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团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废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

《废都》描写的是古城长安，本文为贾平凹的力作。获《人民文学》1991年度优秀作品奖，背景广阔，用典甚多，寓意也可谓深刻。

长安城上千年的历史沉积，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关性方面的敏感描写，也是本书令人争议的一个主要话题。亦曾有人拿《废都》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红楼梦》相提并论。虽然受诟甚多，但本书名气非常之大。一时沸沸扬扬，如同雾里看花。

周敏自此一连几个星期，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就来孟云房家，穿得整整齐齐，头上也喷了发胶，梳得一丝不乱的。可孟家虽坐了一帮作家、编剧和画家、演员，却未见到庄之蝶。周敏一时未能去报刊编辑部做事，因为生计，又不能耽误了清虚庵做小工挣钱，心也慢慢灰下来。

此日，慧明又让周敏捎一个口信儿到孟云房家里。两人吃着茶，自然又说起庄之蝶来。孟云房才告诉周敏，庄之蝶原来不在城里许多时间了，他也是上午见了太白书店的洪江才知道的，便不免怨怪庄之蝶：近一年来声名越来越大，心情反倒越来越坏，脾性儿也古怪了，出外这么长时间竞连他也不打个招呼！周敏听了，勾下头去，轻轻地叹息。孟云房却拿出一封短信，问周敏是否能亲自去文化厅找一个人去，若找着这个人，别的报刊编辑部去不得，但《西京杂志》编辑部或许不成问题。周敏展信读了，原来是孟云房以庄之蝶之名写给一个叫景雪荫的。周敏不知景雪荫是男是女，是什么领导，问孟云房，孟云房却一脸诡笑，避而不答。

周敏半信半疑，揣了短信往文化厅去。天向晚时，又来见孟云房。孟云房正剥了上衣，穿着宽大花裤衩在书房写作，口里应着，身子不动。周敏等不及，大声喊：“孟老师，是我，周敏。”一阵踢踏声，门抽开扣子，周敏推门而入，“扑通”一声跪在孟云房的面前。孟云房甚是吃惊，却也明白几分，问道：“事情成了？”周敏脸涨得通红，却回头叫道：“都拿进来！”接踵一个粗脚女子，拎着一个大的旅行袋子往外掏，柜盖上就是一筒碧螺春茶、两瓶维C果汁粉、一包笋丝、一包宁夏枸杞、一包香菇。孟云房叫道：“小周，你这是怎么啦，给我送礼吗？”周敏说：“这算什么礼，大热天的，写作又这么累，想给你买些什么，你戒荤了，又无法买的。孟老师，多亏你的条儿，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哩！”孟云房说：“我说寻景雪荫一寻就准，她是厅里人，以前在编辑部也干过，谁不看她的面子呢？”已经在内屋睡下的夏捷隔帘说道：“小周呀，你可是讲究实际的人呀！你孟老师写了个条儿，你就孝敬你的孟老师了？”周敏笑着说：“师母已经睡了吗？我哪里就敢忘了你，刚才路过蓝田玉店，我进去看了，里边有菊花玉镯的，已经付钱人家了，可摆着的三副，副副都有暗伤，我让他们快些进货来，三日后去取的，只怕师母看不上。”妇人说：“我看你是挣一个花两个的浪子！”周敏就还在笑，孟云房已经把维C果汁粉瓶盖拧开，给自己冲一杯，给周敏冲一杯，还要给夏捷冲一杯送进去。周敏说他不喝的，这杯给师母吧。孟云房说：“拿进我的家门，就算是我的了，现在是我招待你呀！”端了一杯进内屋去。周敏坐下来抿了一口，门帘处一动，送货的女子在向他示意。周敏出去，在院子里悄声说：“你怎么还不走？没你的事了。”女子说：“钱呢？”周敏说：“钱不是全付了你吗？”女子说：“你付的是东西钱，我送这么远也不能白送呀！”周敏说：“送牙长一截路也要钱？”给了一角。女子说不行的，你是打发叫花子吗？叫花子开个口，也没有给一角钱的。周敏就把口袋反翻出来让看没一个子儿了，女子骂骂咧咧地走了。周敏回到屋里，笑着说：“那姓景的好高贵气质，一见面，我倒被她震住，差点不敢拿出条儿来，手心都是汗。她先领我去了编辑部找主编，又去把厅长也找来，主编就说三天后听消息吧。她倒这般能耐的！”孟云房说：“这你就不知道可。景雪荫虽在厅里是一个处长，可文化厅里除了厅长，上下哪个敢小觑了她？说出来你冷牙打颤，如今省上管文化的副书记是她爹的当年部下，宣传部长也曾是她爹的秘书。老头子现在调离了陕西，在山西那边还当着官，虽人不在了陕西，老虎离山，余威仍在嘛！”周敏听了，说：“这我知道了，景雪荫莫非就是庄老师当年的相好？”孟云房说：“你怎么知道？”周敏说：“潼关出了庄之蝶，潼关就流传着他的轶闻趣事，以前我还以为是人衍生的事，没想倒真是这样！她一见到信就说了，庄之蝶好大架子，一个条儿来，人也不见面了！”孟云房说：“你怎么说？”周敏说：“我说，之蝶老师说了，他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小说，过一段日子就来看你的。她还说看什么，已经老了，不好看了！”周敏说完，笑了笑，却说：“孟老师，事情这般顺当，倒让我担心。之蝶老师以后要怪咱们的。”孟云房说：“正是这样，我才赶写一篇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的。”周敏千谢万谢，直说到自鸣钟敲过十二点方离去。

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周敏的面，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就热水洗了身子，漱了口，换一身喷过香水的时兴裤头和奶罩，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他。但周敏一时未回，就歪在床上读起书来。夜深听得门外脚步响，身子就软溜下来，把书遮在脸上装睡着了。周敏敲门，门却自开，原来并未插关，进来看床灯亮着，妇人悄然无声，轻轻揭了书本，人睡得好熟，就站着看了一会儿睡态，不觉凑下来吻那嘴唇，妇人却一张口将伸进的舌头咬住，倒吓了周敏一跳。

周敏说：“你没有睡呀！脱得这么赤条条的，也不关门！”妇人说：“我盼着来个强奸犯哩！”周敏说：“快别说浑话，一天没回来就受不了？”妇人说：“你也知道一天没回来呀！”周敏就说了怎么去见孟云房，孟云房如何写条儿又见景雪荫，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妇人高兴起来，赤身就去端了温热的麻食，看着男人吃光，碗丢在桌上，也不洗刷，倒舀了水让周敏洗，就灭灯上床戏耍。(此处作者有删节)妇人问：“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这般有福的，倒能与庄之蝶好？”周敏说：“长得是没有你白，脸上也有许多皱纹了，脚不好看。但气势足，口气大，似乎正经八百，又似乎满不在乎的样子，喜欢与男人说笑的。”妇人把男人的头推到一边，嫌他口里烟味大，说：“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周敏说：“我听孟云房说了，她是个男人评价很高、女人却瘪嘴的人，她没有同性朋友。”妇人说：“我猜得出了，这号女人在男人窝里受宠惯了，她也就以为真的了不得了。如果是一般人，最易变态，是个讨厌婆子。她出身高贵，教养好些，她令诱男人团团围了转，却不肯给你一点东西，这叫狼多不吃娃，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周敏说：“你这鬼狐子，什么都知道，可潼关县城毕竟不是西京城。她若是那样，庄之蝶一个条儿就那么出力？！”妇人说：“要说我不明白，也在这里。可我敢说，这号女人是惹不得的，别人只能为了她，她是不能让别人损了她的。既然人家肯这么帮忙，你就多去孟云房那儿，免得以后庄之蝶知道借了他的名分儿生气，也好让孟云房顶着。”周敏就说起给夏捷买玉镯的事，说他想好了，把妇人戴的菊花玉镯给她，只给一只。妇人沉默了半日不言语，周敏就不敢多说，爬上去又亲那一段身子，妇人掀开了，说：“这是你给我买的，现在你又送她，姓夏的是大城市的时髦女人，样子自然好，只怕她日后也是你的了。”周敏说：“你尽胡说，她穿着时兴，可一端儿个黄脸婆，一个玉镯子值几个钱？能在编辑部寻个事儿干，或许往后会寻访到我所要的东西，咱们又可在西京长长久久生活下去，哪头重哪头轻，你能掂着的。若不愿意，我明日重买一个是了。”妇人说：“好吧。”当下褪了一只镯子在床头，背过身睡去了。P12-15

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至今十七年矣。

十七年后，再见庄之蝶，他依然活着。

在此期间，《废都》遭遇了严峻的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对《废都》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这个叫庄之蝶的人，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人。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但我也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件事不曾明言：作为文学人物的庄之蝶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镜鉴——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反正，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

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我依然认为《废都》中的“口口口”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口”时，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文明与禁忌》的影响，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几乎人手一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他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他也的确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种“躲猫猫”式的狭邪玩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读过了《废都》，然后读到了福柯，现在，在福柯式的知识背景下，我以为或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贾平凹的意图及这个意图在《废都》中的功能。那些“口口口”形成了一种精心制作的“废文本”，贾平凹在此破去了书写的假定性，在那些特定场合，我们对文本的“真实”幻觉被击破：眼前的一切被删减和缺省，因而也是被“写”出来的，那么，是谁写了它呢？我们当然知道书写和删节皆是贾平凹所为，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

……

庄之蝶的出走是他在整部《废都》中做出的最具个人意志的决定，他弃绝一切承诺，他为自己做出了决定，但问题是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要走向那里。

当贾宝玉披着大红斗篷出走时，他自己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去了他的来处，一片“干净”之地；当晚年的托尔斯泰出走时，托尔斯泰至少在理念中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但庄之蝶不知。

《废都》的批评者常常以托尔斯泰为精神标尺，用以衡量庄之蝶的分量，这极富洞见。我猜测，当贾平凹写到火车站上的最后一幕时，他很可能想起了托尔斯泰，这个老人，在万众注目之下，走向心中应许之地，最终也是滞留在一个火车站上，这时，贾平凹或是庄之蝶必是悲从中来：他心中并无应许之地，他的出走无人注目并将被迅速遗忘，他甚至找不到一种语言，表达自己的这个决定，他在踏上放逐之路时他的内部依然携带着那个深黑的沉默的深渊。

——终究是孤魂野鬼。我猜测，《废都》中花了如许的笔墨过度渲染黑夜中无言的满天鬼魂，不过是最后要让庄之蝶加入进去。

但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哈罗德·布罗姆曾在《西方正典》中指出，尽管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做出了雄辩的责难，但是，托尔斯泰自身在最后时刻的境遇却非常近于“李尔王”：一个背弃了自身的生活世界，同时被自身的生活世界所背弃的孤独无着的老人。

那么，这个庄之蝶，他是李尔王吗？或许我们根本不必向他提出知识分子式的问题，他的问题仅仅是陷溺于自我的幻觉而背弃了他的生活，他的罪和罚都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成立，他不过是人类的虚荣——世俗的虚荣和自我的、精神的虚荣的又一个牺牲品？

对此，我并无定见。贾平凹也不能提供答案，当他让庄之蝶从那些“口口口”中溜走时，他和他的批评者们一样，是把人的责任交给了他的环境和时代，但当他在无着无落的火车站上把庄之蝶付与痛苦的无言、付与生死时，他又确认了庄之蝶的“存在”，而把存在之难局严峻地交给了我们。

——勇敢地表达和肯定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心，勇敢地质疑和批判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此即《废都》。

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依我在四十岁的觉悟，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一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只是有没有宿命可得到。姑且不以国外的事作例子，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检讨起来，往日企羡的什么词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鬼魅狰狞，上帝无言。奇才是冬雪夏雷，大才是四季转换。我已是四十岁的人，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苔衣的，而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萄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宿命吗？

我为我深感悲哀。这悲哀又无人与我论说。所以，出门在外，总有人知道我是某某后要说许多恭维话。我脸烧如炭，当去书店，一发现那儿有我的书，就赶忙走开。我愈是这样，别人还以为我在谦逊。我谦逊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

有这种思想，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来说，我知道是不祥的兆头。事实也真如此。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叉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回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我没有儿子，父亲死后，我曾说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

这个时候开始写这本书了。

要在这本书里写这个城了，这个城里却已没有了供我写这本书的一张桌子。

在一九九二年最热的天气里，托朋友安黎的关系，我逃离到了耀县。耀县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我兴奋的是在药王山上的药王洞里看到一个“坐虎针龙”的彩塑，彩塑的原意是讲药王当年曾经骑着虎为一条病龙治好了病的。我便认为我的病要好了，因为我是属龙相。后来我同另一位搞戏剧的老案被安排到一座水库管理站住，这是很吉祥的一个地方。不要说我是水命，水又历来与文学有关，且那条沟叫锦阳川就很灿烂辉煌；水库地名又是叫桃曲坡，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在那里，远离村座，少鸡没狗，绿树成荫，繁花遍地，十数名管理人员待我们又敬而远之，实在是难得的清静处。整整一个月里，没有广播可听，没有报纸可看，没有麻将，没有扑克。每日早晨起来去树林里掏一股黄亮亮的小便了，透着树干看远处的库面上晨雾蒸腾，直到波光粼粼了一片银的铜的，然后回来洗漱，去伙房里提开水，敲着碗筷去吃饭。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后来听说这是一种饭苍蝇，从此也不在乎了。吃过第一顿饭，我们就各在各的房间里写作，规定了谁也不能打扰谁的，于是一直到下午四点，除了大小便，再不出门。我写起来喜欢关门关窗，窗帘也要拉得严严实实，如果是一个地下的洞穴那就更好。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每当老景在外边喊吃饭了，推开门直叫烟雾笼罩了你了！再吃过了第二顿饭，这一天里是该轻松轻松了，就趿个拖鞋去库区里游泳。六点钟的太阳还毒着，远近并没有人，虽然勇敢着脱光了衣服，却只会狗刨式，只能在浅水里手脚乱打，打得腥臭的淤泥上来。岸上的蒿草丛里嘎嘎地有嘲笑声，原来早有人在那里窥视。他们说，水库十多年来，每年要淹死三个人的，今年只死过一个，还有两个指标的。我们就毛骨悚然，忙爬出水来穿了裤头就走，再不敢去耍水，饭后的时光就拿了长长的竹竿去打崖畔儿上的酸枣。当第一颗酸枣红起来，我们就把它打下来了，红红的酸枣是我们唯一能吃到的水果。后来很奢侈，竞能贮存很多，专等待山梁背后的一个女孩子来了吃。这女孩子是安黎的同学，人漂亮，性格也开朗，她受安黎之托常来看望我们，送笔呀纸呀药片呀，有时会带来几片烙饼。夜里，这里的夜特别黑，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互相念着写过的章节，念着念着，我们常害肚子饥，但并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曾经设计过去偷附近村庄农民的南瓜和土豆，终是害怕了那里的狗，未能实施。管理站前的丁字路口边是有一棵核桃树的，树之顶尖上有一颗青皮核桃，我去告诉了老景，老景说他早已发现。黄昏的时候我们去那里抛着石头掷打，但总是目标不中，歇歇气，搜集了好大一堆石块瓦片，掷完了还是掷不下来，倒累得脖子疼胳膊疼，只好一边回头看着一边走开。这个晚上，已经是十一点了，老景馋得不行，说知了的幼虫是可以油炸了吃的，并厚了脸借来了电炉子、小锅、油、盐，似乎手到擒来，一顿美味就要到口了。他领着我去树林子，打着手电在这棵树上照照，又到那棵树上照照，树干上是有着蝉的壳，却没有发现一只幼虫。这样为着觅食而去，觅食的过程却获得了另一番快感。往后的每个晚上这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不知为什么，幼虫还是一只未能捉到，捉到的倒是许多萤火虫。这里的萤火虫到处在飞，星星点点又非常地亮，我们从林子中的小路上走过，常恍惚是身在了银河的。

老景长得白净，我戏谑他是唐僧，果然有一夜一只蝎子就钻进他的被窝蜇了他，这使我们都提心吊胆起来，睡觉前翻来覆去地检查屋之四壁，抖动被褥。蝎子是再也没有出现的，而草蚊飞蛾每晚在我们的窗外聚会，黑乎乎的一疙瘩一疙瘩的，用灭害灵去喷，尸体一扫一簸箕的。我们便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事。我开始打磨我在香山捡到的一块石头，这石头极奇特，上边天然形成一个“大”字，间架结构又颇似柳体。我把“大”字石头雕刻了一个人头模样系在脖子上，当做我的护身符。这护身符一直系着，直到我写完了这部书。老景却在树林子里捡到了一条七寸蛇的干尸，那干尸弯曲得特别好，他挂在白墙上，样子极像一个凝视的美丽的少女。我每天去他房间看一次蛇美人，想入非非。但他要送我，我不敢要。

在耀县锦阳川桃曲坡水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名的——呆过了整整一个月，人明显是瘦多了，却完成了三十万字的草稿。那间房子的门口，初来时是开绽了一朵灼灼的大理花的，现在它已经枯萎。我摘下一片花瓣夹在书稿里下山。一到耀县，我坐在一家成汤面馆门口，长出了一口气，说：“让我好好吃顿面条吧！”吃了两海碗，口里还想要，肚子已经不行了，坐在那里立不起来。

回到西安，我是奉命参加这个城市的古文化艺术节书市活动的。书市上设有我的专门书柜，疯狂的读者抱着一摞一摞的书让我签名，秩序大乱，人潮翻涌，我被围在那里几乎要被挤得粉碎。几个小时后幸得十名警察用警棍组成一个圆圈，护送了我钻进大门外的一辆车中急速遁去。那样子回想起来极其可笑。事后我的一个朋友告诉说，他骑车从书市大门口经过时，正瞧着我被警察拥着下来，吓了一跳，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我那时确实有犯罪的心理，虽然我不能对着读者说我太对不起你们了，但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离开了被人拥簇的热闹之地，一个人回来，却寡寡地窝在沙发上吸烟落泪。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的经比别人更难念。对谁去说？谁又能理解？这本书并没有写完，但我再没有了耀县的清静，我便第一次出去约人打麻将，第一次夜不归宿，那一夜我输了个精光。但写起这本书来我可以忘记打麻将，而打起麻将了又可以忘记这本书的写作。我这么神不守舍地挨着日子，白天害怕天黑，天黑了又害怕天亮。我感觉有鬼在暗中逼我，我要彻底毁掉我自己了，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时候，我收到一位朋友的信，他在信中骂我迷醉于声名之中，为什么不加紧把这本书写完？！我并没有迷醉于声名之中，正是我知道成名不等于成功，我才痛苦得不被人理解，不理解又要以自己的想法去做，才一步步陷入了众要叛亲要离的境地！但我是多么感激这位朋友的责骂，他的骂使我下狠心摆脱一切干扰，再一次逃离这个城市去完成和改抄这本书的全稿了。我虽然还不敢保险这本书到底会写成什么模样，但我起码得完成它！

于是我带着未完稿又开始了时间更长更久的流亡写作。

我先是投奔了户县李连成的家。李氏夫妇是我的乡党，待人热情，又能做一手我喜爱吃的家乡饭菜。一九八六年我改抄长篇小说《浮躁》就在他家。去后，我被安排在计生委楼上的一间空屋里。计生委的领导极其关照，拿出了他们崭新的被褥，又买了电炉子专供我取暖。我对他们的接纳十分感激，说我实在没法回报他们，如果我是一个妇女，我宁愿让他们在我肚子上开一刀，完成一个计划生育的指标。一天两顿饭，除了按时去连成家吃饭，我就待在房子里改写这本书。整层楼上再没有住人，老鼠在过道里爬过，我也能听得它的声音。窗外临着街道，因不是繁华地段，又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喧嚣。只是太阳出来的中午，有一个黑脸的老头总在窗外楼下的固定的树下卖鼠药，老头从不吆喝，却有节奏地一直敲一种竹板。那梆梆的声音先是心烦，由心烦而去欣赏，倒觉得这竹板响如寺院禅房的木鱼声，竟使我愈发心神安静了。先头的日子里，电炉子常要烧断，一天要修理六至八次；我不会修，就得喊连成来。那一日连成去乡下出了公差，电炉子又坏了，外边又刮风下雪，窗子的一块玻璃又撞碎在楼下，我冻得捏不住笔，起身拿报纸去夹在窗纱扇里挡风；刚夹好，风又把它张开；再去夹，再张开，只好拉闭了门往连成家去。袖手缩脖下得楼来，回头看三楼那个还飘动着破报纸的窗户，心里突然体会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境界。

住过了二十余天，大荔县的一位朋友来看我，硬要我到他家去住，说他新置了一院新宅，有好几间空余的房子。于是连成亲自开车送我去了渭北的一个叫邓庄的村庄，我又在那里住过了二十天。这位朋友姓马，也是一位作家，我所住的是他家二楼上的一间小房。白日里，他在楼下看书写文章，或者逗弄他一岁的孩子；我在楼上关门写作，我们谁也不理谁。只有到了晚上，两人在一处走六盘象棋。我们的棋艺都很臭，但我们下得认真，从来没有悔过子儿。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他家的楼房又在村头，后墙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去的。邓庄距县城五里多路，老马每日骑车进城去采买肉呀菜呀粉条呀什么的。他不在，他的媳妇抱了孩子也在村中串门去了。我的小房里烟气太大，打开门让敞着，我就站立在楼栏杆处看着这个村子。正是天近黄昏，田野里浓雾又开始弥漫，村巷里有许多狗咬，邻家的鸡就扑扑棱棱往树上爬，这些鸡夜里要栖在树上，但竟要栖在四五丈高的杨树梢上，使我感到十分惊奇。

二十天里，我烧掉了他家好大一堆煤块，每顿的饭里都有豆腐，以至卖豆腐的小贩每日数次在大门外吆喝。他家的孩子刚刚走步，正是一刻也不安静地动手动脚，这孩子就与我熟了，常常偷偷从水泥楼梯台爬上来，冲着我不会说话地微笑。老马的媳妇笑着说：“这孩子喜欢你，怕将来也要学文学的。”我说，孩子长大干什么都可以，千万别让弄文学。这话或许不应该对老马的媳妇说，因为老马就是弄文学的，但我那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片真诚。渭北农村的供电并不正常，动不动就停电了，没有电的晚上是可怕的，我静静地长坐在藤椅上不起，大睁着夜一样黑的眼睛。这个夜晚自然是失眠了，天亮时方睡着。已经是十一点了，迷迷糊糊睁开眼，第一个感觉里竞不知自己是在哪儿。听得楼下的老马媳妇对老马说：“怎不听见他叔的咳嗽声，你去敲敲门，不敢中了煤气了！”我赶忙穿衣起来，走下楼去，说我是不会死的，上帝也不会让我无知无觉地自在死去的，却问：“我咳嗽得厉害吗？”老马的媳妇说：“是厉害，难道你不觉得？！”我对我的咳嗽确实没有经意，也是从那次以后留心起来，才知道我不停地咳嗽着。这恐怕是我抽烟太多的缘故。我曾经想，如果把这本书从构思到最后完稿的多半年时间里所抽的烟支接连起来，绝对地有一条长长的铁路那么长。

当我所带的稿纸用完了最后的一张，我又返回到了户县，住在了先前住过的房间里。这时已经月满，年也将尽，“五豆”、“腊八”、二十三，县城里的人多起来，忙忙碌碌筹办年货。我也抓紧着我的工作，每日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七千字的速度。李氏夫妇瞧我脸面发胀，食欲不振，想方设法地变换饭菜的花样，但我还是病了，而且严重地失眠。我知道一走近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终于写完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字。

对我来说，多事的一九九二年终于让我写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将会如何地生活，我也不知道这部苦难之作命运又是怎样。从大年的三十到正月的十五，我每日回坐在书桌前目注着那四十万字的书稿，我不愿动手翻开一页。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优秀呢，还是情况更糟？是完成了一桩宿命呢，还是上苍的一场戏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为何物所变、死后又变何物。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