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残阳从东林寺巷的西头射过来，那时光之手可以把板车、煤球、老妪推回五六十年，推进三十年代的木刻，二十年代的油画，甚至十八世纪的雕塑。此种人生的画图可以加上诸如《挣扎》，《苦力》，《黄昏》，《路漫漫》等等的标题。半个世纪之前，许多画家、摄影家、雕塑家们，常常欢喜表现凄惨的苦力，留下的不朽的名作，都高悬在艺术的殿堂里。如今，这样的图景在西方已经消失，在中国也不多见。瘦骨伶仃的老妪拉着一车煤球，看起来很不人道，也不美，可却是一种活着的资料，十分珍贵。
这位被当作资料的老妇人，对外宾的照相毫不介意，似乎已经习惯了此种场面。她是替人家送煤球的，每百斤的送力是八角，爬一层楼梯加一毛钱，这两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就是她的一切。外国人拍照没有动她的一根毫毛，无所谓，不收费。车后的那个小男孩却故意避开镜头，当外国人举起相机的时候，他便把头埋到车帮的下面，等到外宾离去，板车拉出了巷口之后，那小男孩才从车后走到车前，帮着他的奶奶稳住车把，抬高，使得重心移到车轴的后面，用不着使劲拉，板车便能轻快地向前。
老妇人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摩挲小孙子的头，脸上的粗线条变细了，皱纹也重新排列，一脸的喜悦、心疼、爱冷：
“小丹丹，今天有没有同学欺负你？”
“奶奶，依为啥老是要问呀，我也不是好欺的！”小丹丹昂首凸肚，握紧拳头，在奶奶的面前显示威力。
“是呀是呀，奶奶总是记得，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每天放学回来总是哭哭啼啼。”
“我爸没用，这是我妈说的。”
“哼，你妈也太有用了，其实也赚不了几个钱，还不如你奶奶赚得多呐。对了，小丹丹，你不是想要那小轮盘的自行车吗，等你再长大一点，后年……不，明年。明年你过十岁的时候，奶奶买一辆送给你。”
“谢谢奶奶，我骑自行车带奶奶到虎丘山去。”
老奶奶不由地亲了一下孙子的脸：“好乖乖，奶奶用不着你带，奶奶能用小板车拉你到虎丘山去。”老妇人说着，便把板车停在路边：“丹丹，你坐在车杠上别动，奶奶会给你买点吃的。”
“奶奶，你别买，妈妈关照过，不能吃你的东西。”
“听她的！不吃奶奶的东西哪里会有你爸，会有你！”
老妇人走上人行道，走到一家个体户开的小店门前：“买两包云烟，两包巧克力。”
“喔唷，马老太，你今天是发了洋财还是怎么的？”开小店的是一位退休的纺织女工，也只有她们这一辈的人才知道这位老妇人是姓马，其余的人只知道她是送煤球的。再长一辈的人才知道她叫马玉英，当年是从苏北逃荒到苏州，夫妻两人都是拉板车的。
马老太笑笑：“怎么啦，只有你们开店的人才有钱，送煤球的人就花不起？”
“别说大话了，你自己哪一天买过我的东西，还不是为儿孙做马牛。”
“你呢，你自己有退休工资，为啥还要站在柜台上吃西北风呢，你为啥人做马牛？”
两个为儿孙作马牛的老妇人都咯咯地笑起来了，她们感觉不到做马牛的痛苦，反而有几分满足，几分得意，似乎是做了一辈子的马牛还没有做够。
马老太拿着香烟和巧克力，走到板车的后面，从一个布袋里拖出孙子的书包，把两包云烟和一包巧克力塞进书包，拆开另一包巧克力送到孙子的手里：“这一包你在路上吃，吃到家也就差不多了；那一包是明天到学校里吃的。都不要给你妈看见，两包好烟是给你爸的，关照他少抽点，抽好的，抽蹩脚的香烟伤身体。”
马老太吩咐过之后便替孙子背上书包：“回去复习功课吧，路上当心汽车。”
“不，奶奶，我要帮你推车，送完了煤球再回家。”
“好乖乖，奶奶不要你推车，你看，这一路过去都是柏油马路，煤球又是送到平房里，用不着爬楼梯。放心吧，啊……早点儿回家。”
“奶奶再见。”小丹丹依依不舍地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挥挥手。
马老太脸上那两个干涸的池塘湿润了，只有孙子的小手才能挖掘出深藏在心底的泉流。她套上车缏，拎起车把，弯腰昂首，用力迈出起动的几步，很吃力，但是有奔头。看，看那挥动的小手，书包，巧克力……这是她生命的源泉，活着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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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吴义勤主编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3中篇小说卷）》共收中篇小说九篇，包括铁凝的《对面》、陈建功的《前科》、王安忆的《“文革”轶事》、毕淑敏的《生生不已》、叶兆言的《人类的起源》、刘醒龙的《暮时课诵》等。每篇小说后都有精短点评。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3中篇小说卷）》选取了1993年优秀中篇小说九篇，包括铁凝、王安忆等作家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本书主编为中国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他以专业的眼光严格遴选年度最值得阅读的中篇小说，并附有专业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