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正面展现了“香港拓界”那一页惨痛的历史，通过京师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以及与“新界”爱国志士联合十万乡民奋起抗英保土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义举，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大清国甲午战败，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公元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乘机胁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是继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签订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从而完成了英占香港、九龙、“新界”的“三部曲”，中国在香港地区完全丧失主权，中华民族蒙受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奇耻大辱。　

序 血泪心声

第一章 落花时节

第二章 报国无门

第三章 书生论政

第四章 无力回天

第五章 天涯孤旅

第六章 烟雨楼台

第七章 灵肉鬼神

第八章 海隅落日

第九章 月照无眠

第十章 潮涨潮落

第十一章 圣土遗民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第十三章 寸土必争

第十四章 剑拔弩张

第十五章 天若有情

第十六章 谁家天下

第十七章 血染国门

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做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子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楣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裎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鹄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裎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鹄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竖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裎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折：“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诉、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伺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折子，当即御笔朱批：cc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赛。”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折，“恭亲王奕诉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成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沂、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容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查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葺，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合，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着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子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P2-5

国学大师王国维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言，真正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其实，不必特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世间凡人，只要是下功夫研究点儿什么的，无论卖豆腐的、种西瓜的、编蝈蝈笼子的、弹钢琴的、唱戏的、写文章的，对于自己所从事、所熟悉、所热爱的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必有深切的体会：若要出类拔萃，独树一帜，决非易事。人们要做好一件事，大都是从向往开始，如登高望远，对那遥遥可见的风景，充满无限的憧憬，这便是第一境。继而为之痴迷，苦苦追求，虽山重水复、万险千难也在所不惜，这便是第二境。许多人就在这第二境中停顿了，退却了，或者倒下了，吃尽跋涉之苦，却未曾尝到攀登之乐，因为他没有达到那风光无限的第三境。难就难在第三境，妙就妙在第三境，那是艰苦跋涉之后的突然发现，是长期积累之后的妙手偶得，是废纸三千之后的神来之笔。所谓“下笔似有神助”不过是自欺欺人，灵感来自作家自已，是冶炼了自身的天赋、智慧、阅历、学识和治学风格所浓缩的精华进发的闪光裂变，可遇而不可求。一位前辈作家说过：“寻诗争似诗寻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他，他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他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编辑在发稿时，认为“苦行”二字不妥，问我是不是改为“苦刑”？我说不能改，这不是笔误，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苦刑”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只能被动地承受，因此才深感其苦；而“苦行”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虽苦而无怨，若“苦行僧”然。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取后者。

写作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自我的过程。回首几十年文学生涯，自然是苦多于乐，大半时间都花在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然而，偶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顷刻间便抵消了所有的辛劳，所有的付出，由衷地感到今生不虚此行，庆幸我选择了文学，文学选择了我。

收在这部集子里的，是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个都是当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耗了我的一份心血和一段生命，重新翻检时，像抚摸着自己的儿女。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再一次整齐地排列成阵，去面对我的读者。母亲是不愿意当众评价儿女的，那就把这个权利留给读者吧，也许你能够猜到，哪一个是我最钟爱的。

9008年12月6日写于抚剑堂书屋

当我又一次来到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黄白的花。那是一种高大的乔木，墨绿色的叶子类似椿树，枝端缀着繁盛的花穗，花朵细小如米兰，黄白相间，密密麻麻，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这种树，白茫茫一望无际。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回答是：“唔知呀。”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大约是司空见惯了，并不去追究树木的名称，而在我这个远方来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黄白的花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这清明时节。

……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和历尽劫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领土香港；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的一切志士仁人；

谨将此书献给在香港这片血染的土地上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永垂不朽！

作者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庆典前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