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梁从诫编著的《林徽因集》是迄今最为完备、严谨、精致的林徽因作品全编，相当数量文稿、书信、照片首度曝光；三卷四册精装，全方位展现了林徽因先生在文学、建筑、美术领域的卓越成就。这部《林徽因集》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是喜爱林徽因，喜爱文学、建筑的读者不可多得的好读本。《林徽因集》的出版耗时多年，得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家属及许多单位、个人的大力支持；它的出版，是对国内林徽因作品出版乱象的一次正本清源，也是对广大读者、研究者的一个庄重、严肃的交代。

梁从诫编著的《林徽因集小说戏剧翻译书信》系《林徽因集》之一种，收有迄今可以找到的林徽因小说、戏剧、翻译领域的全部及迄今可以发表的林徽因书信全部，注释详尽，校勘严谨。书信部分更有大批内容曝光，其中英文书信均载入英文原文与译文对照，林长民致林徽因书信及林徽因批注、徐志摩致林徽因书信手迹等也将第一次面世。

林集正文包括前插数百幅林徽因原版影像、林徽因手迹均高清印制，整书布脊精装，集阅读价值、研究价值、收藏价值于一体。

小说

窘

九十九度中

钟绿

——模影零篇之一

吉公

——模影零篇之二

文珍

——模影零篇之三

绣绣

——模影零篇之四

戏剧

梅真同他们

［四幕剧］

翻译

夜莺与玫瑰

——奥司克魏尔德神话

书信

致胡适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

致胡适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致胡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致胡适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春

致胡适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

致沈从文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致沈从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月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

致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

致沈从文 一九三八年春

致张兆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附：张兆和致林徽因、梁思成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致梁思庄 一九三六年夏

致梁再冰 一九三七年七月

致梁再冰 一九四一年六月

致朱光潜 一九三七年

致费正清、费慰梅 一九三五年八月

致费慰梅 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致费慰梅 一九三五年十月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致费慰梅 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

致费慰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致费慰梅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致费慰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日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四○年十一月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

致费正清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致费正清 一九四六年一月

致费慰梅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致费正清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致费慰梅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致费慰梅 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致费慰梅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费慰梅、费正清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八日

致傅斯年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

附：傅斯年致朱家骅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

致金岳霖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

致梁思成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致梁思成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三年（约）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三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六年四月八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六年五月五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七年八月八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八年四月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二○年三月三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林长民致林徽因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徐志摩致林徽因 一九三一年七月七日

跋 方晶

维杉一时感着一阵高兴，他往前走了几步对芝说：“来，让我也拉一下。”他刚到芝的旁边，忽然吱哑一声，雨一般的水点从他们头上喷洒下来，冰凉的水点骤浇到背上，吓了他们一跳，芝撒开手，天篷绳子从她手心溜了出去！原来小沅站在水缸边玩抽水机筒，第一下便射到他们的头上。这下子大家都笑，笑得厉害。芝站着不住地摇她发上的水。维杉躇蹰了一下，从袋里掏出他的大手绢轻轻的替她揩发上的水。她两颊绯红了却没有躲走，低着头尽看她擦破的掌心。维杉看到她肩上湿了一小片，晕红的肉色从湿的软白纱里透露出来，他停住手不敢也拿手绢擦；只问她的手怎样了，破了没有。她背过手去说：“没有什么！”就溜的跑了。

少朗看他进了书房，放下他的烟斗站起来，他说维杉来得正好，他约了几个人吃晚饭。叔谦已经在屋内，还有老晋，维杉知道他们免不了要打牌的，他笑说：“拿我来凑脚，我不来。”

“那倒用不着你，一会儿梦清和小刘都要来的，我们还多了人呢。”少朗得意地吃一口烟，叠起他的稿子。

“他只该和小孩子们耍去。”叔谦微微一笑，他刚才在窗口或者看到了他们拉天篷的情景。维杉不好意思了。可是又自觉得不好意思得毫无道理，他不是拿出老叔的牌子么？可是不相干，他还是不自在。

“少朗的大少爷皮着呢，浇了老叔一头的水！”他笑着告诉老晋。

“可不许你把人家的孩子带坏了。”老晋也带点取笑他的意思。

维杉恼了，恼什么他不知道，说不出所以然。他不高兴起来，他想走，他懊悔他来的，可是他又不能就走。他闷闷的坐下，那种说不出的窘又侵上心来。他接连抽了好几根烟，也不知都说了一些什么话。

晚饭时候孩子们和太太并没有加入，少朗的老派头。老晋和少朗的太太很熟，饭后同了维杉来到东院看她。她们已吃过饭，大家围住圆桌坐着玩。少朗太太虽然已经是中年的妇人，却是样子非常的年轻，又很清雅。她坐在孩子旁边倒像是姊弟。小孙在用肥皂刻一副象棋——他爹是学过雕刻的——芝低着头用尺画棋盘的方格，一只手按住尺，支着细长的手指，右手整齐地用钢笔描。在低垂着的细发底下，维杉看到她抿紧的小嘴，和那微尖的下颏。

“杉叔别走，等我们做完了棋盘和棋子，同杉叔下一盘棋，好不好？”沅问他。“平下，谁也不让谁。”他更高兴着说。

“那倒好，我们辛苦做好了棋盘棋子，你请客！”芝一边说她的哥哥，一边又看一看小孙。

“所以他要学政治。”小孙笑着说。好厉害的小嘴！维杉不觉看他一眼，小孙一头微鬈的黑发让手抓得蓬蓬的。两个伶俐的眼珠老带些顽皮的笑。瘦削的脸却很健硕白皙。他的两只手真有性格，并且是意外的灵动，维杉就喜欢观察人家的手。他看小孙的手抓紧了一把小刀，敏捷地在刻他的棋子，旁边放着两碟颜色，每刻完了一个棋子，他在字上从容地描入绿色或是红色。维杉觉着他很可爱，便放一只手在他肩上说：“真是一个小美术家！”

刚说完，维杉看见芝在对面很高兴的微微一笑。

少朗太太问老晋家里的孩子怎样了，又殷勤的搬出果子来大家吃。她说她本来早要去看晋嫂的，只是暑假中孩子们在家她走不开。

“你看，”她指着小孩子们说，“这一大桌子，我整天的忙着替他们当差。”

“好，我们帮忙的倒不算了。”芝抬起头来笑，又露着那排小。牙。“晋叔，今天你们吃的饺子还是孙家篁哥帮着包的呢！”

“是么？”老晋看一看她，又看了小孙，“怪不得，我说那味道怪顽皮的！”

“那红烧鸡里的酱油还是‘公主娘’御手亲自下的呢。”小孙嚷着说。

“是么？”老晋看一看维杉，“怪不得你杉叔跪接着那块鸡，差点没有磕头！”

维杉又有点不痛快，也不是真恼，也不是急，只是觉得窘极了。“你这晋叔的学位，”他说，“就是这张嘴换来的。听说他和晋婶婶结婚的那一天演说了五个钟头，等到新娘子和傧相站在台上委实站不直了，他才对客人一鞠躬说：‘今天只有这几句极简单的话来谢谢大家来宾的好意！’”

小孩们和少朗太太全听笑了，少朗太太说：“够了，够了，这些孩子还不够皮的．你们两位还要教他们？”P7－8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隐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墓碑上的姓名，在那连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毁去了，只留下一方已经黯淡缺损，但总算幸存下来了的汉白玉，上面镌刻着一簇有着浓厚的民族韵味，丰满而又秀丽的花圈。偶来的凭吊者很少会知道，这花圈原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是那碑座上雕饰的一个刻样。一九五五年，它被移放到这座墓前，作为一篇无言的墓志，纪念着它的创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筑学家和诗人林徽因。

林徽因（早年写作徽音）一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全家迁居北京。当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敏感和能力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二。年，林徽因随父亲去英国。一年后回国时，这个中国女中学生典雅的英语和对英国文学的修养曾使她的英国教师们称赞不已，而她那热情的性格和长于审美的气质也吸引了不少比她年长的新文学界朋友。在英国期间，由于一位同窗英国姑娘的影响，她开始对建筑艺术发生兴趣。

二十年代初，林徽因结识了著名的维新派政论家、学者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当时的清华学生梁思成。在这两个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了亲密的友情。不久，他们先后来到美国，就读于宾州大学，并共同决定要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由于当时这所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该校美术学院，但选修的主要却是建筑系的课程。一九二七年，她以学士学位毕业于美术学院；同年，梁思成获得建筑系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转入著名的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贝克教授的工作室中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的学生。一九二八年，这一对新婚的同行回到了祖国。

虽然人们常常把林徽因说成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但实际上，从整个一生来说，文学创作并不是她的主要事业。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为一个年轻、热情的建筑学家所进行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林徽因始终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仅陪同梁思成多次参加了对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旅行，而且还同梁思成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调查报告多篇，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她为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绪论”，可以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了。

然而，严肃而又十分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限制林徽因文学家的气质。相反，这两个方面在她身上总是自然结合、相得益彰的。她所写的学术报告独具一格，不仅有着严谨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内容，而且总是以奔放的热情，把她对祖国古代匠师在建筑技术和艺术方面精湛的创造的敬佩和赞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这些报告的许多段落读起来竞像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散文作品。

也是在三十年代，林徽因在学术研究活动之外，开始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和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反响。

虽然出身于旧式的上层家庭并生活于优裕的环境，但可贵的是，林徽因确实表现出某种突破自身局限的倾向。她早期的几篇文学作品，如小说《九十九度中》，散文《窗子以外》、《吉公》和未完成的多幕剧《梅真同他们》等，从一个侧面分明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分野以及由此而来的各个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尽管她所表现的主题和人物同当时真正严酷的社会现实和矛盾的焦点还有着很大的距离，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窗子”以外的生活的探索和追求。她的感情也是分明的：一切同情都在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的一边，而对那些权势者，不论是“旧派”的还是“洋派”的，即或是以“文化人”面目出现的也罢，都投之以直率的敌意和鄙薄。她个人的生活背景，使她对后者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还谈不上有革命的含义，却表现了一种特有的深刻性和说服力。而且，也许正因为她不是出自对某种政治伦理的概念化的追求，反而使她所表达的爱和憎显得格外真诚而自然。这一切，使她的这一部分作品完全不能同被有些人讥为“客厅文学”的那类东西相提并论。

同样难得的是，以林徽因那样的社会处境，却能够相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隔膜，孕育着一种要走向人民的愿望。多次在华北农村地区进行的古建筑野外调查，使她有机会亲眼看到当时那些偏僻农村中困苦的生活，多少体会到劳动者的艰辛、质朴和憨厚。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但又发觉自己同他们之间有着一道她在当时还不能理解也无法逾越的无形的墙，于是写下了以这种矛盾心情为基调的散文《窗子以外》。

林徽因曾以诗闻名于当时的文学界。但她的诗却和上面谈到的其它作品有所不同。如果说，她通过自己的小说、剧本和散文，是有意识地要对当时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的话，那么，她的早期诗作，除少数几首曾表露了对民族命运所怀的忧患感和深沉的爱国心之外，更多地却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的，探索着生活和爱的哲理；是一种恬静生活中内向的精神发掘，因而其社会意义不如前一类作品那样显著，题材也显得比较狭窄。她的诗之所以受到一些读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诗中所流露的情感的真挚、细密和纯净，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和手法上的清新和完美。她在诗中所用的语言，明快而隽永，常能准确、生动地捕捉和描绘出瞬息即逝的意境的幻动和思绪的微妙变化，并有着鲜明的韵律性。特别是在她自己朗读的时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她的诗，又长于用写景的手法来抒情。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热爱和她在美术方面的修养，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现对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绘，或以之作为文学上的比喻。例如，在她的诗《深笑》中，人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昆明即景》中，她曾把当地民居底楼高八尺、二层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纳入了自己的诗句：

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这一切，使她的诗别具一格，在我国白话诗的园地里，走了一条旁人没有走过的路。

同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林徽因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期间，读到的是欧洲建筑史：古希腊、罗马建筑的遗迹，西欧哥特式、罗柯柯式的宫宇、教堂，几乎每一处拱门、每一根石柱，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和分析；而中国建筑，那无数古朴的寺庙、辉煌的宫殿，在西方建筑界眼中，却像是不存在一样。对中国古建筑稍微认真一点的论述，甚至要到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去寻找！这种情况，正是激励他们立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推动力。然而，当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遍了我国华北的大片土地，他们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当日寇的炮火在卢沟桥畔响起的时候，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当他们由于在深山里发现了国内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万分的时候，却传来了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由于正太铁路已不通，他们历尽艰辛才辗转回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这时，林徽因曾用大而整齐的字体给正随亲戚在外地过暑假的八岁的女儿写信说：“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方好。”

此后不久，林徽因、梁思成便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跋涉数千里，迁到了昆明。在途经长沙时，日寇的飞机曾把他们的住处炸成一片瓦砾，全家人仅以身免。一九四一年冬，他们又从昆明迁到了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的江村。

八年抗战，艰难的生活、飞腾的物价、日寇的空袭、不断的“逃难”、越来越差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肺病复发。从一九四一年起，她就经常发烧卧床，从此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欢乐。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遏止住她在精神上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她基本上已经无暇从事认真的文学创作了。在这方面，除了若干诗稿之外，已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但是，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艰苦的生活，同社会现实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了解，对战局的忧虑以及个人的病痛，已使林徽因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映在她的诗稿中，三十年代那种安逸、婉约的格调已不多见，而开始发出某种悲怆、沉郁，甚至是苦涩的音响；诗中也不再限于捉摸个人心绪的沉浮变幻，而渐渐出现了更多尖锐的社会乃至政治主题。为哀悼在与日寇空战中捐躯的弟弟而写的诗稿《哭三弟恒》和鞭笞恶劣的社会风气对年轻知识分子心灵的侵蚀的长诗《刺耳的悲歌》（已佚），表现了她创作思想的这种转变。

这个时期，学术上的研究和创作活动在林徽因的生活中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她在疾病的折磨下，在那穷乡僻壤几乎不蔽风雨的几间农舍里，常常是伴着如豆的菜籽油灯光，用了几年时间，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宿愿。除了她身边的亲人和最接近的合作者之外，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林徽因为了这两部著作曾贡献了多少心血，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又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应聘到清华大学主持建筑系的创建工作，林徽因终于回到了她在八年战乱中所日夜思念的北平。然而，她却无可奈何地发现，曾经成为她创作基调的那种战前闲逸的生活，同她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一道，都已成为往日的回忆而不能再现了。这时，她同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仍是隔膜的，但对于旧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却已有了切身的感受。多年忧患的生活和长期卧病，曾使她产生过相当灰暗的情绪，并写了一些调子低沉的短诗。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一再谢绝了外国朋友的邀请，不肯到美国去长期疗养，而宁愿留国内，同自己的同胞共命运。解放前夕，她曾在朋友们面前激动地表示过：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该选择这样的时机离开祖国的。也许多少有点偏激吧，她对于不信奉这个原则的人，始终是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谅的。

一九四九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已经解放了，而解放大军对北平的包围正紧。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不仅为城内亲友、百姓的安危而日夜担心，而且一想到这座举世无双的文化古都，城内那无数辉煌的古代宫殿庙宇，可能即将毁于攻城的战火时，就忧心如焚，几乎夜不能寐了。就在这时，一天，突然有两位解放军来到家中求见，在大吃一惊的梁思成面前摊开了一幅大比例的北平军用地图，请他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大军万一被迫攻城时尽一切可能予以保护……这生平第一次同解放军的直接接触，使这一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一切疑虑，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后，林徽因的病势虽更加沉重，但她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极大的热忱，忘我地投入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她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被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认真地参加了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志们一道，提出了很有远见的总体规划草案；她还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抵制了当时来自各方面，包括来自“外国专家”的许多武断的、错误的意见，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园”的新颖设想；她十分关心供普通劳动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设计问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了专题课，亲自做出了多种设计方案；她热心于北京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应工艺美术界一些同志的邀请，扶病来到当时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熟悉生产程序，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图案并亲自参与试制，同时还热情地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她还热心于文化普及工作，在百忙中曾为《新观察》等刊物写了一系列介绍我国古建筑的通俗性文章。常常为此在病榻上就着一块小画板写作到深夜。

建国后不久，林徽因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道，接受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的光荣任务。连续几个月，她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入了这件工作，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又一次次带病亲自和同事们一起把图纸送到中南海，请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审查、提意见，直到方案最后确定。在讨论国徽图案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当她亲眼看到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她所参与设计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国徽图案时，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这以后，林徽因又参加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工作，并承担了为碑座设计饰纹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凭自己对中国古代雕刻纹饰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艺美术方面的素养，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创作。同时，她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分精力，以致没有能亲眼看到这座历史性建筑物的落成。

熟悉林徽因的人还不会忘记，在从事上述这些工作的同时，她又是一个多么热心于培养、引导青年的人。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为他们讲课，同他们交换意见、谈话，全然不顾自己已是一个多么衰弱的病人。为了启发后学者，她不仅贡献着自己的学识，也贡献了那仅有的一点健康。

一九五五年四月，林徽因教授终因久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了，终年只有五十一岁。虽然她参加人民的革命工作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由于她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人民给了她以很高的荣誉，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林徽因是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由于她对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艺术的广博知识和深厚的修养，她总是孜孜不倦地探求怎样吸取其中最优秀的成分以表现现代的、民族的题材与风格。她的作品，无论是文学方面的，还是建筑或造型艺术方面的，都明显地表现出她在这种探索中所做出的可贵努力。民族的形式已成为她在艺术风格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她发表过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它们在一个时期中，对于我国白话散文和诗歌，在形式、韵律、风格和技巧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可惜的是，现在所能收集到的，仅是她早期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她思想和艺术上更为成熟时期的许多诗稿、文稿，却再也没有可能同读者见面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中，它们也遭到了和她墓碑上的名字相同的噩运，毁失殆尽了。

林徽因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不幸的。这样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被誉为“一代才女”的女性，在旧社会，潜力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充分的发挥；而她最好的年华，又大半被消磨在动乱的生活和疾病之中了。直到解放后，她的知识和才干才第一次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时代的需要、对新中国的挚爱，在她身上激发出了令人感佩的创造热情。然而，她心中那曾经是炽烈的生命之火，却过早地燃到了尽头，“蜡炬成灰”，无可奈何地熄灭了。这使一切熟悉她、爱慕她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哀。

尽管如此，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林徽因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那明晰、轻盈的足迹；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她也以开创者之一的身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解放以后，她在建筑教育和美术创作中播出的种子和洒下的心血已开花结果，有的更已凝于历史的丰碑，获得了与人民共和国共存的殊荣。对于死者来说，这也应是具有深意的安慰了。

二○一四年是诗人、建筑学家林徽因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一些单位、团体和个人纷纷借此机会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才女。虽然在文学、建筑等领域多有建树，但她曾长期被世间遗忘；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第一本林徽因的作品集——《林徽因诗集》。自此，与她相关的图书逐渐面世，她又回到了热爱她的读者中间，她的才华和美丽又被众人所关注。

我的丈夫梁从诫一直深深怀念他的母亲林徽因。我们的国家结束了多年动荡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人们有了回忆、反思的可能。也就是在此时，从诫开始回顾母亲对他一生的关爱和影响。百忙之中，他深情写下了三篇从不同角度回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在几乎全力投入环境保护事业的一九九九年，他又挤出时间，整理出版了两卷本《林徽因文集》，初步实现了长期埋藏在心底的夙愿。

从诫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母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对他所编的《林徽因文集》进行修订、增补。这也是他生前期盼已久但却未能完成的事情。

此次新版文集更名为《林徽因集》。严格说来，这部文集的面世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它在编辑原则和体例上，依然遵循从诫的原意，书中使用的主要资料是从诫生前编理好的，一些新增篇目也是从诫生前曾经拟定的；因此，我们仍说这部文集是梁从诫所编。

较之从诫所编旧版《林徽因文集》，新版《林徽因集》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增收了近年来发现的林徽因文学、建筑、美术方面的文字。二、增收了部分书信，书信原文系英文的，均排入英文原文，与译文对照；有些书信，为便于阅读，附录了对方来函。三、增收了大量林徽因生平照片，林徽因文学、建筑、美术手稿和书信手稿原件照片。四、将旧版文集的“文学卷”分为“诗歌、散文卷”和“小说、戏剧、翻译、书信卷”；将旧版文集的“建筑卷”分为“建筑、美术卷”，“建筑、美术卷”又分上下两册，故整部文集为三卷四册。

《林徽因集》所收作品，产生于作者所生活的年代，其中部分字、词、标点的写法和文句的表达有别于今天的惯例；为了尊重历史，除明显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未做改动。

作为从诫的妻子，我努力按照我所知道的他的原意对林徽因的作品进行再次梳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一珂先生密切合作，力求把新版林集做好。可以说，新版《林徽因集》较之旧版文集更加丰厚、严谨、完善，也是目前行世的最完备的本子。我的工作是为了完成从诫的心愿，为了告慰从诫和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那么多热爱和怀念着他们的读者。

此书的整理和编辑得到了多方支持和帮助。林洙为“建筑、美术卷”提供了大量图片资料，提出了宝贵建议；梁再冰订正了文集图片的注释；吴荔明提供了部分照片；于葵提供了部分照片以及林徽因书信部分的英文原稿，并对其进行了整理核对；沈龙珠、沈虎雏先生提供了林徽因与沈从文的照片及书信原稿；崔勇先生提供了林徽因勘察天坛的照片；陈学勇先生提供了林长民和林徽因的部分资料，并对书信部分所附林长民致林徽因的一批函件进行了细致的校勘注释，我们从他所编的《林徽因文存》中汲取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提供了林徽因与胡适的照片及书信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了林徽因的部分书信手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新版《林徽因集》的整理提供了帮助。王一珂先生的工作贯穿始终，不无巨细，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谨向上述个人和单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一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