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代表了我们城市历史上的繁荣，它们是经过历史风云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是城市历史文脉的承载者。它们是由一群不同性质的建筑组合而成，具有较为明确的城市空间，并且仍然是现实生活的延续。在那里，有一条源远流长的脉络，海上繁华梦随着这条脉络起起伏伏，忽暗忽明。

本书是一个上海女作家以寻宝者的精神和探索者的眼光描写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这些风貌区包括具有30年以上历史并极富时代特征的建筑、建筑群以及各有特色的城市空问。它们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上海的城市与建筑风貌，共同构建起了上海城市建设丰富而多姿的画面。

上海本土文化的唯一传承地

——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

海派文化的史诗巨墙

——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近代与现代的缩影

——人民广场历史文化风貌区

低调的华丽

——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花园弄堂博物馆

——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飘散的法国风情

——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第一花园马路

——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幽幽绿荫里的乡村别墅

——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的古董

——龙华历史文化风貌区

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

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展示长廊

——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大上海计划”的遗物

——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

后记

上海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批准建县，当时上海镇只有几条街，东南隅居住的多以航海为生的船户，为了便利，不赞成筑城，官府因库藏空虚，无法筹集经费，就此耽搁。经过漫长的261年，一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于居民大增，经济繁荣，加上倭寇常侵袭县治，烧毁民房，人死无数，因此，在三个月内就将城墙建成。从此，将城墙内及城墙外围热闹处统称为老城厢。

明清时代，上海依托黄浦江的优势，内外贸易不断发展。清代中期，上海十六浦一带就成为万商云集、贸易兴盛之地。1553年，上海城厢人民为抵抗倭寇，筑起了城墙，并沿墙掘护城河，防止倭寇的骚扰，城墙内外统称为老城厢。城内河浜交叉，水流纵横，与护城河沟通，水门与黄浦江相连，素有“有舟无车泽国”之称。河浜两岸有南北、东西走向的街巷，浜上有众多桥梁。城墙给人带来安全感，一些达官贵人纷纷迁入城内居住，带动了老城厢经济文化的繁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上海北城出现“租界”，城厢内外大批富户纷纷迁往租界，往返城厢与租界人流量剧增，城墙已成为城厢经济发展的阻碍。1912—1914年(民国初年)城墙被拆除，护城河被填没，干支浜道先后填筑为马路，主要浜身成为交通干道，并构筑环城圆路，建成北半圈850丈的民国路，即今人民路，南半圈800余丈的中华路，并由其围合而成现今的上海老城厢地区。

老城厢最初的骨架以东(今大东门)西(今老西门)为轴线，以县衙门(今县左街、县后街一带)为中心，东建文庙(原在小东门聚奎街，后迁小西门)，西设武庙(即关帝庙)，大体定下城市规模。以后由东而西，由北而南扩展，逐步形成了现在老城厢所特有的城市格局——“中华门一人民路环路”以及豫园、老西门商业区。

由于老城厢的道路网络主要以昔日一些旧河浜填浜筑路而成，其尺度宜人，蜿蜒曲折的街道成为老城厢所特有的、有别于上海中心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城市风貌。路网密度大、路幅狭窄是老城厢街巷空间系统所呈现出的特点。老城厢道路有300多条，道路密度居上海市之冠。老城厢的道路网错综复杂，但其许多道路路名都有一定的来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城厢的历史、人文气息。

老城厢的建筑风格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特色建筑，大多是20世纪中期以前未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传统历史建筑，殿宇巍峨、飞檐翘角，展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如豫园、文庙等建筑。另一类为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拥有欧式山花和柱式等西方建筑元素与建筑符号。由中国传统建筑演变而来的历史建筑，主要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建成的里弄建筑、砖木结构的连排式房屋。房屋排列吸取了欧洲联立式住宅形式，建筑间距狭小，建筑密度高，呈现典型的里弄空间特征。它们由不同的线型空间连接成网络，形成对内交通灵活、四通八达、层次清晰，对外由总弄与马路相连的街巷空间，而每一建筑单体则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三合院住宅，如龙门村、集贤村、方浜路沿街建筑等。

在纵横交错的街巷内，依旧残存着不少年代久远的历史遗迹，它们散落在老城厢的小巷深处，混杂在喧嚣的街市中，被日常的炊烟慢漫地侵蚀着，默默地湮没在人间烟火中。漫步其间，你会发现，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弄堂里，往往会藏着一座深宅大院，让人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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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珍是朱惜珍的笔名。这个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女人，生就闲云野鹤般的个性，喜欢浪迹天涯，喜欢我行我素，在人群中独享一份属于自己的孤独。

因为迷恋文字，大学里选择的是中文专业，做过记者、编辑等，最后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写过不像小说的小说《不说也罢》、《寻找感觉》、《不和谐的和弦》、《我不再认识你》、《拒绝浪漫》、《迷失在丽娃河畔》等。近年来。她开始关注上海的文化名人和城市文化，陆续出版了纪实文学《海上学人——蓑烟雨任平生》，散文集《上海的马路》、《品味老字号》、《上海的记忆——桥》等书籍。

上海女人写上海，自然是有别样的韵味，别样的视角。长期积累的丰厚的有关上海的素材融入这位个性独特的女作家散文诗般的感性文字中，具有青花瓷般的质感，而一张张由她亲自拍摄的照片也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美感。

上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上海的近代城市风貌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史中极具代表性，上海近代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上海特有的城市历史风貌正是上海近代乃至当代城市文化产生的重要舞台背景。城市文化遗产，除了那一座座优秀历史建筑以外，更包括那些建筑周边的总体环境。失去了统一、有机的整体环境，建筑保护得再好其历史文化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就提出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问题，并初步划出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范围。尽管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并未对此充分关注，不少重要的历史风貌在旧城改造中永远消失了。但也正是在规划部门的努力下，上海近代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在城市“大变样”中并未丧失殆尽，而上至决策者下至市民百姓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也随着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反而越来越清醒。

2003年，上海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正式生效，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工作终于在法律层面得到保证。同年，我有幸加入上海市规划局成为副局长，并分管这项工作。在专家们的全力帮助下，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不到半年时间，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就得以划定并向社会公示。2003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至此，历史文化风貌区成为法定的、明确的保护区域。这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27平方公里，约占上海解放前建成区面积的三分之一。亡羊补牢，犹为未晚！随后，我们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对12个风貌区进行保护规划的编制。这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保护规划怎么做？尽管上海和全国各地都有经验，但大多数保护规划形同虚设，并未进入法定规划层面。换句话说，保护规划并未成为规划建设管理中的法定管理依据。上海必须有所突破。我们尝试将保护规划设定在具有法定规划性质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在保护区范围内，各种规划合一。这一规划涵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所有法定指标要求，同时加上保护要求。保护区内所有现状建筑全部有明确规划要求：能不能拆？若能拆，能不能建？若能建，如何建？而且，全部指标要求都体现“最严格保护’的原则。这一规划在国内外规划管理界都备受瞩目，在几年的规划管理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和有效的。我本人也为能直接参与这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感到骄傲。

2005年，上海又提出了郊区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问题。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区域，上海不仅有外滩、法租界这样的城市风貌，也有朱家角、枫泾这样的水乡古镇。经过近一年的普查，并经过专家论证和公示等法定程序，市政府正式批准郊区3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目前，郊区3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规划也已全部编制完成，风貌区内的建设管理有了严格的规划依据。

严格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的重要保证。然而，要真正保护好我们的历史文化，延续我们的城市文脉，还需要全社会认识水平的真正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我们的规划建筑专家和政府职能部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人，更多地参与到对城市历史风貌的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广泛宣传中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城市，热爱我们的城市，让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每一位市民的共识。

我与本书作者素昧平生。当编辑戴欣倍将书稿送到我手中的时候，我欣然接受了作序的邀请。我为作者的写作所打动，也为作者的精神所感染。我相信这本书一定会打动和感染每一位读者，一定会让更多的人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也一定会鼓动更多的人投身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潮流中来。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伍江

2009年7月1日

2004年11月，我写的《上海的马路》一书出版，这本书的章节很快在新浪网连载，并被一些网友认为是写上海的书中较具文化内涵的一本；在淮海路三联书店收银台后的好书推荐架子上，这本书连续三个月挂在第一排；在陕西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店，两排高高垒起放在进门处的《上海的马路》，一个星期后就不见了。不久，上海图书馆又为我举办了一次读者见面会，会上，读者的热情更是让我感动，他们希望我多写一些类似的书，为上海留下更多的记忆。令我欣慰的是，《上海的马路》成了长销书。至今，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城、社科书店以及艺术书坊等依然可以看见它们。

2003年11月，上海市政府批准的《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确定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上海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城市与建筑风貌。而对于出生在上海新天地一带，在上海最早的私家园林“徐园”所在的弄堂里长大，后来又在提篮桥犹太人居住区和山阴路附近生活。现在又居住在静安区的我来说，对这些历史文化风貌区自然有着别样的感受。于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书。

这本书的写作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但积累的时间却长达十几年。它是我和这座城市数十年间耳鬓厮磨的结果。我在书里倾洒了自己对这个城市所有的爱。这本书里的照片也全部是我自己拍摄的。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拿着索尼数码相机流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不是摄影行家，但是，我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带着我的感情的。我在少年时期曾经学过6年的素描和油画，我的画家老师教给了我取景的诀窍。在拍摄这些照片时，我惊喜地发现这个童子功居然给了我很大的好处，它使我能够比较快地找到拍摄的最佳角度。本书虽然只挑选了250张左右的照片，但实际上我拍的照片已经超过了3万张。尤其是对那些好不容易获准入内拍摄的风貌区内的建筑，当初更是拼了命地一阵狂拍。我整理这些照片时也颇费周折，因为照片太多，反而不好选择，一次次忍痛割爱，最后才选定了这些。

感谢我的先生王示兴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他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并陪我拍摄了许多照片。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戴欣倍小姐，她是《上海的马路》一书的责编，《上海的马路》的愉快合作，让我们结下了一段友谊。这次的写作从选题到策划，小戴一次次地和我沟通，是她的信任和敬业精神感染着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又不厌其烦地与我交流，直至达成共识。确实，能碰上一位好编辑，是作家的运气。值得庆幸的是，我碰到了！

我十分珍惜这种高山流水之情，希望这本书也同样能获得它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