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王位的布衣皇帝。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岁月里,经三年鏖战,摧灭强秦,四年奋斗,战胜项羽,成为大汉皇朝的开国皇帝。汉王朝延续了400多年,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安作璋、刘德增编著的这本《汉高帝大传》翔实地记述和论证了大汉皇朝缔造者刘邦创造辉煌历史的一生,透辟地剖析了他的思想和性格,展现了影响那个时代历史进程的核心人物的群像,是一部科学的历史论著,也是一部传播和普及真实历史知识的传记著作。
安作璋、刘德增编著的这本《汉高帝大传》以刘邦的活动为主线,在秦汉之际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重点论述这一时期波澜起伏、复杂尖锐、风云激荡、动人心魄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以丰富、确切、真实的资料,严密科学的论证,展示强大无比的秦皇朝二世灭亡的必然性;展示不可一世的项羽最后兵败垓下、身死东城的必然性;展示出身卑微、读书不多、颇有些无赖气质的刘邦如何夺得灭秦的首功,灭秦之后,又如何在极度不利的形势下,拔出同列,削平群雄,特别是战胜项羽,摘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从而蹑足九五,成为大汉皇朝的缔造者;展示时代如何使一个卑贱的农民变成了创造辉煌业绩的英雄。同时也揭示,刘邦本人的条件,他的气度、品格、谋略和才智如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选择,成为独受时代钟爱的幸运儿。对于同刘邦有关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秦二世、赵高、李斯、陈胜、吴广、项梁、项羽、范增,特别是刘邦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以及吕后等人,也一一加以品评,给每个人一个历史的定位。对于此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焚书坑儒”、“大泽乡起义”、“巨鹿之战”、“约法三章”、“鸿门宴”、“楚汉之争”、“布衣将相之局”、“废太子风波”、“白马之盟”、“封王诸吕”等一一进行考辨,给它们一个科学的评价。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奴隶社会“工商食官”的格局打破了,一批经营盐、铁等重要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大工商业主应运而生。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富埒王侯。例如越国的范蠡,鲁国的子贡、猗顿,赵国的郭纵,以及秦国巴蜀的寡妇清等,都是资产以百万计的大工商主。他们经营的工商业,对瓦解奴隶制的经济基础,起过积极作用;在促进地主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也起过酵母的作用。然而,由于他们总是不择手段地追逐高额利润,囤积居奇,垄断投机,大放高利贷,与封建自然经济形成一定的矛盾。尽管封建统治者离不开工商业,尤其他们日益奢侈的生活,更需要工商业提供大量的产品,但是,他们又一再重申“重本抑末”的国策,有时对工商业者施以严厉打击。其实,大工商主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地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而且,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经营土地,秦汉以后,则逐渐与官僚和豪强地主合流了。在大工商主旁边,还有一大批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活跃在城市和乡村,制造与销售着大量农民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必需品,构成当时封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绝大部分,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样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能够参加农民革命队伍,成为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战国时期,虽然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但奴隶制的残余还大量存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奴”、“隶”、“仆”、“臣”、“竖”、“虏”的大量记载说明,农业生产中还在继续使用奴隶劳动,官营工商业领域主要依靠奴隶劳动,而在达官贵人、地主豪富的家内,更有成千上万的奴婢供主人驱使。在当时的社会里,奴隶的地位最低下,境遇最悲惨。他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主人可以随意将其买卖、转让,甚至用于殉葬。封建社会初期之所以还存在大量奴隶,一方面因为适当保存奴隶制残余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对地主阶级有好处;另一方面是因为地主阶级不可能彻底废除奴隶制。就是封建化比较彻底的商鞅变法,也有“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规定,就公开承认奴隶存在的合法性。由于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终日受着非人的待遇,他们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积极参加者。
初期封建社会虽然较之奴隶社会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它同样是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它一开始就建立在严酷的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在政治上,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血缘亲疏选官的“世卿世禄”制度逐渐被“任人唯贤”、文武分途的官僚制度所代替,许多有才能的文武之士跻人列国的庙堂;各级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分封制”逐渐被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行政体制所代替。其次在思想领域,殷周以来处于主宰地位的人格神的天道观开始动摇。儒、墨、名、法、道、阴阳、兵、农、纵横等诸子百家,各以其鲜明的个性汇流成生气蓬勃、气象万千的时代思潮。当战国时代临近结束的时候,儒家的苟卿以其博大精深的天道自然观在哲学上为先秦诸子思想作了唯物主义的总结,而他的学生韩非,则以其法家深刻峻峭的笔锋,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未来国家勾画出一幅理想的蓝图。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伴随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是连绵不断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虽然孟子对春秋以来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深恶痛绝,斥之为“春秋无义战”,但正是经过春秋时期近三百年的争战,造成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局面。当东周第十五代国君周元王(仁)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实际上已变成了局促于洛邑一隅的蕞尔小国。而昔日数以百计的向它称臣纳贡的诸侯国,都从黄河南北、长江上下游悄然而逝。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发展壮大的战国七雄秦、齐、楚、燕、魏、赵、韩则各自雄踞一方,为争夺土地、人口、城市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条战线上进行着更加激烈尖锐的兼并战争。社会的发展,经济文化的繁荣,战争的频繁激烈,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春秋初期还保留在史籍中的具有各种名称的少数民族,到战国后期,就像飘进大海的雨点一样,都无声无息地汇进了华夏族这个巨大的共同体之中。随着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民族融合的发展,中国历史走向大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日:“定于一。”哲人的论断反映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兼并战争的形势,在经过了初期的魏国首强,中期的秦、齐对峙之后,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了秦国独操胜利之券的不可逆转的局面。
当刘邦来到世上的时候,另一个伟大人物赢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已先于他三年,即公元前259年(周赧王五十六年)出生在赵国的首都邯郸。也就在这一年,秦国与赵国之间进行了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长平之战。赵国最精锐的四十万大军,被秦将白起活埋于太行山麓的丘壑之中。从此以后,战国兼并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东方六国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十四岁的赢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政权操在相国吕不韦手中。此时,秦国的军队虽然还在继续向东方推进,但它的内部却正在经历着极其激烈的斗争。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二十二岁的秦王赢政毅然平定了假宦官长信侯缪毒的叛乱。第二年,又免除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之后,秦王在李斯、尉缭、王翦、王贲父子等一大批文臣武将的辅佐下,以日益凌厉的攻势展开了对六国的统一战争。公元前230年(秦王政十七年),秦军攻破韩国首都宜阳,韩王安成为六国中第一个亡国之君。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统帅的秦军大破赵军,赵王迁成了秦国的阶下囚。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决黄河之水直灌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王假拱手投降。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统帅的六十万秦军攻破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陈(今河南淮阳),俘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贲攻破辽东,俘虏了三年前逃到此地的燕王喜。之后,王贲由辽东回军,途中灭掉赵王迁之子嘉建立的代国。第二年,这支秦军攻入齐国首都临淄,使齐王田建成为六国中最后一个做了俘虏的国王。当统一的凯歌声响彻中国大地的时候,指挥这场伟大统一战争的三十九岁的秦王赢政踌躇满志地戴上了皇帝的冠冕。而未来的中国第二个封建皇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这时却只不过是秦始皇帝统治下的一个中年农民。不管刘邦做皇帝以后的汉朝臣子们如何绞尽脑汁神化他的形象,未来的汉高帝在当时大概怎么也不会想象到十九年后,他自己会在群臣的欢呼声中登上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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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帝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布衣皇帝。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烽火岁月里,他以一介亭长斩蛇起事,冲出芒砀,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群雄并起的造反者的洪流。三年鏖战,摧灭强秦,四载奋斗,战胜项羽,成为大汉皇朝的开国皇帝。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连串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也留下了许多聚讼纷纭的千古之谜。他创建的大汉皇朝,延续了四百多年,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在此时期形成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此时期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发展而不衰,成为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一株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显然,刘邦和他创建的汉皇朝给我们民族的历史打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刘邦和他创建的汉皇朝留下的基因。
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曾断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仔细推敲,此论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述。实际上,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二千年之政,汉政也;二千年之学,汉学也。谭嗣同等人只看到秦汉两朝的继承关系,而没有注意两朝之间的历史变化。因为正是汉朝较多地从经济、政治和思想上损益了秦政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部分,奠定了后来历代中国封建皇朝所遵循的基本模式,如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占有方式和“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封建剥削方式,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经营模式,以官营为主导的远较西欧封建社会发达的工商经济,作为政治中心而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城市,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以儒家为主,熔铸其他思想流派形成的统治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相当开放意识的文化,还有伴随着“和亲”的悲喜剧,以经济文化为纽带形成的较开明的国内民族政策,等等,基本上都是在汉代形成的。正因为汉皇朝在历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它的缔造者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历代的史学家、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注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与刘邦有关的人和事占了很大篇幅。例如,为了详细记载刘邦的活动以及与之有关的王侯将相的事功,《史记》除立有《本纪》、《世家》、《列传》外,还专门设计了《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汉书》更是以浓墨酣笔对刘邦的事功以及那个布衣将相的群体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在长达一百卷、八十余万字的浩繁卷帙中,与刘邦有关者仅《本纪》、《列传》即达二十多卷,差不多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取材于《史记》、《汉书》的历史小说《西汉演义》以及至今仍在舞台上常演不衰的传统剧目如《鸿门宴》、《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演说着刘邦时代的故事,塑造着刘邦及其同时代人的形象。另外,在刘邦足迹所至的中国大地上,还留下了不少古迹任后人凭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刘邦、项羽、韩信等有关的电视剧频频出现在屏幕上,形成一个又一个热潮。刘邦的事功与秦汉之际的史迹之所以长期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在于他的活动与秦汉交替的历史对于后世具有永不消失的启迪意义。小说、戏剧,特别是电影电视所具有的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是其他载体无可比拟的。但是,因为它们是通过艺术形象传播历史知识,其缺点与不足又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传播着许多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从而与真实的历史有较大的距离。这表明,科学的历史论著作为传播真实历史知识的重要载体,永远是需要的。
我们撰写的这部刘邦传记,以刘邦的活动为主线,在秦汉之际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重点论述这一时期波澜起伏、复杂尖锐、风云激荡、动人心魄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以丰富、确切、真实的资料,严密科学的论证,展示强大无比的秦皇朝二世灭亡的必然性;展示不可一世的项羽最后兵败垓下、身死东城的必然性;展示出身卑微、读书不多、颇有些无赖气质的刘邦如何夺得灭秦的首功,灭秦之后,又如何在极度不利的形势下,拔出同列,削平群雄,特别是战胜项羽,摘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从而蹑足九五,成为大汉皇朝的缔造者;展示时代如何使一个卑贱的农民变成了创造辉煌业绩的英雄。同时也揭示,刘邦本人的条件,他的气度、品格、谋略和才智如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选择,成为独受时代钟爱的幸运儿。对于同刘邦有关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秦二世、赵高、李斯、陈胜、吴广、项梁、项羽、范增,特别是刘邦那个布衣将相群体,以及吕后等人,也一一加以品评,给每个人一个历史的定位。对于此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焚书坑儒”、“大泽乡起义”、“巨鹿之战”、“约法三章”、“鸿门宴”、“楚汉之争”、“布衣将相之局”、“废太子风波”、“白马之盟”、“封王诸吕”等一一进行考辨,给它们一个科学的评价。总之,我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通过刘邦生平事功的论述,写出一个真实的刘邦,写出一部真实的西汉开国史。此目的是否已经达到,只有恭请读者诸君评判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经过修订,改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所附地图,为王琳霞同志绘制,张进、杨东晨同志提供部分照片,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2006年6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