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评选的75本商务人士必读书之一、《纽约时报》年度畅销图书、《时代周刊》倾情推荐震撼之作。作者用一段长达3个月的底层生存体验，将她标志性的讽刺与幽默的口吻，使美国社会中“隐形”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及作家将目光聚集在华尔街的亿万富翁，和硅谷里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时，“贫困”在这个富庶的国度里似乎无迹可寻。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美国的福利改革政策将140万家庭妇女和更多的依靠福利保障的民众推往就业市场之后，他们能否，又是如何靠低得可怜的薪水维持生存？

本书作者芭芭拉·埃伦赖克带着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一部汽车、一台用于记录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她作为记者的锐利眼光，开始了一段长达3个月的底层生存体验。她隐瞒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生物学博士的学历，化身为一位离婚无子女的中年家庭主妇，辗转于佛罗里达州、缅因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在从记者到餐厅女招待、宾馆女工、清洁工、疗养院护理和超市服务员的角色转换之间，毫不客气地撕裂曾经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国梦”，让全世界的人看到隐藏在繁华都市和摩天大楼之间的美国真相。

引言 这不是一场秘密探险

第一章 试水之旅

第二章 “女超人”再入困境

第3章 倾斜的游戏规则

结语 “卧底”报告：工作真的是跨入美好生活的入场券吗？

在理想的无产阶级田园诗中，我暂且可以就这样不加约束地生活，但有两件事不敢掉以轻心。一是经理，如果说至今我还没有太多地提及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我不敢去想，我这几周就这么一直在男人(或女人)的监管下工作生活，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我的行为，防止出现诸如怠惰、偷窃、吸毒等现象。确切地说，那些经理，尤其是出身于低薪阶层家庭的“经理助理”们并不能称之为阶级敌人。在餐馆这一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做过厨师，忙的时候也能够在厨房搭把手。宾馆也一样，部分管理者都是从之前的普通员工中选拔出来的，而他们的薪水也不过每周400美元左右。但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他们与我们已经不是同一条战壕里的同志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反对的对象了。厨师的任务是烧出可口的饭菜，服务员的任务是为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但是经理们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理论上的实体——公司能够盈利。如果非要说公司是真实的实体，那也是远在芝加哥或纽约。回想起自己的工作生涯，盖尔悔恨地告诉我，她几年前就发誓再也不在公司干了。“他们让你不得清闲，时刻不得安宁。你不断地付出，付出，再付出，而他们只知道一味地剥削你。”

经理们可以坐着——只要愿意，可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但这是他们的工作，确保其他人别坐着，即使无事可干时也别坐着。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服务员来说，闲时和忙时同样劳累。干件小活儿你都开始拖延时间，如果让值班经理发现你在那儿闲来无事，那就等着干重活、累活吧。所以，我不停地擦呀、洗呀，一会儿摆弄摆弄番茄酱瓶，一会儿去看看奶酪饼是否缺货了，我甚至挨个儿检查餐桌上的顾客意见反馈表有没有摆放整齐。试想整整一天下来，我在这种严格看管且极富戏剧性的运动中得燃烧掉多少卡路里啊。有时候实在无事可做，我也会没事找事地把玻璃橱窗中的甜点取出来，一个个重新给它们涂上生奶油，点缀上新鲜的酒樱桃，反正让自己看起来很忙就是了。一个无聊的下午，斯图发现我在瞥一位顾客落下的《今日美国》。于是，他吩咐我用那个破旧的吸尘器把整个地板全部清扫一遍。那个吸尘器的把手只有两英尺长，不会造成脊椎畸形的唯一方式就是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我到家庭餐馆工作的第一个星期五召开了“全体员工例行大会”，我也参加了，期待着聆听餐馆整体的市场营销策略以及我们打算引入的特色菜(您那带有热带风情的俄亥俄烹饪方法？)。但是整场会议对“我们”二字绝口未提。菲利普是我们餐馆的总经理，除去公司总部偶尔派来的“顾问”之外，他的职位最高。他讲话之前先讥讽了我们一番：“看看这个休息室——真恶心！看看，烟灰缸里全是烟头，报纸扔得到处都是，唉呀！”这间放着整个宾馆的时钟、没有窗户的小屋，平时供我们放手提包和上班换下来的衣服，也供我们饭间半小时休息之用。他告诉我们，有间休息室不太合适，因此随时可能关闭。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休息室里的更衣室以及里面的所有个人物品随时都会被人检查。流言蜚语一时满天飞——既然有流言，那就必须让它消失(意思好像是说流言一直在雇员之间传播)。从此以后，下班的员工不准再在餐厅吃饭了，因为“其他服务员总和他们围在一起说闲话”。菲利普训斥累了之后，琼才抱怨女卫生间的条件太差，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讲了一下真空吸尘器的问题。然而我没有听到其他同事的任何响应，大家早已经深深陷入自身的恐惧当中了。就连我的榜样盖尔也悲伤地盯着离鼻子6英寸的地方，一动不动。直到我们的一位厨师安迪站起身来嘀咕着，说这些简直是胡说八道，把自己的一天都给毀了，会议才结束。

4天后的下午3点半，餐厅里还有客人，我们却突然被召集到厨房。我们大约10个人在菲利普周围站好之后，他神情严肃地向我们宣布：他接到报告，晚班的时候有人从事“毒品交易活动”。结果，我们现在成了“无毒品”工作坊，也就是说，所有的新雇员都必须接受检查，在职员工则要接受随机抽样检查。庆幸的是，厨房的光线比较昏暗，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脸发烧得厉害，就好像我自己在卫生间吸毒被人抓了个正着一样。至少上初中以来，我好像再也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在走廊里排成一排，自己的储物柜被人搜个底朝天，还得硬着头皮忍受着他们毫无理由的声声质问。琼躺在地板上讥讽道：“下一步，他们该告诉我们上班期间不准做爱了。”我问斯图这么大动干戈到底是出什么事了，他只是低声咕哝了一句“管理层的决定”，之后便趁机斥责盖尔和我给客人上的餐巾纸太多了。从那以后，一位客人只给一份餐巾纸，只在上正餐的时候给，上沙拉的时候就免了，他对厨师们也一直很不客气，直到安迪一脸从容地走出厨房，手中照例提着一把屠刀问道“斯图今天是不是想找死”，他才作罢。

夜里晚些时候，有传言说，其实斯图自己就是毒品交易的主犯，他用餐厅的电话订购了大麻，派了一名值晚班的服务员替他去取货。服务员被抓了，她好像已经供出了斯图，至少已经让人们开始怀疑他了，这就可以说得通为什么他这几天的行为有点古怪了。谁知道呢？对我个人而言，说斯图有多坏我都相信。这个人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总是借种族问题说三道四。一天晚上，他竟然侧身到我跟前，针对海地移民讲起了本土主义：“在这儿我倒觉得自己像是外国人似的，好像他们接管了这个国家一样。”那天晚上更晚的时候，被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毒品问题进一步升级了。服务员莱昂内尔站在斯图的背后，假装吸食着大麻叶烟，或者也许是烟斗，还装出一副极其兴奋的神态，他的表演把我们所有当班的人都逗乐了。P12-15

这不是一场秘密探险

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视死如归的秘密探险。我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得到，无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谋生。事实上，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申过着这样的生活。

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一个较为奢华的场合。当时，《哈泼时尚》杂志社的编辑刘易斯·拉帕姆请我到一家颇为雅致、具有法国乡村风味的餐厅吃了一顿30美元的午餐，并一起探讨我今后可能会为该杂志写的文章。我记得当时点了三文鱼和田野蔬菜。起初我向他大谈特谈了一些我对流行文化的看法，后来话题转到了我最熟悉的主题上——贫穷。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如何靠他微薄的工资生活？尤其是福利改革将使大约400万妇女进入劳动市场，每小时六七美元的工资让她们如何维持生计？接着我说了句：“应该有人做些传统的新闻——走出去，亲身体验。”这话到现在我都时常后悔。我本来想说的是，比我年轻的那些求知若渴的年轻记者有的是时间，但拉帕姆表情怪异，脸上似笑非笑，拖着长长的语调，说了句：“那就你去。”然后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知道这也结束了我原来的生活。

之前一次我被迫放弃正常的生活，去从事乏味、薪水又低的工作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走进工厂，把自己“无产阶级化”，并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不是这样的女孩。我同情那些人的父母，他们缴了大学学费，却培养出了蓝领工人的崇拜者，我也为他们一心想培养成才的子女感到悲哀。就我自己的家庭来说，低工资的生活从未远离过我们。它离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任何时候，我都珍惜这愜意的不受约束的写作生活，虽然报酬有时并不丰厚。我的姐姐不停地变换着低薪水的工作，先后做过电话公司销售员、工厂工人和接待员。用她的话说，她是一直在与“薪水奴隶的绝望处境”做抗争；我的丈夫，17年的伴侣，当我爱上他时，他只是个时薪4.5美元的仓库工人，他最终逃离了这种生活，并成为美国运输工会的组织者，这让他如释重负，我的父亲，曾是个铜矿矿工，叔叔、舅舅和爷爷、姥爷，不是在矿上就是在太平洋联合铁路工作。因此，对我来说，整天坐在桌前写作不仅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义务；这是我一生都亏欠他们的，不管是在世的还是已经过世的，他们的辛酸故事说也说不完。

我的家人不断地提醒我：即使不离开书房，我也能把这个项目做得差不多。我可以按每天8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给自己薪水，自己收自己的住宿和伙食费，再加上煤气等合理费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目加起来就行。我所在的小镇上人们的普遍工资为每小时6至7美元，房租至少要400美元，我似乎还是能把这些数字算出来的。这增加了我的疑虑。一个单身母亲，如果没有粮食券、医疗补助以及住房和育儿津贴等各种形式的政府补助，能否生存？在我还未走出舒适的家庭前，这个答案就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据美国无家可归者联盟统计，1998年，每小时的工资达到8.89美元(全国平均数)才能租得起一间单人公寓。美国公共政策中心估计，一般的福利领取者以这样的“最低生活工资”找到一份工作的概率是九十七分之一。我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去证实这些令人心酸的事实呢？当我推辞不掉这个任务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像我曾认识的一位老人，他先是用计算器计算支票簿的余额，然后再拿笔把每笔款项重算一遍进行核对。

最后，克服犹豫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科学家。事实上，我所接受的教育正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是生物学的博士，但这个博士学位可不是靠整天坐在桌旁摆弄数据得到的。在这一行，你的思想可以天马行空，但早晚还是得脚踏实地，投身于自然界日常的混沌。令人惊喜的发现常常潜伏在最平淡的测量中。如果我能够真正着手此项工作，或许我就可以从中发现低收入阶层中隐藏的经济现象。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1998年报告显示，大约有30%的工人每天都在为每小时8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而奔波劳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一定还有一些我所不知的生存之道。我想，如果我走出现在的世界，脱离那些所谓的福利改革的庇护，或许我还可以发掘出自己对生活乐观向上的态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些始料不及的额外支出，如体力、财力或情感方面的损耗，将会推翻我之前的所有预算。但不管怎样，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亲身体验一下低收入阶层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本着科学探索的精神，我首先制定了一些规则和变数。

规则一：不得选择与目前的工作或教育经历相关的工作。不管怎么说，现在招聘随笔作家或评论家的广告随处可见，这一点非常重要。

规则二：必须选择一份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并争取干下去；不准发怒，不准悄悄躲在洗手间读小说。

规则三：必须租住我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房，当然这种房间首先必须确保个人的安全和隐私。其实，这方面我的标准一直模糊不定，日后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也在不断降低。

我曾试着将上述规则坚持到底，但是迫于无奈，在工作中我几乎违背了自己原先的所有意愿。举个例子说明，1998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来到基韦斯特开始了“体验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征程。当时，我去应聘服务员职位，为了获得面试官的欣赏，我告诉他我可以用标准得体的法语或德语招呼欧洲游客。不过，这是我唯一一次利用自己的教育经历找工作的例子。2000年初夏，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小镇是我体验生活的最后一站。也就是在这里我违背了另一个规则，那就是放弃了我所能找到的薪水最高的工作，广大读者可以猜猜我为什么这么做。最后，当我的体验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崩溃了，于是找了个地方背着别人悄悄发泄了一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雇主推销自己，尤其是如何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事实的真相，或者可以说是经过彻底改编的“真相”，似乎还是很容易被人相信的。在面试中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自己是一位离过婚的家庭主妇，在经过多年毫无乐趣的家庭生活之后想重新找一份工作干干。没想到，这样的解释还真奏效，屡试不爽。有些时候，我也会应聘去做家庭清洁工作，这时我就不得不引用之前同住室友或基韦斯特的一位朋友的经历。其实，我也只是偶尔帮那位朋友做过点儿餐后清洁工作。在每次填写工作应聘表时都需要填“教育经历”一栏，此时我才发现，辛苦拿来的博士学位对找工作没有丝毫帮助作用，相反，还会让雇主对我的过去产生怀疑，人家甚至会猜测我是不是因为嗜酒成性而到处碰壁，或者情况更糟，所以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了避嫌，我通常都填我上的是三年制大专，然后再列一些我在母校上学时的真实经历。结果证明，几乎从来没有人对我的背景产生过质疑，几十个雇主中只有一位不厌其烦地查证我的证明人。还有一次，一位非常能侃的面试官问到了我的兴趣爱好，我说是“写作”，她却没有察觉到任何的不对劲。要知道，她所提供的工作即使是找一个人字不识几个的文盲也能够完全胜任。

最后，为了能够充分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磨难，我又制定了一些保障性措施。首先，我应该有一辆车。在基韦斯特，我可以开自己的。到了其他城市，我可以租用包车出租行的车，然后通过信用卡支付租金，这样可以把赚来的收入攒下来。当然，我可以多走一段路，或者找一份交通方便的工作。我只是觉得，等公共汽车的故事读起来并不是那么有趣罢了。其次，我将无家可归排除出选项。每到一处，我会在那儿先待一个月，看能否找一份工作，看我的薪水是否能够交得起下一个月的房租。如果为了交房租花光了我所有的薪水，最后落到无处安身或只能以车为家，那我就只能宣布体验工作结束了。此外，我也没有想让自己饿肚子。这个“实验”一开始，我就向自己保证，如果有一天真的落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境地，我会求助于我的储蓄卡，作个小小的弊。

所以说，这个故事讲的并不是视死如归的秘密探险。我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得到，无非就是找工作、做工作、拿微薄的薪水谋生。事实上，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每天都在浮夸和恐慌中过着这样的生活。

当然，我现有的生活条件和其他整日从事全美国最乏味之工作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它既有帮助作用，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我有所制约。很显然，在低收入者为维持生计而苦苦挣扎的这个世界里，我只是个匆匆的过客。在现实中，我花费半生心血早巳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财富——银行存款、个人退休账户、健康保险、宽敞的宅第，这些都足以让我衣食无忧，无所牵挂。有着这样的生活背景，我实在是无法去“体验贫穷”，或者去“真正感受”一下低薪工人生活的辛酸。我写本书的目的非常之简单、客观——我就是想看看，我能否像真正的穷人一样能够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维持生计。此外，我在贫穷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早已告诉我，贫苦的生活并不是一处让你观光旅游的地方，因为这儿到处都散发着惶恐与不安。

与众多的低薪工人不同，我还有更多的优势可以利用，比如我是白人，而且英语是我的母语。其实，在1998年至2000年劳动力市场紧缺的3年间，假定雇主对所有的求职者都一视同仁地雇用，上述优势并不会对我的工作机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们肯定会影响到我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种类。在基韦斯特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只能找一个宾馆保洁员之类相对简单的工作干，没想到我做了服务员，这无疑是得益于我的种族优势和娴熟的英语技能。事实上，和保洁员相比，做服务员并不会给我带来多少实际收入的增加，至少我在基韦斯特工作的那段时间如此，因为那时也是小费收入的淡季。但是这些经历对我将来工作生活地点的选择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受此启发，我决定不去纽约和洛杉矶了，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工人阶层主要由有色人种组成。如果说一口标准英语的白人妇女一心想找一份只能填饱肚子的工作，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此外，还有一些优势让我有别于我的大多数同事，比如我有车。如果想模仿一位摆脱政府救济、重新工作的妇女的经历，那么我应该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才是理想的状态。但是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借给我过一个月的苦日子。除了出行方便和无所挂念之外，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可能比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工人好得多。该有的我都有了。

可以说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之处，只是别人不易觉察，还没人指出来而已。可以说我并没有为了演好想象中的低薪劳动妇女形象而刻意做什么。如果场合允许，我穿的还是我平时的衣服，还是我以前的发型和装扮。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我会讲我的孩子、我的婚姻以及和他人的关系等等，我们聊的内容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编造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来给人听。但是，在用词上我确实做了一些调整，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在工作中只是一个新手，如果说话不注意会让人看起来傲慢无礼。多亏受美国运输工会的影响较大，检查言语是否得体已经成为我平时讲话的一部分了。当然，我也和同事开开玩笑，奚落奚落别人，给点建议或意见，偶尔还给别人讲讲健康方面的知识，这和我以往做的没什么两样。

自从体验工作结束之后，已经有好几个熟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和你一起工作的那些人难道就没有觉察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完全不同于或在层次上高于那些慵懒之人吗？”我真希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上司或同事曾经说，我有一些非常让人羡慕的特别之处，比如我看上去很有才智，或很明显比大多数人接受过更好的教育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唯一真正使我看起来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笨手笨脚、毫无经验的工作表现。反过来说，低薪工人的人格和能力并不比以写作为生的人差，前者的幽默和机智程度也不比后者低。如果受过教育的人群中谁有异议，那么谁就应该去扩充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子了。

当然，我和同事真正的差别的确是存在的，而这个差别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就是，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我是在为写文章和写书做研究，体验生活。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不像大多数人一样干家务事，而是直奔我的手提电脑，花一两个小时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在此我必须补充一下，我做这项工作还是非常刻苦的，记录几乎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期间几乎没有中断过。可以说，我是给大家设了一个骗局，我的手提电脑就是这场骗局的见证，因为它连接了我的过去和未来。但是，每每想到那些我所关心的和想继续相处的人，我就会感到不安。(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曾经有许多人和我一起共事，并在一些场合中相识，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对书中的人名和具体细节做了必要的修改。此外，我还适当修改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名以及具体方位，以便进一步保证人物的隐私不被泄露。)

每当我在一个地方的体验工作接近尾声，我都会心情焦虑，考虑再三之后，将事情的真相向几位同事和盘托出。他们听了首先都会大吃一惊，但很快就出奇地平静了，我最喜欢的回答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下星期你就不回来值夜班了吧？”我曾绞尽脑汁地想，对于我的“坦白”同事们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惊讶甚至是气愤，其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对“写作”的理解。很多年前，我嫁给了我的第二任丈夫，当时他很得意地告诉他当时做代客泊车工作的伯父，说我是一名作家。伯父反问道：“难道有谁不是吗？”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写作”。我在这次体验生活中认识或见到的低薪工人中就有一些在写日志和诗歌，有一个甚至在写长篇科幻小说。

但是，也许我自己一直在夸大这场“骗局”的程度，因为我发现得太晚了。例如，我根本无法假装成为一名服务员：食物要么在桌子上，要么不在。人们知道我是服务员、保洁员、疗养院助理或售货员，并不是因为我扮演得很像这个角色，而是因为我当时就处在那个角色当中，至少当时是。在每一份工作当中，在我住过的每一个地方，工作耗费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大部分脑力。我是很认真地在说这句话，没有半点儿开玩笑的意思。尽管一开始我就怀疑有关薪水和租金的简单算术题是否可行，我还是竭尽全力地成功完成了这个项目。

我声称我的经历与任何人都无关联，因为我的故事并不具有典型性。请记住，我讲述的是现实中最生动的事例：在这个充满活力、繁荣昌盛的时代，凭借种族、教育、健康和动机所能提供的每一个优势，设法在社会的最底层求得生存的人。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批评著作之一。”

——《国家》杂志

对福利改革之后的美国敲响了警钟。

——《新闻周刊》

洞见尖锐，极具阅读价值。我们要感谢作者以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和毫无掩饰的生动笔触，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纽约时报》

埃伦里奇将她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出乎意料地幽默。

——《时代周刊》

作者用她标志性的讽刺与幽默的口吻，使美国社会中“隐形”的贫困阶层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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