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良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农民的内心世界。这种认识促使他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认真写一写他的家乡,认真写一写他的父老乡亲,一定要写出真实的农村和农民形象,一定要写出农民的喜怒哀乐和愿望祈求。
一个农民没理由不把地种好,一个农民作家更没理由不把自己的同类写出来,而且要写好,让每一个艺术形象给过来人看了觉着八九不离十,让未经见过的年轻人看了能够触摸到那个神奇的年代,让那些没有农村经历的人知道中国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是如何与人和、与天和、与地和、与自然万物和(而不是“斗”)才得以生存繁衍下来的。于是就有了这部耗时六年的《义和庄》。
长篇小说《义和庄》以八十多万字的篇幅,忠实而艺术地展现了泰山脚下、济南南部一个小山村——“义和庄”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与发展境况,描绘了中国农村和农民“与人和、与天地和、与自然万物和”的壮丽图景。
第一卷“梦里桃源”,描述耿、刘、田、程四大家的祖先因避难先后来到人迹罕至、黑雾弥漫的排箫山,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狼的和谐共处中,从“耿刘庄”、到“三合庄”、再到“义和庄”,避难安身的…林诞生了一个远离凡尘的“桃花源”。
第二卷“家国天下”,描写面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义和庄人同仇敌忾,英勇斗争,并协助抗日自卫团建立起茌山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村政权,显示了义和庄人“身为家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之本”的品格。
第三卷“堂堂溪水”,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为背景,描写义和庄人在运动中的反应和表现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显示了人性的复杂,凸显了“和谐”二字对于义和庄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山村,但却反映了宏大的主题,堪称一部中国农民生存和奋斗的恢宏史诗,传承和弘扬和谐文化的精品力作。
家院刘成跳进院墙站在耿祥瑞床前的时候,也不过亥时刚过。
耿祥瑞二十五六岁,正是夜来欢的年纪,加上太太春梅艳似娇花,所以每晚都早早打发儿子贵华随奶妈去厢房,自己好与媳妇儿鳔胶似的粘在一起。
刘成是跟随耿大老爷多年的家院,王爷府的规矩自然懂得,像夜入主人卧室这种行径万万行不得。可眼下情急,便什么也顾不得,汗涔涔立在耿祥瑞的床前便急惶惶地唤:“五爷!五爷!快醒醒!快醒醒!”耿祥瑞惊得一骨碌坐起,刘成立刻跪在床前叩头说:“五爷赎罪,实在是情况紧急顾不得礼数。现有大老爷家书一封,请五爷赶紧掌灯过目。”
虽在暗夜之中,春梅也将缎被遮掩着光身子,慌慌地问:“何事如此慌急?”
刘成转身向外说:“五奶奶赶紧去奶妈房里把小少爷唤醒,再耽搁怕是来不及了!”
春梅听了,也顾不得卧室里有下人在,立刻匆匆穿衣穿袜。耿祥瑞摸索着用火镰就着火石打燃火媒,嘬着嘴儿轻轻一吹暗燃着的火媒,火媒便烧起一团蓝边红心的火苗。将火苗凑近蜡烛,蜡烛便慢慢升腾起半屋子黄洋洋的光。耿祥瑞把信笺凑近了烛光,只瞥一眼,双手便索索地抖起来,嘴里也梦魇似的念出声:“……吾等不孝,祸及满门,盼弟见字,速携妻儿隐遁山林。如侥幸逃脱,万望铭示子孙,勿入官场宦门是非之地。”
“五爷,您就别再咬文嚼字了,眼下四位老爷怕是早就升天了呢。”刘成着急地说。“大老爷是在昨天凌晨得到朱家告御状的消息的。他知道官场上混的四位老爷都躲不过,就让我火速回家。请你万勿惊动朱家族人,带上妻儿,寻个深山老林躲避灾祸,什么金银财宝、房产地契统统舍弃不要,只求留下耿家一脉根苗。”
耿祥瑞很快转过神来:“刘成你扶五奶奶去村东路口,我去奶妈房里抱贵华。”
春梅说:“五爷你先走,我去抱贵华!”
耿祥瑞急匆匆往外走,嘴里放粗话说:“混账,保不住贵华,你我都是耿门罪人!”
春梅哭咧咧地说:“五爷,您可万万小心啊!”
耿祥瑞一脚踹开奶妈的房门,嘴里说着“奶妈快起身”,一边就去抱睡在床里沿儿的贵华。奶妈胡青莲从梦中惊醒,见耿祥瑞向自己的身上压来,又羞、又臊、又急,扯过被子蒙上脸,哀告说:“五爷,您不能啊。五爷,五奶奶待俺不薄,俺不能对不起她老人家呀!”耿祥瑞抱起光溜溜的贵华,才知道离了奶妈的帮助确实不行。秋风吹得正紧,把纹丝不挂的贵华抱到荒野里逃生,岂不也要冻死?便学刘成的模样将身子转过去,说:“胡奶妈勿要瞎说。赶紧穿衣,贵华亦要穿得厚实些。愈快愈好!”
胡青莲一面摸黑穿衣裳,一面问:“五爷,火上房似的,为啥?”
耿祥瑞索性把真情直说:“大老爷任出了事,朝廷降罪耿家满门抄斩,官兵即刻就到,我与五奶奶带贵华逃命。你看房里可有值钱物件,自顾拿些逃命去吧!”
说话间胡青莲不但自己穿戴完毕,也给小贵华穿戴整齐,甚至还没忘给他裹一件丝绵袍,又在黑暗中摸摸索索递给耿祥瑞一件绸布缠裹着的物件。说:“五爷,这是老太爷留给小公子的护身宝,您收好。”说完,风风火火地抱着贵华飘出房门。
耿祥瑞着急地说:“奶妈,眼下情急,把贵华给我,你带上物件再走!”
胡青莲不悦地说:“五爷您就那么看贱俺吗?俺胡青莲再穷也不能趁火打劫!”
耿祥瑞立刻追出门外。说:“奶妈何出此言?此等情形,即使官兵不行抄掠,也被村人抢光,说甚趁火打劫?再说,就算你不贪外财,逃命方是上策呀!”
“俺的傻五爷,您是小公子的爹没错,五奶奶是小公子的娘也不错。可是,您二位能哄得小公子不哭?”胡青莲恨爱交集、哭笑不得地说。
耿祥瑞哪里肯听,夺过孩子说:“一家有难一家挡,奶妈还是逃命去吧。”
谁知,贵华刚刚倒进耿祥瑞的胳膊弯儿,便“哇”地哭出声。吓得耿祥瑞赶紧用手捂贵华的小嘴巴,哭声倒是被憋进嗓子眼儿,闷哑闷哑的,小了。可他那两条小腿却没命地挣扎,踢腾。闹得耿祥瑞手足无措,低声喝骂:“小祖宗,你这是想让老耿家断子绝孙啊!”
胡青莲像是在黑暗里瞥见了耿祥瑞的无助和小贵华那可怜巴巴的情状,毋庸置疑地从耿祥瑞的臂弯上夺过贵华,一边心疼地晃悠着,一边隔着厚厚的棉袍低声哄唱着:“精华华,乖华华,华华是个乖娃娃。贵贵乖,贵贵好,贵贵是奶娘心上的宝。”贵华居然乖乖地停下哭闹,就像重新进入梦乡。
耿祥瑞见贵华又安静如初,惊讶之余又要从奶妈的怀里接过孩子。
胡青莲急了:“五爷,您莫非想和小少爷一起落入虎口?”
“奶妈。”耿祥瑞着急地说,“一家做事一家担,耿家遭劫,是耿家的灾数,天要灭,躲不过。可你是奶妈,你不能陪我们老耿家一起送命。”
“俺吃着耿家的饭,拿着耿家的钱,也是老耿家的人!”激动中的奶妈越说越响。
耿祥瑞心说,都说世人眼浅,只有皮相,没有骨相,哪里想到奶妈倒是如此肝胆义气,便愈加不肯连累,只是情急之中无以应对。只说:“奶妈小些声响,莫非你怕老朱家不知,跑了我们不成?”
胡青莲不由得一怔,立刻把声音压低:“咋?敢情是老朱家的人使的坏?”
耿祥瑞无奈地叹口气:“唉,尧尧者易折,人心叵测啊。”
“遭天杀的!祖辈在一个村里住着,咋就这么歹毒?”胡青莲咬着牙根恨恨地骂着,又愤愤地自语,“这等小人只想损人利己,但顾眼前,不思日后,就不晓得人有百算,天有一算?你那里盘算得光溜溜一条大道,老天爷未必让你走得通呢!”
耿祥瑞心下暗暗赞叹,这奶妈果然有些胆识!便不再去夺贵华,跟了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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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且一直在农村生活了四十二年。当然,这个“生活”不是像作家、艺术家那样下乡体验生活,是实实在在当农民,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个连生产小组长也没有资格当的末等农民。为了温饱,为了生活,我不但必须像我的乡亲那样风里来,雨里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要背负别人没有的沉重思想包袱。正因为这样,我在与其他兄弟爷们儿同样劳作的同时,除了点灯熬油地看些尽可能找到的书,便是多一些对生活、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也正因为这样,我发现了别人不曾发现的美,享受到了别人感受不到的珍贵情谊。可以这么说,如果说那些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艺术家以和农民交朋友为恩赐,而我则是在乡亲们的翅膀呵护下成长起来的鸡仔。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在梦里跟他们一起割草、刨药、采蘑菇,一起耕耙、播种、拉碌碡,一起为生计操劳。我知道,我与农村、农民已经不仅仅是感情上的疏密,而是生命的全部。
除了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甚至在读中学时便不止一次做过作家梦,只是后来在生活的重压特别是政治的、思想的重压下,作家梦才被深深埋进了黄土地。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手脚彻底解脱束缚,种植自由了,肚子吃饱了,农村变了,农民富了!于是,许多文学作品把农村描绘得富得流油,甚至把富起来的农民塑造成得意忘形的“大烧包”。作为身在其中的我,觉着那不是现实中的农民,太离谱,我们农民应该为为自己正名,写出真正的农民形象来。于是我便悄悄地拿起笔,而且居然侥幸发表。当然,我清楚自己吃过多少煎饼(那时候还没有吃过大米干饭),即使有几篇小文章发表不过是幸运和偶然,决不是作品水平有多高。直到在一次笔会上,一位期刊的编辑老师告诉我:因为看到了你的稿件,我们把×××的稿件撤下了。我很吃惊,因为那是一位当时有些名气的作家。编辑老师说,你知道为什么那样做吗?我说不知道。老师说,因为大家都认为你写的才是真实的农村、真实的农民,你一定要保持这个优势。当然,那时候还不太明白“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但却自以为是地认为:为什么我有这个优势?因为拿工资的作家们不是以一个谋生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他们看到的仅仅是皮毛,对农民的内心世界则更要靠“挖掘”,而我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我的内心世界就是农民的内心世界。于是,这种认识促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真实的农村、农民,一定要写出农民的喜怒哀乐和愿望、祈求。而且还把这个决心当做一种上天赋予、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我被调进文化馆、文联,后来还糊里糊涂地当了县政协副主席,这就更让我念念不忘,更让我感激不尽。不忘谁?感激谁?不忘党的培养,不忘老师的关怀;感激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感激给了我呵护和鼓励的父老乡亲。可是,我用什么来报答?除了糊糊弄弄写点末流小说,没有其他本事。所以,我决定在有生之年认真写一写我的家乡,认真写一写我的父老乡亲。一个农民没理由不把地种好,一个农民作家更没理由不把自己的同类写出来,而且要写好,让每一个艺术形象给过来人看了觉着八九不离十,让未经见过的年轻人看了能够触摸到那个神奇的年代,让那些没有农村经历的人知道中国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是如何与人和、与天和、与地和、与自然万物和(而不是“斗”!)才得以生存繁衍下来的,这才有了这部耗时六年的《义和庄》。当然,想写这个东西的念头不止是六年前,而是由来已久,只是苦于没有找到一个下笔的突破口。
我的家乡在泰山之阴的一个山旮旯里。半个多世纪前,她与外界的联系只有三条蜿蜒小道。一条翻两个山梁,一条要钻泰山桃花峪千万年前发生大泥石流冲出来的十里乱石滩,而另一条则是通往更加闭塞的深山。所以,周围几十里的人都称我们做“山杠子”。从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常常苦想这个“山杠子”的含义。那时候单纯,自尊心强,觉着人家除了鄙视、讥笑还是鄙视、讥笑,直到我走出大山,走进城里,经见了许多在那个小山庄里见不到的人和事,看到了另外一个万花筒般的社会,才渐渐悟出——原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都集中保留在农村和农民,特别是居所偏僻的山民身上。现在看,所谓“山杠子”的称谓也许有鄙视和讥笑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艳羡和褒奖。这让我对家乡、对那些“山杠子”乡亲越发热爱,越发想念。那里的山水景色实在太好,山是巍峨雄壮的山,林是浩瀚无垠的林;天是宝石蓝,水是翡翠绿,雾是白银缎,云是七彩虹;地虽瘠薄,却能产得五谷杂粮以养身;山虽陡峭,却能结得干鲜水果以立命;人虽稍显木讷,但却忠厚、正直、勤劳、勇敢、热情、淳朴,那些兄弟爷们儿实在太值得挂牵,太值得大书特书了!如果我不把他们那凄怆、悲壮、辉煌的过去写出来,等这一代人逝去,再费尽周折地去考证、去演绎、去想象,事情的真伪肯定要大打折扣。况且,趁大批同龄人和少数年长者健在,还可以对我的作品挑三拨四,寻出一些不足和毛病。可我还是等待了好久,积蓄了好久,追问了好久,我不能轻而易举地写,更不能肤浅地写自己的“小家乡”,那里毕竟太窄、太小,也太狭隘,我要写一个让所有乡亲父老都能认可的“大家乡”。
终于,机会来了。2004年,应朋友之邀,为写一部反映村村通公路工程的报告文学,我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的“老偏村”、“老塞村”,当我乘车顺着蜿蜒的水泥路面爬上山顶,看到山坳里静谧、安详的孔庄村时,我的心立刻激动地按捺不住:我的老天爷,这就是我的那个家呀!孔庄不但很小,还是个杂姓庄,这在乡下,特别是在山里十分少见。我问村主任,老祖宗是怎么相中这里,来这里安家立业的?村主任读过中学,也颇喜欢读书,但却不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可能家家的老祖宗进山时都有一段难念的经吧。于是,耿、刘、田、程四大家祖先的传奇经历便塞满了《义和庄》第一卷《梦里桃源》。村主任还告诉我,庄西面的山下属于另外一个乡镇,那里与著名的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相接,由于孔庄太过偏僻,独立营就成了庄里的常客。于是,曾经翻阅多遍的大峰山抗日根据地史料中的人物便活跃在脑海,于是《义和庄》第二卷《家国天下》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至于第三卷《堂堂溪水》,则是我大部分所经历过的,许多的人和事一闭眼便活生生地浮现在面前,只不过是如何将生活真实变成艺术真实罢了。
当然,整个写作过程决不会像说得这么轻松,特别是像我这种基础差、水平低、农民出身的作者。第一卷初稿写出来,我拿给一位曾经获得全国文学创作人梯奖的老编辑看,他看了很兴奋,说起点不错,却没有放开,是不是让你框定的字数给套住了?我非常佩服。他说得很对,因为我从开始就把字数框在了三十万·字以内。他说,要放开,一定要放开去写,篇幅、字数都不要去考虑,只要你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于是我就毫无忌讳地放开写。第一卷曾经写到二十八九万字,第二卷写到四十四五万字,第三卷则写到五十万字。力气是费得多了,但“去芜存精”时却得了不少便宜,最终修改成这个样子。当然,六七稿的修改并不仅是单纯的压缩字数,更重要的还有把握思想高度,精心提炼语言。说到把握思想高度,不少看过作品初稿的朋友说我眼光敏锐,迅速捕捉到中央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大主题。其实,动笔之前中央还没有宣传,至少是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之所以撞上这个“大主题”,只不过是我作为农民几十年身在其中的切身体会罢了。说到提炼语言,不能不说到与张炜同志的一次邂逅。一次,省作协来灵岩寺开会,我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陪同领导接待,没想到张炜同志居然抛开领导走近我说,你的语言很有特色,我的印象很深刻,你一定要把这种特色保持下去。我很感动,身为省作协主席居然还注意到我这个“山杠子”。这给我一个启示,那就是不偷懒,下苦功,在保留个人特色的基础上精心提炼,精心打磨,力争从农民语言中寻找、打磨出适合各种场景、各种人物的最佳语言,让人读起来有味道,印象更深刻。当然,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让读者在这部小说里既领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丽和神奇,又能看到大自然被人们“斗”翻脸后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和灾难,更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农村、农民问题的思索和追问,消除对农民的误读和鄙视,让农民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重新占据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高地。
对此,我心怀希望,却始终忐忑。
另外,我还想说几句多余的话。那就是这次出版的《义和庄》并非我当初预定的目标,它的高潮,它的戏眼,以及我的激情,我的未吐之“气”,都应该还在后边,只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差了,才不得不停下来歇歇气。但是,如果上天眷顾,身体允许,我还会把激情燃烧到底。因为我坚信我对文学的理解:文学不应该只为乌有塑造金身,更要为已经过去和即将过去的作传。
201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