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的大德
上古时期的尧帝、舜帝，是人们传说中的好君主，以致毛泽东都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著名诗篇，对这两个君主给予褒奖。
尧、舜二帝到底好在哪里？司马迁写道：尧帝差人考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定出了一年的历法，并传授给了百姓。从此以后，天下百姓知道，一年中日夜长度均等，傍晚鸟星在正南方出现的这一天是春分，是播种耕作的日子；一年中白天最长，傍晚火星在正南方出现，这一天是夏至，是庄稼需要全力助耕的日子；一年中日夜长度均等，傍晚虚星在正南方出现，这一天是秋分，这个时节庄稼熟了，该收割了；一年中白天最短，傍晚昴星在正南方出现，这一天是冬至，到了这个时节，就要将收获的果实储藏起来了。尧帝着人确定的这些时令季节，足以叫天下百姓享用万代千秋。
至于舜帝，司马迁要写得更详细了。他命皋陶作狱官，能主持天下公平，百姓信服；他命伯夷主持礼仪，上上下下都能礼貌谦让；他命弃主持农业，天下谷物获得丰收；他命契作司徒，百姓之间相亲和睦；他命禹治水，九州的大江大河，包括长江、黄河都疏导畅通。舜帝任命的二十二位大臣，个个忠于职守，功绩显赫。事实上，上古华夏政府管理机构的雏形，在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身上得到最早的印证。
这些事关时令节气的确定、国家管理体制创立的大事，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后代享用不尽的，无疑要算作尧、舜二帝的大德。
但司马迁的刀笔告诉后人，尧、舜还有一个共同的大德，即选择好的接班人。
尧在位七十年后，开始选择接替他的人。按照老祖宗黄帝的传统，是把君位传给儿子或孙子的。但这个传统被尧帝改变了。他有儿叫丹朱，可并没有把君位传给丹朱，而是传给了舜，原因是丹朱不贤，舜贤。他如是说：“把天下传给舜，全天下都可得到好处，只是丹朱痛苦；如传给丹朱，全天下便都痛苦，只有丹朱得到好处。总不能拿天下的痛苦，去造福一个人吧！”
选择舜，是有原因的。舜虽也有贵族血统，但到他父亲时，已经降为贱民了。舜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死后续弦生了个弟弟叫象，象成了这家的宝贝，父母包括象都总找茬杀舜，可舜一次次死里逃生出来。一次，舜爬到仓库上抹缝隙，他那瞎眼父亲便从下面点火，熊熊大火把仓库烧成了灰烬，舜靠两个斗笠护着，跳下来逃生了。又一次，舜挖井，待井挖深了以后，瞎眼父亲和弟弟象便使劲往里填土，把整个井填了个结结实实。他们以为这回舜死定了，不成想，舜预有准备，早就从旁边挖了一个斜洞，从斜洞里逃了出来。虽多次遭到父亲和弟弟的暗算，舜不予计较，仍然恪守孝道，尽儿子和兄弟之礼。因为这个原因，舜被尧帝选为接班人。据司马迁记载，舜帝继位后，回家省亲，不仅非常孝敬父亲，而且对弟弟象也很关爱。
尧帝把舜选为接班人后，特地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舜为妻，同时派出自己的九个儿子和舜共处，以观察他如何做人处事。观察的结果是，舜家居行为认真不苟，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身份高贵而骄傲，侍奉舜的父母和弟弟，能遵守为妇之道。尧的九个儿子也都更加友爱。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能互让自己的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能互让自己的住所；在黄河岸边作陶器，黄河沿岸出产的陶器没有粗制滥造的。舜居住过的地方，一年后便成村落，两年后便成城邑，三年后便成都市。如此观察考验了二十年后，尧帝令舜代行天子之职。这一代又是八年，尧帝去世，天下人像死了父亲一样伤心痛哭。服丧三年后，舜为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避走南方。只是各诸侯不去朝见丹朱，而是翻山越岭去朝见舜，舜才推托不过登上君位。
舜三十岁开始接受尧帝的考验，五十岁代行天子之职，五十八岁时尧帝去世，六十一岁登上帝位，在位三十九年而终。舜执政二十二年后，命禹代行天子之职。禹为了治理水患，结婚四天后便外出治水，一去便是十三年，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遇到泥泞的路就用耀橇行走。十三年下来，疏通了九州河川的壅塞，使之流入海中，天下百姓因此得以安居乐业。舜帝并不是没有儿子，且司马迁的刀笔并没有刻下他的儿子“不贤”之类的字眼，可他为了天下社稷，为了黎民百姓的幸福。似尧帝那样，把君位传给了被实践证明能为百姓谋幸福的人。
这，就是尧、舜二帝的大德。
之所以称其为大德，是因为在民主和法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我国上古时期，司马迁的刀笔反复刻写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好皇帝当政，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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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去哪里
去年，《美文》连载我读《史记》写的一些文章，穆涛先生给这个栏目冠以“从《史记》出发”的头衔。我觉得很好，将这些文章集成出书时，便以“从《史记》出发”作为书名。
从《史记》出发，去哪里？
原本我读《史记》，写文章，是没啥目的的，加上个“从《史记》出发”的题目，反倒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很长一段时间，我理不出头绪。在编辑部寄给我的一本《美文》里，穆涛先生夹了两页纸，写了一些看法。他认为，“从《史记》出发”这个题目适合闲散人，也中庸一些。他还写道：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对今天有“用”，且能为今天“用”。古为今用，借古说今，以古鉴今，行文宽厚，不能走以古讽古的窄路子。以古讽今也是不妥的，让人觉得心胸不开阔，不如意的。
至于“用”的意义，穆涛先生写了一段：文化不是书本，不是教科书，文化是老百姓集体过日子的方式。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有区别的，区别处是住的房子、饮食、衣着、方言、民歌等，这些又构成了两个流域人的性格的区别，一个人的特征叫性格，一个地区的特征恐怕就叫文化了。长江和黄河的人们是这样区别的，非洲和美洲、亚洲和欧洲也便是这样区别的。文化是老百姓多年过日子沉积下来的东西，而沉积下来的精晶又应对新的生活有启发，或叫有推动，这应该就是“用”的意义了。
坦率地讲，我还是没有找到出发去哪里的方向。倒是“从《史记》出发”这个题目适合闲散人，也中庸一些的提示，给我启动了一些思索。
《史记》是巨著，博大精深。我读过几遍，但要说读懂，那是梦话。我以为，《史记》问世后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读懂。顶多是读了以后对一些历史过程、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有个大致了解，就说“三国分晋”之前的那段历史吧，司马迁一笔下去把公元前几百年乃至盘古开天地以来的历史全写进来了。这一笔走得很远很远，走到了类人猿变成人以后迈出第一步的那个起点。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的司马迁，为了考证自己笔下的真实，“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启困鄱薛彭城，过梁梦以归”。即便如此，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司马迁笔下的真实。记载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尚书》。这部“上断于尧，下讫于秦”的史书，不仅记载了虞、夏、商、周的重要历史事件，而且对这一时期的天文、地理、哲学思想、治国理论、军事、教育、刑法典章等也多有记载。战国末期，史官们根据各国流传的史书，编撰了《尚书》，多达几千篇，后经孔丘择其精华删编为百篇。秦始皇焚书，使《尚书》遭受一次浩劫；楚汉相争的连年战火，又给《尚书》几经炙烤，到汉文帝刘恒拯救《尚书》时，加上残存的和从秦朝的博士伏生老人口授中整理的，总共才二十八篇。从几千篇到百篇，再从百篇到二十八篇，不仅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从此绝续，而且流传下来的也未必是精华，司马迁笔下远古的历史，主要取自于《尚书》残存的二十八篇。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有理由怀疑司马迁笔下的真实。尤其对一些局部问题，或对一些具体事件，质疑、反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司马迁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这一点，我们不用怀疑，司马迁在遭受腐刑后，仍在编撰历史的笔下对下令处他以腐刑的汉武帝刘彻保持公正这一点，我们也不用怀疑。由此，我们应该相信司马迁。退一万步说，司马迁以后的任何史学家站出来反驳司马迁，指出其编撰历史的不真实，我们该相信谁呢？是相信离当时的历史最近的司马迁，还是相信离当时的历史愈来愈远的史学泰斗们呢？我以为，相信历史的第一准则是客观真实，而当客观真实给人留下不能信服的空隙时，似乎应当相信编撰历史的人，这种人越老越值得信任，老得连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祖父的祖父以上诸辈都不认识的人，本身就有了历史感，就有了见证历史的客观性，我国公元前的历史，值得信任的第一位老人，是司马迁。推崇这位老人值得信任，不仅是因为他亲身经历并见证过《史记》中的数十年历史，而且是因为他掌握远古时期历史的史料比后人翔实，并亲自考证过禹穴、孔丘讲学等历史遗迹。倘若有人不信任他，把那时的历史搬出来恶搞，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说成是他在外面包了二奶，把孔丘收三千弟子说成是骗弟子的腊肉吃，我们就该把司马迁这位老人请出来，用厚厚的《史记》扇他两耳刮子，然后告诉他：历史是你的祖宗，是把你延续出来的根脉，恶搞历史，将会在你的子孙身上得到报应。
显然，以上这些文字，还是没有说清从史记出发去哪里。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大的范畴讲，似应出发到《史记》记载的那段历史中去。但《史记》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博物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医药、宗教、哲学、民俗等等等等，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记述，包括哪一年涝、哪一年旱、哪一天地震、哪一天出现流星等等，，都记述得非常清楚。这些类似理科的历史，像我这种文化不高，参加工作后接触理科知识不多的人，显然缺乏向这些领域走的热情和能力。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变得慵散了，因而只能做些闲散人所做的中庸性思考和写作。这便成了我读《史记》要去的方向。
这种中庸性思考，对我来说是一种摧毁，我们有一代人，包括我在内，是在“文革”时期受的历史故事教育，那不是为了育人，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如“砸烂孔家店”，比今天网络上的恶搞还来得猛烈，为了批判某些人甚至某个人处事温和，便把孔老夫子拉出来批判，用阶级斗争的武器集中起攻击中庸之道的火力，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故事等来了个政治需要的颠覆。我打小受的这种教育，在读了《史记》之后，又来了一次颠覆。例如陈胜，小时候烙进脑子里的陈胜，是农民领袖，是率先扛起推翻秦始皇暴政旗帜的旗手，尤其是他那“苟富贵，勿相忘”的经典名言，不由得使人对他产生深深的敬意。但读《史记》，陈胜却令人大失所望。他自立为王后，与他携手举起反抗旗帜的吴广，作为他统兵抗敌的大将，一直搏杀在一线，为他扩展地盘、壮大实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可吴广手下一个坏蛋叫田臧，谋杀吴广，并把吴广的脑袋献给陈胜。按照正常的历史逻辑推演下来，陈胜应该气愤至极，速速下令把田臧的老脑砍下，为战友报仇。而《史记》记载的陈胜，没有愤怒，没有伤心，而是把宰相印信授予田臧，同时任命他为上将，接替吴广，司马迁的刀笔之下没有记载陈胜与田臧谋杀吴广的阴谋，可留给后人的客观史实，却是他们合伙谋杀吴广无疑。不仅如此，陈胜当王后，家乡一些年轻时的朋友——当然都是穷朋友——纷纷前来投靠。陈胜却觉得这些人不高雅，脏兮兮的，没有身份，有失他这个王的面子，因而听从坏人教唆，对他们大开杀戒……读史读出这么一个陈胜，与儿时烙进脑子里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尤其是他那“苟富贵，勿相忘”的千秋义气，无疑是一种摧毁，一种颠覆性摧毁。类似的摧毁还有很多，比如项羽，比如吕不韦，比如秦始皇，以及他的暴政之举“焚书坑群等等，我都依据史实，作了一些中庸性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逐步形成了从史记出发要去的方向。
当然，出发要去的方向还有很多。《史记》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百科大全。从大大小小的人物和事件中折射出的优良品德，像珍珠一样散落在不同的章节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善良的光芒、诚实的光芒，和正气的光芒。比如宫廷禁卫官直不疑，同室的一个禁卫官钱丢了，就质问他。直不疑拿出钱给他，还向他道歉。不久，同室的另一位禁卫官探亲回来，这伙计一踏进宿舍就打哈哈，说由于自己粗心，走时把另一位禁卫官的钱拿走了，他几个哈哈一打，把自己的一时粗心连同另一位禁卫官的无端怀疑全揭示清了。怀疑他的那个禁卫官赶紧把钱还给直不疑，直不疑笑笑收下了。后来，直不疑被皇帝一纸诏书任命为高级国务官，诋毁他的绯闻跟着诏书流传起来，说直不疑跟他的嫂子私通，并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直不疑从不解释，同事问起，他也只是笑笑。因为直不疑没有哥哥，哪里会有嫂子呢？直不疑的品行在这样一件件小事上，把优秀品质的光芒闪烁开来。再比如韩安国，做梁国使者时犯法判罪，押解到蒙县监狱服刑。因为他在朝廷上下很有些名气，待他入狱后，狱吏田甲看他成了阶下囚，便拿他开心，经常羞辱他。韩安国对田甲说：“难道熄灭了的火灰就不能再燃烧起来吗？”那意思是警告田甲，你不要在人家落难的时候横加羞辱，一旦人家东山再起，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吗？田甲则回答说：“要是再烧起来，我就用尿来浇熄它。”那意思就不只是不相信韩安国会东山再起了，而且带有一种泼皮无赖般的耍闹。不久韩安国被任命为梁国内史，从囚徒一步踏上食邑两千石的高官。田甲吓坏了，弃官而逃。刚刚穿上内史朝服的韩安国，放言给田甲：“你如果不回来就任，我就灭你九族！”这话可真不是吹的，他韩安国已经手握这么大权力了。田甲为了全族人的性命，硬着头皮，袒露上衣到韩府谢罪。韩安国则笑着说：“你现在可以撒尿了。”史载，韩安国善待田甲，让他继续做狱吏……类似这样的小事，包括很多小人物的小故事，没有在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刀笔之下遗漏，而且在所有大的事件中，几乎都穿插着这样一些彪炳中华民族美德的花絮。
看得出来，司马迁看似不经意地写些花絮，其实是刻意的。司马迁是史学泰斗，他在编撰《史记》这部巨著时，沿着历史主脉的大事件下笔，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花絮着色，给他以后的史学家昭示了历史研究的方向，也给他以后的闲散人读书消遣留下了品味、鉴赏的精神粮仓。
这大概便是“从《史记》出发”要去的方向。
傅剑仁写于2008年暑期秦皇岛
读史的路径——《从<史记>出发》序
贾平凹
《从<史记>出发》在《美文》连载一年多，读者反响很好，现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要集结出版，我向剑仁先生祝贺。
从《史记》出发，不是从书本出发，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这是这本书的基础。一本书像一座房子，基础很重要。基础是立脚点，是根本。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有价值的历史里藏着有价值的人和事。读史是采矿，是从中寻找价值和意义。读历史有两条途径，一种是做学问，做研究，这是学者从事的工作。另一种是致用，是资政，把历史当镜子，为正衣冠，也为更清醒地观察现实。用以做学问的人读史，如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如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是采矿中的“系统开采”，层层剥离，循序渐进，寻朝代沿袭规律，得发展流变原则。用以致用的人读史，因目标在心，是“掠夺性开采”，删繁从简，走的是距目的地最近的那条路。剑仁先生是第二种读史方法，《史记》不仅是一部文学大书，更是一部历史哲学大书，可读，可再读，可反复读。剑仁先生是从历史和生活哲学层面去读的，有知，有识，有趣，有益。
读历史得出的认识叫远见，相对应的叫短视。从大处讲，人的外在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天体还是那样星罗棋布着。变化的是朝代，是人，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常说的“自古以来”，那个“古”是很有限的，最早可上追到人祖初现的那些日子，满打满算不过“五千年文明”，和身处的宇宙大环境比较，人的历史是很短暂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如何读历史就会简单得多。读历史，就是让人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短视行为的可怕。
我和剑仁先生没见过面，和许多作家一样，是通过文章了解和熟悉的。《美文》开设专栏写作，发表长篇文章，一为了开阔散文认识的促狭局面，二是为了直视现实生存。散文写作如何更清醒地抒写现实，是作家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和难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这一代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为序。
这是一部文化散文新著。
从《史记》出发，就是从历史出发，从文化的社会传承出发。傅剑仁先生从《史记》中著名的人物及历史事件出发，以今天的社会发展现实为关照点，以古察今，以古鉴今。从夏商周，及秦及汉，从尧舜禹、秦皇汉祖的功业掌故，到文化贤达布衣百姓的奇人旧事，于大处着眼，在具体处用笔，眼光独到，思路宏阔，是蕴涵丰厚的大散文佳作。
2007年1月起，《美文》杂志为傅剑仁开设专栏：从《史记》出发，收录了傅剑仁先生最新的读史心德。《美文》的副主编穆涛这样评价傅剑仁：穿旧鞋走新路，有职有位的公务员，一路的诸侯，为官而以心读史，以古鉴今，让人敬重。
他从老山前线的战场上回来，肩上还背负着无法卸载的沉重的责任。如今他又从《史记》出发，关照现实，感悟人生，他平实直白，又深刻隽永。他把太史公笔下的大人物、小人物一排列组合，再一点画，似乎就是另一张面孔，叫你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