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白沙黑石的西流河滩，天鉴真正是新上任的竺阳令了。翌日午时到了城南十里，早有县丞、观察、吏目、巡检及一帮地方豪绅在那里等候了三日。当下官轿接了，前面是“肃静”“回避”两面宣牌，两边是数十人齐摇铃杵，日落云生，入了城门，进了衙内。接连是三天三夜宴席，揖拜，和络绎不绝的送礼恭贺。天鉴想，这套官服在身，果然没人敢怀疑我的来路，一颗惶恐之心安妥，手也有地方放了，脚也有地方放了，便将塞得满了一个小屋的老酒陈醋、丝绸布帛、古董字画以及山货土产，一尽儿赏了衙内大小公干，赢得上下叫好，一片欢呼。
一日，天鉴起得特早。天鉴是没有贪睡的习惯的。知县的卧床是棕丝编织，天鉴睡得腰疼，尤其那团花枕头枕着太热，第三日就捡了一页砖来享用，眼里才褪了红丝。街上的巡更敲了第四遍木梆，他便醒了，醒来迷糊中以为还在山神庙的香案下，伸脚就蹬他的兄弟，蹬空了，方清白事体，无声地笑了。环顾着偌大的房间，明了那一块泛着白光的方块是纸糊的窗户，却又觉得那是卧着的白狼模样，立即翻身坐起，点了灯檠，看着挂在胸前的桃木棒槌将心慢慢静定。这样的幻觉，天鉴已有几次了，总感到那只白狼在看着他，他只有将那根桃枝削成小小的棒槌戴在衣内的胸前，甚或在衙堂上也时不时按按胸衣。正是这种幻觉的产生，天鉴越发不敢贪睡，披衣起来要看公文典章。弃邪了归正，有心立身立德，作一番政绩，熟悉官场事务，掌握仕途行情，成了他火急火燎之事。但天鉴字识得不多，看那些公文典章不到一个时辰就要分神，视满纸上蚂蚁爬动，骂一声娘的，便独自踅出后院，走到衙门口外去了。
竺阳城实在不能算城，没有护城河沟，也没有城门箭楼，一圈灌了米浆版筑而起的土墙围了，便是城里城外之分。四面是山的一个瓮底所在，仅一条横着的瘦街。那日坐轿过来，街道恰恰通过轿子，欢迎的百姓全挤在了木板门面房的石条阶上，或者门道窗口。最使天鉴不解的是城区竞在南山坡根，县衙大门端戳而出，两边砌了低矮土墙，一溜斜坡直到西流河边，使街道莫名其妙地拐一个“几”字。天下衙门朝南开，竺阳衙门却朝北开，怪不得第一任知县不到期限患一身癞疮走了，第二任竟是他天鉴轻而易举到来。天鉴一面感叹着奇异，一面却也庆幸不已了。
天鉴站在衙门口，那门前的慢坡高出整个街面，就一眼远眺到街的东西尽头了。此时街上的雾已经弥漫，能看得见从东头的那座石拱的小桥上灰白色的东西如潮头一般卷过来，立时整个街房就下半截虚无缥缈，如天上仙阁。那雾还在溜，天鉴就在雾里了，他响响地打个喷嚏，看不见了前边三只两只游动的走狗。这雾是哪儿来的呢？是西流河上生发的，还是城后鬼子谷生发了从小拱桥下的暗洞来的？反正天鉴上任了十天，十天里天天在黎明时起雾，雾要笼罩一个白天。天鉴问过那个跛腿的衙役，衙役说：“这雾好啊！”“怎么个好法？”衙役说：“老爷您一上任，竺阳人丁要旺哩！”说完倒有些脸红，再问，才知道这一带百姓有一种惯有的见识，每有浓雾整日不散，或是雨水连绵，便认作是天地发生恋情交合了。这个时候，活人就效仿天地，性欲发作，房事频繁，要借了天地选择的吉日生孕，传宗接代。
天鉴听罢就笑了，笑过之后却长长一声浩叹。在这大雾弥漫的天日里，竺阳县的入都淫浸于情爱之中，而一个堂堂的知事老爷，却独身一人在那偌大的房间冷清了。天鉴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家小，他以盐希运的名分到了竺阳，在江南的那个水乡里，仍是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娇妻的。天鉴也就在那一日中午书了一封告诉已到任的家信，并亲手交给跛腿衙役让他送邮差捎回故里。那跛腿衙役还说了一句：“老爷也想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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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为“经典”做点什么？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析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吴义勤主编的这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2中篇小说卷）》共收中篇小说八篇，包括贾平凹的《晚雨》、莫言的《红耳朵》、阎连科的《寻找土地》、尤凤伟的《石门夜话》、刘醒龙的《村支书》、池莉的《预谋杀人》等。每篇小说后都有精短点评。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2中篇小说卷）》选取了1992年优秀中篇小说八篇，包括贾平凹、莫言等作家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图书主编为中国最权威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他以专业的眼光严格遴选年度最值得阅读的中篇小说，并附有专业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