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堪称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这里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目前为止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35000余处；而地下山西，更蕴藏着一个丰富的世界。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不仅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从古史传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印证、改变甚至重写了历史。本书作者就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的形式，将这些重大考古发现解读给广大读者。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山西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目前为止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35000余处；而地下山西，更蕴藏着一个丰富的世界。襄汾陶寺遗址、娄睿墓等7个项目入选“20世纪全国百大考古发现”，晋侯墓地、芮城清凉寺遗址等9个项目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不仅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从古史传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印证、改变甚至重写了历史。

尧器舜物

 见龙在田——陶寺出土彩绘龙盘／002

 尧乐陶陶——陶寺鼍鼓、土鼓、特磬、铜铃／004

 流光溢彩——陶寺彩绘木器和漆器／007

 清凉古玉——陶寺、下靳、清凉寺古玉 ／010

方国遗珠

 中条铸鼎——平陆前庄商代铜器／014

 绵山鬲食——灵石旌介商墓／016

 吕梁觥筹——石楼等地出土铜器／021

晋国奇珍

 周道尊尊——晋侯基地礼乐制度／026

 晋侯作器——晋侯基地青铜器 ／030

 缀玉流连——晋侯基地玉器／032

新田华章

 丝丝入扣——侯马陶范艺术／038

 歃血为盟——侯马盟书／043

 霸国古祭——侯马西高祭祀遗址出土玉器 ／046

鼎立龙城

 八佾舞庭——太原晋国赵卿墓编钟、编磬、列鼎 ／050

 车辚马萧——太原晋国赵卿墓车器／053

 凤鸟至尊——太原晋国赵卿墓鸟尊、匏壶／056

汉风烈烈

 汉宫雁鱼——平朔出土雁鱼灯／062

 博山香熏——平朔出土博山炉／065

 昭明铜镜——平朔出土铜镜／068

 汉画神韵——离石出土汉画像石／072

民族熔炉

 繁华平城——平城遗迹寻踪／076

 浓彩重墨——娄睿墓、徐显秀墓壁画 ／080

 一衣带水——北齐厍狄迥洛墓／086

盛唐气象

 中土胡腾——虞弘基石椁／090

 古渡牛哞——永济黄河大铁牛／095

 以肥为美——万荣薛儆墓线刻 ／098

金墓华堂

 梨园曲声——杂剧砖雕／104

 青梅竹马——竹马儿戏砖雕／107

 八仙过海——八仙砖雕／109

 廿四孝悌——二十四孝砖雕／111

见龙在田——陶寺出土彩绘龙盘

距今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幸千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未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7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

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

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战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

在屈原的时代，对龙敢于提出疑问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龙具有神的意象。但屈原提出的这类问题，却一直在历史的山谷中激起回响。当我们徜徉于九龙壁前，漫步于紫禁城中，或伫立在太和殿内时，威武神奇、神态各异的龙的形象，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仿佛它们就要喷云吐雾、腾空而去。但科学与理性告诉我们，龙是一种虚构的神物，它的彤象是吸收了许多动物形象中最神奇的部分组合而成。汉代学者王充就曾指出过，龙的角像鹿，头如驼，眼睛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朵像牛。龙的这种形象是如何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要回答这类问题，需要我们把目光移向遥远的史前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木，一条在地下“熟睡”了4000多年的“龙”被考占学家捧了出来。它面对世人惊奇的日光毫无惧意，依然是那副漫不经心、唯我独尊的样子，甚至懒得动一下，好一幅神明圣者的尊容。这就是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陶盘为泥质黄陶质地，高8.8厘米，口径40.5厘米，烧制火候低，烧后绘彩，陶盘外壁装饰浅绳纹，内壁磨光绘制蟠龙纹。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部在盘底中心；周身遍饰红鳞纹，如跳跃滚动的火苗；小耳高耸，警觉异常；豆状圆目，机敏有神；巨口张开，利齿毕现。这条龙虽蜷缩却不呆板，似在蛰伏中蕴藏着力量，虽静胜动，不怒自威，所谓龙蟠虎踞之妙在于此。如果盘内注满水，则水摇龙摆。那可真成了于冬眠中苏醒、蓄势待发的蛟龙了。

这里的蟠龙，实际上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原龙，适当吸收了鳄、鱼等动物的某些特征：头与身子直接衔接，没有脖子，身体修长，蜷曲成环，无足，眼睛义小又圆，口吐长信，这些地方以蛇为原型；吻很长，利齿成排，遍体鳞甲，对称成行，义有点像鳄鱼；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则是想象的成分居多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蛇、鳄、鱼等一个个具体物象而来，又融入了云雷闪电的神奇，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问渗透、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从陶寺蟠龙的艺术特点来看，古人当时的表现技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构图手法上，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单一图形、图案的描述、重现，而是经过了整合，逐步趋向复杂化；在视觉上并不能断言古人是否刻意追求美感，但刻画线条更趋于流畅，富于变化，给人朴素逼真的感觉；细节方面，注意到了多元化，而通过细节的多处细腻刻画，反过来也给予视觉上一种冲击。总体给人一种张牙舞爪、蠢蠢欲动的感觉。如果我们仅仪陶醉于古人营造的艺术氛围中，只注意到表面，而忽略它当中所蕴含的文化，那么我们会失去很多东西，甚至会错过历史。

记得看过的一本书中有一句话用在这里很合适：“千年的宝物，历经历史尘埃的遮掩，抹去风尘的那一天，显露了一个时代！”

尧乐陶陶——陶寺鼍鼓、土鼓、特磬、铜铃

原始人用自己的声音和肢体动作，表达内心的某种感受或激情，便是最初的歌舞；当人们需借助身体之外的物质来强化歌舞的表现力时，使出现了乐器。最先产生的应该是打击类乐器。石块或木棒的敲击，能增强歌舞的节奏，渲染歌舞的情感气氛，它们便是最原始的乐器。在陶寺遗址发掘的墓葬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当年生活在陶寺的古人使用的几种乐器：鼍鼓、土鼓、特磬还有铜铃。

“鼍鼓”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灵台》篇，有“鼍鼓逢逢”一语，表明周人在灵台上进行祭祀时是用鼍鼓作为乐器，击打鼍鼓时发出嘭嘭的声音。

相传黄帝在征伐蚩尤的涿鹿之战中，曾九战不胜，后受元女之教，造

铜铃·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夔牛鼓”80面，一震500里，连震3000里，以鼓声大壮军威，终于擒杀了蚩尤。夔与鼍古文相通，据记载，夔其状如牛，居于大泽，水陆两栖，每到雷雨季节便发出令人震憾的吼叫，《山海经·大荒东经》有：“雷泽有神，龙首人头，鼓其腹而熙。”夔被先民奉为雷神和音乐之神。

其实夔就是鳄鱼，鼍鼓就是用鳄鱼皮做膜面的木鼓。1978年在陶寺遗址发现的鼍鼓实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这面鼍鼓鼓腔作直筒形，系树干挖制而成，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底，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缛的纹饰。高约1米，径一端0.4米，另一端0.5米。由于出土时蒙面已朽，样子很难让人联想到这就是一面四千年前的鼓。但细心的考古学家在鼓腔内发现了散落的鳄鱼骨板，推测它当年可能用鳄鱼皮蒙面。再结合古书中的记载，终于才认定鼍鼓的身份。发掘时在鼓腔中发现有黑褐色的陶制小圆锥体，高0.5～1厘米，底径1～2厘米不等，可能是附在鼓皮上用做调音的。

古陶寺人去哪里弄鳄鱼皮做鼓的蒙面呢？通过对陶寺遗址的古环境复原分析，陶寺文化时期属于全新世中期，气候要比今天温暖湿润得多，可能还有湖泊沼泽，完全适合鳄鱼生存。凶猛异常并且是在水边出没的鳄鱼在古人心中无疑是具有神力的灵兽，用它的皮制作的鼓也许也会具有更不同于普通鼓的功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鼍鼓只在大型贵族墓中出现。

土鼓是另一种陶寺先民使用的打击乐器。《周礼·春官》中就记载有“土鼓”。郑玄注引杜子春日：“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玉篇》释鼓也说：“瓦为腔，革为面，可以击也。”《礼记·明堂位》说土鼓是时代比黄帝早得多的“伊肴氏之乐”，这反映出在人们印象巾陶鼓历史之古远。

陶寺出土的土鼓样子很怪，形似长颈葫芦，颈特别长，小平口，口沿外侧附有儿块泥饼。器身另一端是圆腹，腹底中部突出一短管，周围有三个孔，在颈部和腹部之间附有双耳。腹壁装饰绳纹，并贴有泥条，构成不规则的三角形和菱形图案。土鼓中空，口底贯通。这种样式的土鼓造型怪异，在众多同时期的史前遗址中是陶寺所特有的器物。难怪它刚一出土就引起人们注意，在最初无法准确定名，只好称之为陶异形器。之所以称它为土鼓，是看到它高高的筒身和网人的腹部可能是共鸣箱，拍打顶部的蒙皮便会发出声音。制造这种样式的土鼓除了要懂得乐理和音律，还必须具备高超的手工技术。

在整个陶寺遗址发掘的千余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随葬品最多的大墓只有6座，其中5座出土了鼍鼓、土鼓。两者同出于大墓，应该是有着权威象征的工室重器。它的拥有者，应当是部族内的重要人物。

与鼍鼓、土鼓同出于大墓的特磬属石制打击乐器，是一种大型石磬，一般单个使用。墓地中发现的特磬，高低大小不一，有的通高80厘米，它们均由青灰色石灰岩打制而成，表面粗糙，形状一头大一又小，上部成弧形，钻有一小孔，下部平直。敲击之，清脆之声不绝于耳。

除此之外，铜铃在陶寺遗址的出土就更是一个罕见的发现了。因为在同时代遗址中虽然多次发现了铜，但成形的铜器却极少。例如在龙山时代的河南淮阳平粮台、郑州牛砦、临汝煤山等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就均为渣、块状，概无成形的器物。这件铜铃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其含铜量占97.8％，含铅量占1.54％，含锌量占0.16％，出土时外表有清晰的布纹痕迹，说明在埋葬时铜铃外包裹有丝麻织物。陶寺先民能冶炼和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真是一个奇迹。它的出现证明了早在4000多年以前尧舜时代，古代中国人就已经熟练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

4000多年过去了，当一件件宝物重现于世人面前时，当年的王室重器似乎再次响起。那鼓声是澎湃的激情，那磬声是长久的震撼，那铃声是不死的灵魂，象征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明教化，勤劳勇敢、智慧纯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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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堪称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早在旧石器时代初，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繁衍，从180万年前的匿河人到距今10万年的丁村人，先民们在这块热土度过了蒙昧时代；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表面刻有人工痕迹的骨片，原始的雕刻艺术由是而生；年代上处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有两处岩画及一枚精巧的蚌饰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

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山西已经走在文明的前列。文献中记载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都被考古发现证实就在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帝都级别的大型城址、观象台、宫殿、大墓等重要遗迹，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难以计数的希世珍品，龙盘、玉礼器、乐器、彩绘陶器等象征王权的重器重现天日，结合文献的相关记载，足以证明这里就是尧都平阳。

夏族兴起于晋西南，传说大禹的时候，势力发展到豫西，曾建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启建夏后，由于遭到东夷族群的反对，便迁都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故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域里发现了几十处夏时期文化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复合范铸造的青铜器和精心彩绘的成套漆木用具，充分反映了夏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商灭夏后，山西西南的一些地方，处在商王朝的“邦畿千里”之内，山西的中部和北部则分散着一些或服或叛于商朝中央政权的方国和部落。平陆前庄出土了典型的商文化铜器，而吕梁山一线的石楼、永和、保德以及晋中的灵石旌介等地发现的青铜器，一些具有显著的殷商特征，另一些却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应是商王朝边区存在着许多方国青铜文化的实证。

周克商后，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晋南“夏墟”的唐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1992年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的发现举世震惊，墓地出土成套青铜礼器、繁缛奢华的玉覆面、玉串饰、晶莹剔透的圆雕玉器小件以及金器等，足以反映西周时期晋国之强盛；春秋时期，晋以新田为都，在铸铜遗址与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精雕细作的陶范、盟书、龙形玉佩，不禁让人对雄霸天下的春秋古晋心驰神往；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专权，公室大权旁落，赵简子鼎立龙城，独霸一方，埋葬其骸骨的太原一电厂251号大墓，出土器物3400余件，数量、规格、精美程度早已超过卿大夫所能享受的最高礼遇，这是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的真实写照，难怪孔子发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感慨。

秦汉时期，山西成了北抗匈奴的桥头堡，战争过后留下的不仅仅是累累白骨，许多极具巧思的文物古迹也保存至今，妙不可言的雁鱼灯，青烟袅袅的博山炉，至今仍光可鉴人的铜镜，都是秦汉时期能工巧匠的杰作。

公元4世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鲜卑像其他的游牧民族一样，带着凛冽的北风一路南来，他们最终平定了北方，选择了大同作为他们的都城，那时的大同货物聚散、商贸交流异常频繁，此间流传下来的文物也充满了异域气息，这股猛烈的胡风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意境，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为此后的大唐盛世埋下伏笔。

隋唐时期，山西的历史地位不容小觑，李唐王朝龙兴于此，武则天祖籍也在山西，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特殊的历史文物流传于世，虞弘墓石椁、蒲津渡大铁牛以及薛儆墓的线刻侍女，无不体现了隋唐盛世的丰腴富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侯马、稷山、新绛等地的宋辽金元时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戏剧文物资料。侯马董氏墓中即有雕刻精巧的砖雕戏剧舞台和正在作戏的生、旦、净、末、丑五个戏俑表演场面，是研究我国戏剧渊源的重要实物。

这些文物是山西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反映，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面对祖先留下的无数美不胜收的历史文物，由衷地感叹：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