大合唱》。这成了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次重大聚会。厅在楼上，并不太大，但来的人很多。我是一个一般中学生，知道了这件事却没能弄到票，于是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径自到门口找熟人将我们设法带了进去。这时场内已经熙熙攘攘，没什么空座，连靠墙的走道也站满了人，还有人干脆在第一排座位前临近台口两旁边沿地上就坐了下来，好在台很低，坐在地上也还可以，而且并不会妨碍座位上听众视线。我一看正好快接近台口中间地方还有空当儿，两个人赶紧挤过去填进了这个第一排前的“地座”。在我们背后，也即是第一排差不多正中，其实还有几个空位，但有人看住了，明显是留座。我们两人坐到前面地上倒也无人干涉，我们很得意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还往台上张望，却没有注意到背后已然有人入座。这时忽听见有个很熟的声音叫我名字，回头一看，发现是新民报记者高汾姐正坐在我的同伴后面。她的旁边即我的背后是一位身着深色中山装，黑发浓眉、气宇轩昂的人物，看来却有些眼熟，啊，这不正是新闻照片上见过的，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吗？高汾先对我说：“你也来了。”然后向周恩来同志介绍说：“这是祖光的六弟祖强。”周恩来马上对我说：“噢，你是祖光的弟弟，你哥哥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很不错啊，你看过了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高汾接过去说：“祖强刚刚在戏里扮演了序幕中的乞儿乙。”周恩来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嘛！那好啊。”他侧过身去朝坐在他另一边的邓大姐说：“把糖拿来，喏，吃糖，吃糖。”他先拿了一块糖给我，又给了我的同学和高汾，自己和邓大姐也各自都剥开一块放进嘴里。记得他似乎还问了我喜不喜欢《风雪夜归人》这个戏？在哪儿读书？多少岁？有什么爱好等等。随后音乐会就开始了。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周恩来会这样和我说话，自然也有点不知所措，倒是一吃糖，立刻就松弛了。当时我觉得，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竟如此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朴实可亲，真和一些国民党大官全然不一样。我明确意识到，周恩来是共产党大人物，也是中国的大人物，而给我的印象他却完全就是个普通人，一个和蔼又亲切的普通人！

音乐会自始至终十分热烈。最后全体起立，由李公朴先生指挥大家高唱星海的《救国军歌》离开会场，下楼出门，走上街头，群情激荡，连相互道别都没有了可能，这情景如今想起来还叫人难以平静。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等是怎么离开会场的，我一点都没有注意。

这场音乐会是我参加过的最富情感的，一直记忆犹新的音乐会之一，在这场极不一般的音乐会上，周恩来同志曾经请我吃过糖，则更成为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桩美好往事。大约三年之后，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都南京，地下入党。那是1949年初，距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为时无多。我那时候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觉悟，可以说主要是在解放前南京如火如荼的反蒋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也有平时所接近的一些文艺界进步人士和同志朋友们，包括大哥祖光的影响。这自然不能是因为共产党的某位高级领导者曾经请我吃过糖。不过，真的也很难说，周总理当年请我吃的那颗糖果，以及在一个少年人心目中一并留下来的，虽是偶然的接触却是深深地沁入肺腑的，一位伟大共产党人所带来的党的亲切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我的入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产生过某种无形的、不知不觉的作用呢？

周总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可以希冀他能够记得我上面所说的这件小事，这件事的确太微不足道了。50年代我在苏联留学时曾经见过他，60年代前后由于舞剧音乐创作引来过少许接触已见前述，我多次聆听过他对文艺界的讲话。“文革”前他还曾陪同西哈努克亲王采访过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有过一些见面的机会。他自然都不会，也不可能想到我就是那个曾经吃过他和邓大姐一颗糖果的，曾经坐在他和邓大姐座位前面地上听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的中学生。

但是，那个近半个世纪前的中学生却会永远记得这件事，而且记得相当清楚。这已经成了他对这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永不忘却的美好记忆。

1991年7月4日

P25-29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冰心

1992年3月15日

《周恩来和艺术家们》这本回忆文集终于付印了。从1991年3月我发起征稿到今年3月编辑出版，正好整整一年的时间。

去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来了一点灵感，觉得应该编这样一本书作为一个深切的纪念。

因为在历次政协会议期间，谈到文艺工作的现状与未来，总是不断地听到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提到周恩来对文艺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的教诲，不免唱出了一个咏叹调：

“假如周总理还在……！”

我又想到，今年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周恩来不仅一贯身体力行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想到1993年第七届全国政协换届的时候，我和一些老同志也该退下来了，又正好是周恩来诞辰95周年，动员这些同志写下回忆文章，很有现实意义。既表达我们对周恩来永久的缅怀，也让周恩来的亲切教诲永远指引我们不断前进！

我于是向本届政协文艺界的朋友发了征稿信，也向很少数前几届和地方政协的委员发了征稿信，直到这次政协会议期间，共收到来稿50余篇，歌曲二首。

这些文章大都是回忆自己和周恩来会晤中一些亲切的感受和难忘的教诲，不仅反映了周恩来对祖国文艺事业那种无限关怀的热忱；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亲切热情的风度，实事求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极其可贵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被错划“右派分子”同志的关怀，以及在“文革”期间尽力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事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是各部门的领导人、干部或专业工作者都应该很好学习的生动的教材。这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尤其是这次政协会议期间，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文艺界同志对文化艺术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伐要快一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大家共同回忆周恩来一贯实事求是，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反对左的错误，坚持“二为”的方向和双百方针的一系列教导，更加感到异常亲切和欢欣鼓舞。

尽管这本书的整个编辑过程，是我这个老人单干的结果，但也得到文化部老部长办公室秘书组周大兴同志的帮助，复印了不少稿件，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周明同志给以大力支援，帮我把全部稿子打印出来，便于我最后审稿，早日付印，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同志，仅仅看了我写的后记和目录，就毅然决定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社总编室主任镡德山同志立即全力投入审稿、编辑工作，力争在5月将此书出版发行。他们这种积极热情的支持，使我感动不已。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中央文献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我今后也不可能再编缉这样一本书了，我这即将八旬的老人也不可能再有机会遇到象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却又和文艺界结下如此深厚、真挚友情的一个朋友。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对周恩来的文艺思想作更多的探讨。但我坚信这本书将有助于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探讨。

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将永远闪耀着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光芒！

最后，我再一次向所有来稿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感谢那些年过八旬、九旬年老多病的老人们的热情支持：或不能写稿，但来信表示支持，或题词，或亲自撰稿；如86岁的老人陈学昭同志于去年7月写来稿子，10月就因病去世了。我怎么能够不深深感谢他们！？

荒  煤

199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