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山西南部的一个史前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考古学者的作者，将那些残缺的遗存、专业的词汇、枯燥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给大众。

陶寺，山西省襄汾县一个极为普通的村落。4000年来，这里的人们过着平凡而宁静的生活。他们从不知道在这块黄土地下竟然掩埋着一个曾经无比强大、无比辉煌的王国，更无法想象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的都城。

然而，20世纪70～80年代和21世纪在陶寺进行的两次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于是，众人将目光聚焦在这里，注视着考古学家手铲下的每一个发现，探寻着这个消逝于4000年前的神秘王国……

探寻远古的踪迹

 黄河岸边的远祖／002

 汾水之畔丁村人／005

 壶口儿女／013

 玫瑰部族的扩张／018

陶寺王国的再现

 陶寺王国的发现之旅／026

 中国史前第一城／031

 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037

 显赫的史前王陵／043

 华夏中国龙／047

陶寺王国的瑰宝

 铿锵的鼓乐 ／054

 会唱歌的石头／056

 古老的铃、埙 ／059

 神秘的瑞玉／060

 典雅的漆木器 ／065

陶寺王国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070

 多样的生活用具／073

 亘古不变的水井／077

 生态节能型住房／080

陶寺王国的秩序

 疆域和人口 ／086

 社会的分层／089

 资源的控制／091

 礼乐制度之滥觞／095

永远的陶寺

 王国的兴起／100

 王国的消亡／102

 珍贵的文字／106

 唐尧与陶寺／111

 华夏文明之根／118

壶口儿女

吉县，吕梁山南部的一个贫困县。提起它，也许知道的人寥寥无几，但是说到吉县的黄河壶口瀑布，恐怕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这条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全国第二大瀑布位于县城西南45千米处，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肤色的人们。就在距离这条著名的瀑布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静静的小河——清水河。这条发源于吉县东部高天山的河流沿西南方向默默地流过县境，最后深情地投入黄河的怀抱。就是在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清水河两岸，一群生活在一二万年前的黄河儿女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1980年，吉县文管所的阎金铸先生在去东城乡西村的一次下乡中，无意间发现老乡在使用一种最原始的“打火机”——一种猝然碰撞便可产生火星的石头，老百姓俗称“火石”。揣摩之间，阎先生发现火石的表面打击痕迹明显，凭借他同有的石器方面的知识，他初步断定这块火石绝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在老乡的带领下，阎先生急匆匆地来到一个名叫柿子滩的地方，眼前的一幕让他激动不已。他惊喜地发现，地表上到处都散落着各种各样的石制品，集中的地方几乎俯拾皆是。他心想，这分明就是一处集中的旧石器埋藏地点嘛。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头发日渐花白的阎老先生在清水河流域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调查。20年后，终于等来了对柿子滩遗址的科学发掘。

2000年的七八月份是一个炎热多雨的季节，但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金鸣先生的带领下，一支由20余人组成的考古队对清水河下游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与发掘，在15千米的范围内复查发现了25处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随后的两年，考古队员对其中的20处地点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达200平方米，出土了3000余件细小的石制品、动物化石及装饰品。年过花甲的阎老先生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工作，巨大的收获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20年的苦苦等待终于有了丰厚的回报。

通过对柿子滩遗址群所有采集和出土石制品的分析得知，当时人们制作石器的原料多为既有硬度又具韧性的燧石和石英岩。尤其是石英岩制作的石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规整，形成了一套很稳定的石器制作工艺。被研究者称做卯圆形凸弧刃刮削器和双尖尖状器的两种细石器，就代表了这种制作工艺的最高成就。这些细小的石器主要采用间接打击的方法制成，制作者从细石核上剥离下小而长的细石叶，并将这些细石叶加工成不同形状的石刃，镶嵌在骨、木棒上作为复合工具，形成了黄河中游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特色。这是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特殊的石器制作工艺，它完全不同于以往大石器的制作方法，是人类制造技术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

除了这两种典型工具外，人们在柿子滩遗址还发现了大量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传统的细石核、细石叶和各种类型的圆头端刮器、边刮器、石镞、锥钻等石制品，它们也是构成柿子滩文化的一些重要元素。

人类用火的历史虽然已有百万年之久，但是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的用火遗迹却非常罕见。像柿子滩遗址那样5处古人类用火遗迹，就更是绝无仅有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S14地点清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直径约70厘米的篝火遗迹，它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古人类围绕篝火生活的场景：当时的人们直接燃火于地面，周围用石块环绕，这样既可防止火际蔓延，又能维持中心火温，保存火种。围绕篝火生活的人们进行着一些日常的生产活动，篝火周围发现的石制品、骨制品、烧骨、烧石等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些用火遗迹的成组发现为我们探索柿子滩遗址群的功能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1980年的发掘，除了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外，还有一个发现引起了很多纷争，那就是意外发现的两幅岩画。岩画位于S1地点西北侧的一处低矮的岩棚之下，其中一幅画高20厘米，宽17厘米；另一幅和它相距50厘米，高27厘米，宽44厘米。有些学者认为，小的那幅岩画画的是一个正面裸体的女性，双线条勾勒双腿，单线条描绘双手，其中一手似举起一物；双乳下垂，象征女性生殖器之处为一小圆圈而未加涂抹。大的那幅右侧似为一鹿，左侧一人正手持一物向鹿刺去，可能画的是古人类狩猎格斗的场景，也有人认为是舞蹈的场景。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小幅的为人物星辰图，星人融会于一体，具有天神兼地母的神格。她头上的两角或两髻，既寓意植物的萌生，又寓意角宿星座在星空巡天一周；她头顶上的七颗星辰则代表了北斗七星。大幅的为鱼鹿交会图，有子的母鹿蕴含着母鹿怀胎已生一小鹿之意；另外还画了半条长有鹿角的鱼，鱼的下方画了十颗星辰，意为鱼子，象征繁殖后代；而鱼尾的两颗星辰应为角宿星座，意同前幅画中神人头上的两角，即角宿星座绕天一周为一年，是为一个恒星年。两幅画其实都反映了人类认识星空的开始。

不论哪种认识，都只是一种推测，无法得到印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两幅岩画均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认识，这是探讨他们内心世界非常重要的素材。

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人类开始美化自己，这还真是一个令考古学家深感困惑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1万～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国内外学者都发现了一些确凿的人工装饰品。如北京山顶洞遗址发现的骨针、磨光的鹿角、穿孔牙齿、石珠和穿孔砾石等骨器、角器和装饰品；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扁圆形穿孔石墨装饰品；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一件用鸵鸟蛋壳制成的装饰品等。2001年，柿子滩遗址也出土了一件这个时期的蚌质穿孔装饰品。这件由蚌壳制作而成的装饰品，边缘略经磨制，中间双孔并列，呈现出一种远古的质朴和含蓄，我们似乎看到人类在追求美的历程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由于受后期地质或人为因素等影响，导致埋藏环境的破坏，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多为地表采集，所采集到的文化遗物不能具体反映当时的文化面貌和确切年代。而柿子滩遗址所发掘过的地点则全部为未经搬运的原地埋藏遗址，近8000件石制品及化石、石磨盘、石磨棒和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人类野营用火遗迹的发现，为我们完整地记录了当时人类在此活动的全部的行为信息，展现了距今1万～2万年前清水河下游古人类从事采集、渔猎等活动的生动场面。精致的细石器和各类组合工具的迅速发展、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出现，都预示着一场革命的到来：人类即将走出洪荒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步入崭新的新石器时代。

柿子滩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2001年9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旧石器领域的专家学者考察了柿子滩遗址。他们对以石金鸣先生为首的考古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柿子滩遗址群是中国已发现的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对于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如何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2年，柿子滩遗址考古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肩负众多使命的柿子滩遗址在新的世纪奏响了一首精彩的序曲，我们相信更为激动人心的好戏还在后头。

P13-18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自此，作为国名的“中国”一词具有了近代国家的真正含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一词的概念得以逐步完善、充实，与今天的含义基本一致。

作为国名的“中国”使用虽然不足百年，但“中国”一词的出现却至少要追溯到3000年前左右。公元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距今约3000年的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有“余其宅兹中或”等字样。据考古专家和古文字学家考证，“中或”就是“中国”。我国古代“国”字作“域”或“邦”解。“中国”就是“中央之域”或“中央之邦”之意。这应该是“中国”一词在文字记载中出现的最早实例和实际含义。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中国”一词除了具有以上本义之外，又演变出数种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一是专指帝王所在的国都和其直接统治的国家。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二是指中原地区。如《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三是指古代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实际上，即使这三种含义，其内在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它们都是古代华夏民族对自己的帝王或者自己民族居住地的自称，代表了华夏民族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是相对于四周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而言的一种颇具优越性的孤芳自赏。这种认识尤其体现在先秦诸子百家对尧舜时期“中国”的津津乐道上。那么，让这些先秦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们魂牵梦萦的尧舜时期的“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兴衰过程？这是数千年来的未解之谜。然而，令这些先秦哲人始料不及的是2000多年后的今天，这段尘封的历史竟然得以再现，这个消逝的“中国”竟然得以再生。

1978年，为了探寻夏人的足迹，来自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开始了长达6年的发掘。发掘小组不断传出惊人的喜讯，一件件稀世瑰宝源源不断地从一座座大墓中露出，考古队为之沸腾了，学术界为之震惊了。如此规格之大墓，如此罕见之重器，充分说明墓葬的主人不是寻常之辈，而掩埋他们的这块土地自然也不是平常之地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探索，他们、发现这些重要的遗存虽然不是他们踏破铁鞋所要寻找的夏人的足迹，但很可能是比夏人更早的五帝之一——唐尧的文化遗存。如此，陶寺遗址就该是唐尧的都城——“中国”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看过陶寺遗址的发现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西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与东方、东南方国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西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当历史的车轮在现代文明的推动下滚滚驶入21世纪时，我们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养育炎黄子孙的这片黄土地。

2002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遗址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随后的两年中，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以及相匹配的贵族大墓。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城址的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的面积，成为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此外，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的发现，更是使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这些高规格的宫殿以及与天文历法和宗教有关的建筑设施的发现，以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唐尧帝都”的可能。

现在，让我们走进山西，走进晋南这块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透过那绵延亘古的层层迷雾，去触摸一个个历史的瞬间，感受远古文化的斑斓色彩，解析陶寺遗址的来龙去脉，诠释最早“中国”的兴衰。

对于一名学者来说，写书和出书是毕生的追求，尤其是能写出得意的作品并付梓刊行，更是其人生的最高目标。因此，在接到本书的编写任务时，总想把它当成自己对人生目标的一次冲击；然而，真正在实践的过程中才发现很难很难……退却会一事无成，冲击却总有遗憾，追求完美但难有完美，这可能就是我编写本书时的感受，大概也是我对于人生的感悟吧。

陶寺，山西南部的一个史前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一名考古学者，如何能将那些残缺的遗存、专业的词汇、枯燥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给大众，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尽管有太多的不足和遗憾，但本书仍可看成是一次尝试。

考古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科学研究，它往往需要团队的力量。尤其像陶寺这样大型遗址的考古，常常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学者的不懈奋斗，任何一点收获都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本书亦不例外。因此，本书的出版除了要感谢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人民出版社以及辛勤工作的编辑外，还要特别感谢所有参加过陶寺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学者。尤其是高炜、李健民、梁星彭、何驽几位先生，如果没有他们长期默默的奉献，就没有陶寺考古的今天；如果没有他们慷慨无私的支持，也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此外，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王益人、赵静芳、薛新明、王晓毅、韩炳华以及山西大学的郭志勇和负泽荣同学，他们提供的图片和部分资料无疑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

但愿这本小小的书能够记录下前辈的艰辛探索，能够将神秘的陶寺文化作为一朵灿烂的文明之花馈赠给广大的读者，能够让大家了解华夏文明之根系。这既是陶寺考古学者们的一个责任和心愿，也是对他们辛勤耕耘的一份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