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因入党后仍以牧师职业为掩护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而被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被亲切地叫成“王牧师”。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被人称为“红色牧师”。本书讲述的就是董健吾其一生的传奇故事。

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在共产党人队伍中，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入党后仍以牧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他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说的“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他的一生也充满传奇色彩，被人称为“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在圣彼得教堂任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反共，董健吾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特科，协助陈赓工作，设立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各种上层关系收集情报，营救同志，镇压叛徒。1930年，开办了“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毛泽东的三个孩子都在园中生活。幼稚园解散后，董健吾又将毛岸英、毛岸青收养在自己家中达四年之久。后通过张学良、李杜等人帮助，把兄弟二人送到苏联。

1936年初，董健吾受宋庆龄、宋子文之托，带着国民党谋求与共产党谈判的密信，历尽艰辛，亲赴陕北，传达了和谈信息，后带着毛泽东的回信返回上海。董健吾是自“四一二”政变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一个使者，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庆龄称赞他“益国匪浅”。

董健吾在西安期间，与张学良结为好友。后应张学良之邀，推荐刘鼎去西安，出任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的代表。1936年6月，再次受宋庆龄之托，护送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斯诺在陕北访问了四个月，写了《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向西方各国介绍了中共领导人和陕北苏区的情况，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抗战爆发后，因地下党几次遭到破坏，董健吾失去了党的关系，靠当推拿医生度日。全国解放后，经陈赓推荐，董健吾担任了上海人民政府参事。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来华，都要求会见“王牧师”，遗憾的是二人始终未能见面。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病逝于上海。

本书讲述的就是董健吾一生的传奇故事。

前言

一　教门之子

二　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

三　同窗好友宋子文

四　积极参加爱国运动

五　与卜舫校长决裂

六　主持圣彼得教堂

七　应浦化人之邀北上

八　危难时刻入党

九　冯玉祥“礼送”共产党

十　加入中央特科

十一　四烈士龙华就义

十二　佐陈赓镇压叛徒

十三　松柏斋古玩店

十四　卖田产开办幼稚园

十五　毛氏兄弟上海避难

十六　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

十七　顾顺章武汉叛变

十八　周恩来谈笑破敌

十九　换船期侥幸脱险

二十　向忠发变节投敌

二十一　杨度家中避难

二十二　宋庆龄的联络员

二十三　冯玉祥为他“拉场子”

二十四　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二十五　收养毛岸英和毛岸青

二十六　严重的民族危机

二十七　蒋介石多方寻找共产党

二十八　董健吾陕北送信

二十九　与张学良的道义之交

三十　给少帅送去一个中共代表

三十一　促进二次国共合作

三十二　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

三十三　受宋庆龄之托再去西安

三十四　“未央宫”前送斯诺

三十五　送毛氏兄弟去苏联

三十六　高明的推拿医生

三十七　斯诺寻找“王牧师”

一 教门之子

董健吾。上海市青浦县人，1891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世家。他自幼入教，被人称为“教门之子”。

从上海市区往西约行20多公里，有一个青浦县，县城并不大，在中心大街上如今也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晚上更是订红酒绿，幻影霓虹，一片现代化的气象。但在城里的一些角落，仍能发现这座古城的朴实风貌，小桥流水，傍河人家。早在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属地，已经十分兴盛，一条大河流经县北。孙权曾在这里建造了一艘“青龙”号战船，故而给大河命名为青龙江，江边设青龙镇。青龙江西接大盈浦，东连顾会浦，经吴淞江人海。唐、宋年间，这里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海舶辐辏，商贾云集，市廛繁盛，有“小杭州”之称。

南宋时期，韩世忠抗金兵，率军驻于秀州(今浙江嘉兴、江苏松江一带)，其前军驻青龙，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这里曾是抗金前线。当时上海滩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南宋以后，青龙江逐渐淤塞，海船无法进港，此地也日渐衰落。但在青浦县留下的古迹，却远比上海市区为多。著名的有唐乾符年间所建的泖塔；唐天宝年间所建的青龙塔；南宋咸淳年间所建的普济桥；明隆庆年间所建的放生桥；清乾隆年间所建的万寿塔等。

在青浦县东门里棣华桥畔，有一座有名的董家大院，虽说是大院，但没有高大的门楼，也没有石狮矗立门前，远比不上北方地主庄园那么气派。而是一所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一抹粉墙，两重院落。飞翘的檐角、幽深的天井、曲折的回廊、雕花的窗棂、高槛的朝门，一派古朴气象。后边有一个小花园，虽比不上苏州拙政园、狮子林那样宏大雄伟，但也十分喜人，园内一泓池水，萦绕着土阜小筑，山石玲珑，花木扶疏，曲径回廊，环境颇为清幽。园中有一座八角凉亭，董健吾幼时常在这里读书。

董家并不是什么名门显贵，董健吾的祖父曾在几个地方做过县太爷，又颇有几分学识。所以董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董健吾的祖母沈氏也出身于富豪之家，沈家靠经营沙船业发了大财，在上海滩上颇有点名气，上海南洋模范学校的创始人沈叔蔡，就是她的弟弟。当时正值晚清末季，列强入侵，战乱频仍，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董老太爷愤而辞职，在这里筑庐养老。

董健吾生于1891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五)，家家户户都还处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之中。那时候江南各地过年还是十分热闹的，在城里要搭台唱戏，按规矩要唱七天，元宵节时再唱三天，所需经费由各行业负担，第一天是盐栈；第二天是钱庄；第三天是绸缎业；第四天是典当业；其后是饮食业、南货业等。各乡各镇的舞狮队、龙灯队，更是争奇斗艳，都要到城里来表演一番。董家也是一片喜气洋洋，门前高挂着一对大红灯笼，新贴的对联鲜红耀眼。董健吾诞生时，董家门外的广场上正有一个龙灯队在表演，一青一黄两条龙，欢腾跳跃，上下翻飞，忽左忽右，时而青龙戏珠，时而黄龙吐火，煞是好看。董父正在门前观看，家人来报，夫人生了一个男孩，真是喜上加喜，立刻拿出百十块银元，犒赏给舞龙队。董健吾满月时，董家更是大宴宾客。

董健吾的祖母沈老夫人是位基督教徒，在她带领下董家一门也都入了教，董健吾很小的时候就去教堂举行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所以有人说他是“教门之子”。祖母非常喜欢这个又白又胖的孙子，亲自给他起名叫“守青”，意思是常期厮守在故乡青浦，不可远离。董健吾刚刚懂事时，祖母就带他去教堂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并参加各种“祝圣”活动。正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基督教的氛围之中，所以他后来选择了牧师职业。

董健吾六岁开始读书，没有请家庭教师，也没有读私塾，而是上了开办不久的新式小学校。董健吾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深得老师的喜爱。董健吾生的高大健壮，但他从不欺负小同学，而且好打不平，对弱小和穷苦的同学，充满同情之心。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桃花坞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也颇有一些名气。苏州虽离青浦不远，但也需要住校学习，从此董健吾开始了独立生活。教会学校的管理甚为严格，但已进入了二十世纪，清王朝的统治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小小的校园是关不住的。当时上海先后出版的《苏报》、《警钟日报》、《俄事警闻》、《神州日报》、《民呼报》、《民立报》以及中国同盟会出版的《民报》等，都在一些学生中流传着。董健吾年岁不大，但对国家大事却十分关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传人学校的革命报刊。使他最受感动的有三件事：邹容瘐死狱中；陈天华东京蹈海；秋瑾轩亭口就义。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885年生，16岁时，冲破封建家庭和亲友的阻拦，赴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投身于反清革命，写了《革命军》一书，大声疾呼：“我的祖国今日病了！死了！难道不应当食灵丹，投宝方，使之复活吗？啊！啊！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不要后退，不要中立，不要徘徊，此时啊，此时啊，这就是我所倡导的革命，与同胞共勉而实行的革命啊！”他慷慨激昂，仿佛一位披发跣足，撕碎袍服，坦胸露腹的殉道者。董健吾读了他的《革命军》后，深受触动。1903年，发生了《苏报》案，章太炎被捕，邹容自动投案，高呼革命无罪。1905年竞瘐死狱中，终年只有20岁。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党的干部学习《革命军》一书，学习邹容的革命精神。

陈天华，字星台，湖南新化人，1875年生，1903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和黄兴一起组织华兴会，参加过长沙暴动。失败后再去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书，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190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一个《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即《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百般限制并加以侮辱，全体中国留学生实行了总罢课，陈天华气愤填膺，在东京大森湾蹈海以明志，留下绝命书，号召全体留学生斗争到底。周恩来赴日本留学时，有诗云“难酬蹈海亦英雄”，歌颂的就是陈天华。

秋瑾，号竞雄，人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875年生，1904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1906年因反对《取缔规则》愤而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宣传妇女解放运动。写有“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著名诗句。1907年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组织“光复军”，积极筹划武装起义，后被敌人逮捕，坚贞不屈，在轩亭口英勇就义。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著名诗句。

这三个人的牺牲，充分显示了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大大激发了全国民众的革命热情。当这些消息传入桃花坞中学的时候，董健吾痛心疾首，决心以这些革命烈士为榜样，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

1908年，董健吾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P1-5

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在共产党人队伍中，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入党后仍以牧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他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说的“王牧师”，真名叫董健吾。他的一生也充满传奇色彩，被人称为“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在圣彼得教堂任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反共，董健吾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特科，协助陈赓工作，设立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各种上层关系收集情报，营救同志，镇压叛徒。1930年，开办了“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毛泽东的三个孩子都在园中生活。幼稚园解散后，董健吾又将毛岸英、毛岸青收养在自己家中达四年之久。后通过张学良、李杜等人帮助，把兄弟二人送到苏联。

1936年初，董健吾受宋庆龄、宋子文之托，带着国民党谋求与共产党谈判的密信，历尽艰辛，亲赴陕北，传达了和谈信息，后带着毛泽东的回信返回上海。董健吾是自“四一二”政变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一个使者，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庆龄称赞他“益国匪浅”。

董健吾在西安期间，与张学良结为好友。后应张学良之邀，推荐刘鼎去西安，出任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军的代表。1936年6月，再次受宋庆龄之托，护送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斯诺在陕北访问了四个月，写了《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向西方各国介绍了中共领导人和陕北苏区的情况，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抗战爆发后，因地下党几次遭到破坏，董健吾失去了党的关系，靠当推拿医生度日。全国解放后，经陈赓推荐，董健吾担任了上海人民政府参事。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来华，都要求会见“王牧师”，遗憾的是二人始终未能见面。1970年12月25日，董健吾病逝于上海。本书讲述的就是董健吾一生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