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1872年12月7日-1945年2月1日)是荷兰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荷兰的格罗宁根（Groningen）。在上学时就掌握了阿拉伯语。1891年考入格罗宁根大学学习文学和梵文。1915年成为莱登大学教授，1932年任校长；1942年他被德国人逮捕囚禁，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病逝；主要著作有——《我的历史之路》、《中世纪的衰落》、《明天即将来临》、《游戏的人》。

本书是关于其的评传。

约翰·赫伊津哈是荷兰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也是影响世界文化史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本书是目前惟一有关约翰·赫伊津哈的权威评传。

作者认为：“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不仅会接触到欧洲历史丰富的形式，而且也能够认识到它与现代的美国和古老的亚洲之间的联系。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都能够学习到文化历史能够实现的事情：通过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实际上强调指出了世界文化的相互关联。”

中文版序——赫伊津哈与中国

前言

序言——一位经典作家

第一章 生活与工作

 1．生活

 2．工作

第二章 读书与写作

 3．读书

 4．写作

第三章 对比与和谐

 5．对比

 6．和谐

第四章 激情与联觉

 7．激情

 8．联觉

第五章 方法与神秘主义

 9．方法

 10．神秘主义

第六章 推断和演变

 1 1．推断

 12．演变

第七章 结尾

 13．历史伟人

文献目录

书名译名对照表

赫伊津哈是很谨慎的人。“在一个学者的生活中，关于他的自我有许多事情都没有被说出来。”这句话是他就自己的导师即东方学家亨德里克·克伦而言的，但也适用于他自己。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很善于用自己宽松的教授袍褂掩饰那种激情。然而，大部分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他的生活的本质，恰恰在于那种激情，在于他生活的基本矛盾和他控制它们的形式。

在那些矛盾中，第一个矛盾，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矛盾，涉及赫伊津哈出生的地方。荷兰文学中没有一个作家，而且肯定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其思想如此被“对地方的感情”主导。就中世纪农奴而言，我们形象地说他们是“用铁链绑在地球上”的。无论对年轻的约翰，还是对后来的赫伊津哈来说，这种描述都有效。他对现实和世界的看法，首先是由格罗宁根和其周围地区决定的。在城市与田野之间的那种对比中，他同时研究了更包罗万象的矛盾，例如，新旧矛盾，中心与周围的矛盾。在更广泛的视野里，我们的确可以把他著作涉及的本质内容，即永恒与变化之间的对比，与那第一个地方性矛盾相联系起来。

赫伊津哈一家来自格罗宁根周边地区。当他作为小孩在祖父家里和来自弗里斯兰省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玩耍时，他们的地区性爱国主义常常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他和哥哥非常蔑视弗里斯兰亲戚说的方言。同时他们注意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格罗亍根人，那些亲戚觉得自己是弗里斯兰人，但后者的“感情更强烈”。“也许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很正宗的弗里斯兰人的姓，但是，即使我知道，我还是不会懂得，我的省份意识是长期而复杂的政治事态发展的最新产品。在那种事态发展中，原始民族性格被丧失和排挤了，而在每个弗里斯兰男孩内心里存在着非常古老的部落意识的残余。”

因为事实上格罗宁根周围地区以前属于弗里斯兰，格罗宁根与弗里斯兰之间的矛盾时而加剧，时而缓和。因此，赫伊津哈的地方爱国主义时而激发了地区关系的热情，时而激发了失败后的怀古主义。当他在格罗宁根当上教授后，他写道，“生活在弗里潭和劳威尔斯潭之间的那个弗里斯兰民族，的确特别值得尊敬。从恺撤时代至今，他们是唯一仍然保持古老居住地或至少一部分居住地的古老名称的日耳曼部落。”然而，拥有与损失是相互联系的。在中世纪初期，格罗宁根周围地区丧失了其弗里斯兰特征，赫伊津哈称之为文化上的损失。新来的撒克逊族居民很少接受弗里斯兰文化，也很少对此进行弥补。“这些地区的民间文化变得有点枯燥和无聊”，他写道，这种情况使他很悲伤。

约翰自己于1872年12月7日出生在小市民习气很浓厚的格罗宁根，那是居民人数只有42000人的小镇，在那儿，现代化是通过城墙的拆除启动的。凡是想去那儿的人，仍然得乘坐单车道火车前往。而在镇上，交通运输工具是马拉有轨轿车。当时还没有煤气和电灯，社会等级严格地相互分开。有一所大学，教授属于最高的等级。因此，赫伊津哈成长的家庭也属于最高等级，因为他父亲是生理学教授。

但是，在他青年时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人不是他父亲，而是他祖父雅格布·赫伊津哈(1809年一1894年)。这位祖父是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的牧师，有很多符合自己宗教嗜好的“神圣的毛病”。他信仰的核心内容是深入的自我检讨和按照圣经教导进行的对人生的革新。这个终生过程以日记形式被记录下来了，因为他祖父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忠实地写了日记。以极大的坚韧和迫切的爱，他坚持给自己子女和孙子女讲述信仰上帝的必要性。同时他不得不看到和接受自己儿子们拒绝步他的后尘。他一直带着这样的认识生活，即对他的教导，他们听得见，但听不进：“哎呀，谁和我有同感呢？谁能被我确定为在灵魂和感情上与我相同呢？”

祖父的长子迪尔克(1840年-1903年)即赫伊津哈的父亲，是最大的坏蛋。他虽然在阿姆斯特丹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神学院读书，但还是迷恋了现代神学和精确科学、陈年葡萄酒和年轻女演员。在参加牧师资格考试之前三个礼拜，他逃离阿姆斯特丹和荷兰，从德国向家人威胁说要加入法国的外国人雇佣军团并自杀。当他父亲在斯特拉斯堡抓住他时，他们的谈话对父亲的伤害程度毫无疑问与儿子感到心情舒畅的程度是一样的。此后，剩下的问题是儿子欠的学费和患的梅毒。那笔债务他还清了，疾病他一直没有能够治好，不管他试验的是冷水疗法，还是向“卖草药的农夫”求医。他学的第二个专业(在格罗宁根学的医学专业)所带来的结果是他对宗教信仰的最终放弃和他父亲在日记本里以痛苦心情写的笔记：“我把他当神崇拜的那个人，我现在看到他在最肮脏的尘土上躺下”，这里的尘土指的不是腐朽的生活，而是唯物主义哲学。这样，迪尔克以磷(治梅毒药物——译注)取代了信仰，以务实的研究取代了宗教的灵魂。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很早被晋升为教授并实现了受人尊重的职业生涯，但梅毒仍然没有被治好。折磨他父亲的病痛的发作和头痛，给约翰的青年时代投下一个阴影。P3-6

赫伊津哈为人谦逊。看了上面的题目，他会严肃反对。即使把渺小的西方人与伟大的东方国家联系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也要把顺序颠倒过来：应先提中国，然后才提赫伊津哈，应先提到历史如此丰富和文化如此多层次的那个国家，然后才提到那个历史学家和作家，尽管他的著作很丰富，思想很有层次。

此外，把两个不同的事情放在一起谈论，不是很古怪吗？赫伊津哈不是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一小部分勃艮第和荷兰文化的历史学家吗？的确如此，但不能由此否认赫伊津哈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并且也被中国吸引了。在《游戏的人》里，他也注意到中国人对游戏的认识，指出了中国人主要用“玩”表示儿童的游戏，而用“争”表示戏剧性的游戏，在含义上与希腊的“agon”(竞争)相似。

赫伊津哈一生对中国始终感兴趣。1931年，他从香港给他的朋友范沃伦霍文写信说，他开始认识的中国非常有趣，他遇到的中国人非常可爱：“如果我不是快60岁，而是30岁，我会学习中文的。现在我决定只买一些漂亮的中国产品，而起初我绝对没有打算买任何东西！”是的，赫伊津哈差一点变成了一个中国作家：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外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是无法发音的(现在仍然如此)，他的朋友女诗人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建议他用他的小名“Han” (翰)发表他的著作。“那样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人的名字”，她补充说，“但对外国人来说是更容易发音的。”

我们可以严肃地说，今天中国对赫伊津哈的著作感兴趣并对它们进行翻译，这是在很好的时刻发生的。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很吸引人的试验，对国家和经济进行的渐进而成功的改革，都是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过程，西方对此以巨大的兴趣加以关注。反过来，越来越多的在全球活动的中国对西方的关注也正在迅速增强。我们可以想到的能够像赫伊津哈那样很好发挥两种文化之间中介作用的作家，实在为数不多。他的著作是关于西方文化的浓缩教材，所表达的精神不断鼓励人们去超越任何文化强加给人们的界限。

赫伊津哈的著作非常广泛和深刻。作为历史学家，他从事的这个领域内容那样丰富几乎包含所有专业的研究，从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到艺术和文化历史。同时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把他掌握的关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历史学的大量知识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甚至他抓住的最小课题，他也善于通过所提出的问题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不仅会接触到欧洲历史丰富的形式，也能够认识到它与现代美国和古老亚洲之间的联系。凡是阅读赫伊津哈著作的人，都能够学习到文化历史能够实现的事情：通过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实际上强调指出了世界文化的相互关联。

两个代表游戏的汉字所包含的对比，是反映赫伊津哈研究方法的典型例子。他的著作里有持续不断的、可以说几乎是辩证的运动，它从对比走向和谐，然后走向新的对比和新的和谐。对于赫伊津哈来说，这个过程包含历史的运动。然而，这个过程最终的结局都是和谐、共识、和好的形式、稳定的情绪、充满意义的仪式、永恒的准则意识，好像它是一个音乐作品似的。因此赫伊津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非常好的中介。他的著作一方面呼吁人们要善于对事情进行相对化，要有关于时间的意识，要开放，要善于接受。另一方面它们诱发人们去描述关于永恒性和贵族素质的一个理想。它们还让人们认识到，西方的关于纪律和自控的伟大理想，与东方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怀着赫伊津哈的著作将以这种方式被阅读的希望，怀着他将被视为“有点中国人特点”的希望，我祝愿我自己的书在浩瀚的中国大海里能够一帆风顺。

威廉·奥特尔斯佩尔

2007年12月于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