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充满近现代气质的时代,伟大的宋词伴随着北宋的烟云。那时无以数计的文化伟人先后出没在宋朝的天幕上。
苏轼是谁?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他是一个辽远的象征,一个我们念念不忘的契机。激越的华章、低回的忧郁、慈悲的心肠、快乐的歌声,达则为民为国为己,穷也为己为民为国。随遇而安、随缘而适、任运顺时,无可无不可。如果不是出于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我们很难想像,为什么苏轼在那些受屈辱、受迫害、艰难困苦、狼狈不堪的日子里,仍然活得那样有滋有味、一丝不苟。
本书是《文化中国》书系中的一部,也是黄玉峰老师继《说李白》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着重评价了苏轼身上所具有的“现代精神”,高度赞扬了他“不随”、即独立、不随波逐流的人格。读《说苏轼》,不仅能增加对苏轼的了解,更能获得精神上的洗礼。
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苏轼人生”,是以作者作客上视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时制作的《天地一文人——苏东坡》节目为底本,全面讲述北宋大文豪苏轼丰富多彩的一生。作者以苏轼人生脉络为主线,结合苏轼在各个时期的文章、诗词,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苏轼的政治立场、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艺术修养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苏轼轶事”、“苏轼诗词”、“苏轼短文”、“苏轼哲言”。作者从苏轼的作品和后人的辑录中精心挑选了这些内容,并加以注释和评析,以便于读者更全面的地了解苏轼。
二、苏轼看新政
苏轼和他弟弟苏辙原先也是提倡改革的,他们看到国力的积贫积弱,看到社会上安于奢靡,不思进取。于是写改革文章和奏疏,“奋厉有当世志”,有的观点也许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弟弟的态度又比他哥哥还要强烈。
但当王安石改革措施出台后,苏轼便发觉这个改革太激烈、太急躁、太过头了,不合实际,对百姓不利,于是不顾个人安危起来反对。加上与司马光等人比较接近等原因,苏轼渐渐站到了王的对立面。
王安石本来想把苏氏两兄弟拉进改革班子,事实上苏辙已经进了改革班子,这是临时设立的班子,叫三司条例司。他要改革,老臣们反对,就只能依靠新人,便让大批年轻人升官,占了要害位子,推行他的改革。
但苏轼不买这个账,苏轼有他的主张,他说:“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他不是完全反对那些措施,只是说不能操之过急。孔子日:“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他向皇帝建议,不要太重财政,不要与百姓争利,他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方针:“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关键是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事实证明,苏轼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由于苏轼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很自然成了反对派的于将,看看他给皇帝的折: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百姓如果富足了国家怎么会不富足?现在,陛下您所说的富足到底是使老百姓富还是使国家富?在当时条件下,他能够把国与民区分开来,真可谓是思想超前。他敢直接责问皇帝,真可谓是胆大包天!
今陛下无使农民养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他哉?……
今天陛下您不使农民休养生息,而去与商人争利益,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陛下您完全站在百姓的对立面了。
当王安石要废科举,改变学制时,苏轼更是无法容忍地怒吼,“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立即上万言书,书日:
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悖者,人心而已”。
他把皇上比作驾马车的车夫,而驭马的缰绳已快断了,他把皇帝说成独夫,失了人心。这实在是够大胆的。古人中,有谁敢这样对皇帝说话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设想,可以这样对上级大骂,说是独夫,说是背人心。
他继续说,人心之于人主,有如树之有根,灯之有油,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人之有财。树没有根就枯,灯没有油就灭,鱼没有水就死,农夫没有田就饿肚子,商人没有钱就贫,人主失人心就灭亡。
然而,神宗皇帝看了却没有生气,反而心有所动,召见苏轼,苏轼受到鼓舞,就更不客气了,他当皇帝面说:
陛下生知之性,无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他劝皇上改革要“徐徐而来”慢慢做。此刻皇上也悚然动容,心里开始动摇,当时正好要开万灯节,朝廷向老百姓贱价收购灯,他又上书指出,说这是欺压百姓,要皇帝收回成命,结果皇帝真的接受了他的建议。
他感到更有责任出来说话了。
最后,他竟敢说出: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如今全国已有二十万虎狼在横行了。
真是敢捋虎须,敢摸龙鳞了。
这样一来,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就发展为完全对立的。王安石想你小子不但不支持我,还要和我作对,反对我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当时苏轼已经影响很大了,而且文章一写出就立刻传开,对王安石很不利。所以王安石把苏轼看作眼中钉,非拔掉不可。于是决定把他外放,教训教训他,让他到地方上去实践实践。正好当时他手下有个亲信,叫谢温彦,捏造谣言,向王安石反映,说苏东坡在送父亲灵柩回四川时,顺便带了货物进行贩卖,还超规格动用了国家工作人员。后来虽查无实据,但也给了苏轼一个打击。
起先是想把他搞到穷乡僻壤做官,而神宗毕竟喜欢苏轼,于是先把他贬出京师,到杭州做通判去了。
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为了增强国力,为此他敢于得罪巨室,得罪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但同时,他也不惜剥削广大穷苦百姓。王安石对皇帝说:流俗太重,那么天下之人归于流俗;陛下权重,那么天下之人归于陛下。
而苏轼却是这样对皇帝说:要先富民,后强国;要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要节用以廉取,减冗兵、少冗费、费征敛。
国与民存在着矛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苏东坡早在900年前就意识到了。
与此同时,司马光等人削职的削职,罢官的罢官,有的下狱治罪,有的流放。
司马光则回到家里,不问政治,专心致志地去编历史,以等待时机。果然王安石的变法终于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到了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重新上台做了宰相。
司马光把当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召了回来,安排到重要的位置上,其中包括苏轼。
三、与司马光的矛盾
苏轼被贬到了地方上以后,发现王安石的新政也不是一点没道理,并非像他原来想像的那么可怕,而有些确实对百姓有利,于是他也渐渐改变了一些看法。
司马光执政后,全面推翻新政,推翻王安石所有的改革措施。把支持新法的人全部罢官,重新启用旧党人员。这时他首先想到苏轼,他想苏轼真是条汉子,当年他斗争最坚决,当时别人不讲他敢讲,别人不拼他敢拼,文章又写得棒,被迫害也最严重,这回我上台,一定要提拔他做助手。所以苏轼理所当然地排在被召回提升之列。这就叫一朝天子一朝臣。
于是苏轼连连高升。
司马光这些旧党一执政就做了三件事:一、展开关于新法利弊的大讨论,其实是早就定了调子的,把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二、尽废新党,把过去王安石提拔的新人全部赶出朝廷;三、招回过去反对王安石的老臣。
谁知苏轼到了朝廷又对司马光提出批评,说新法也不是全部不对,他在实践中发现新法有合理的部分,也不是全部不好。有些要废除,有些要改进,有些要保存,总之不能全部废除。还说王安石和下面人也不见得全不好,不能全罢官。他痛感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为此,他和司马光在朝廷上争了起来,气得司马光几乎说不出话。
苏轼也激动得无法控制,一回到家就大骂,“这个司马牛,司马牛”。
这样,苏轼又得罪了旧党,不久又渐渐被排挤出朝廷。
所以,苏轼实际上是两面都得罪了。
苏轼如果是一个图显贵、不计品节的小人,当年对王安石稍表示赞同,就可青云直上。如果他是个只计个人安危、明哲保身的人,一声不吭,顺水推舟,只要不反对新政,也必然平安无事,这样的官当时确实很多。反过来,到了司马光当政,这样好的机会,你苏轼也只要顺着司马光,那么加上皇太后的宠幸,做宰相握大权,不是没有可能的。何况司马光只当政了十个月,便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了。
可是苏轼就是不肯忍一下,就是要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不论对他的前途有没有利益。
P25-28
在提笔写这篇序言时,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报道:
1797年7月,美国一位年轻的父亲为失足坠崖的5岁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坟墓,因为过分悲痛,夫妇俩决定移居他乡。在转让土地的契约上,孩子的父亲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无论什么情况,孩子的墓地都不能拆迁铲平。
一百年过去了,这片土地不知被转卖了多少次,但孩子的墓地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在此期间,格兰特总统逝世,政府决定在此地建他的墓地,但他们没有将孩子的墓迁走。
又过了一百年,1997年,美国政府决定重修这座总统墓,同时将去世二百年的孩子的墓整修一新。
里根在一次拜谒格兰特总统的墓时,说明了这样做的理由:孩子的墓,属于他的私人领地,谁也没有理由剥夺他安卧在自己领地的权利。
读了这则故事,我浮想联翩,假如同样的事发生在我们这里,结果将会怎样?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九百年前的苏东坡。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东南亚语言文化的学者艾朗若说:“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在欧洲、美洲,直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文化巨人。他的诗、画、文章和哲学思想都达到了特殊的高度。”
参与中日韩美国际合作项目——《苏东坡研究史》的美国学者唐凯琳博士说:“在西方汉学家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中国传统文人能像苏轼这样得到肯定和重视。这是因为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浩瀚渊深的‘苏海’,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
那么,浩瀚渊深的“苏海”仅仅是在诗词文赋方面吗?看来并非如此。
林语堂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说他的一生有着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朦胧的理想和实际的追求。
他敢说“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我即使坐在朝堂之上,也不会改变追求独立的本色);
他敢说“好诗冲口谁能择”(我是有话就得说,有诗就要写,不吐不快,毫无顾忌,谁能阻挡,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他敢说“不须论贤惠,均是为食谋”(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好是坏,都有生存权);
他敢于对皇帝说“我岂犬马哉,从君求帷伞”(难道我是一条狗一匹马吗?难道我只是为了求得皇帝的一点破布掩埋以终吗?);
他敢于向皇帝叫板:“苛政猛于虎。水旱杀人,百倍于虎;人畏催欠,甚于干旱……是常有二十万余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此等文字,在官场上,谁曾说过?)
他敢于上奏朝廷:“天下莫危于入主,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其心谓之独夫。”(这简直是民主的宣言。)
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说明苏轼的现代精神?
他旷达、宽容、正直、诚信、慈柔、坚韧、创新;他提倡独立自由,追求平等;他同情弱者,关爱他人;他既会为民造福,又会享受生活——这一切难道不正是林语堂所说的现代精神的涵义?难道不正是“苏海”所包括的内容?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自然地想到了上面的那则故事。它们的共同处,便是对人权的捍卫,是对人权的尊重。而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不管他是皇帝还是乞丐、贵族还是平民、大人还是小孩。然而真正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
尽管如此,苏轼是在追求了——虽然,他没有用现代的词汇。
一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多的是专制、等级、仇恨、奴性。不错,大量充斥的是这些,但是从以苏轼为代表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们的诗文以及所作所为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它的对立面:对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虽然他们也许并不自觉,虽然它的力量是那样微弱。——但“苏轼们”的存在,证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非全是黑夜而没有光明!她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吃人!她也有美好的东西——就像美国那个故事。
讲苏轼的书,坊间已经不少。玉峰以“人生”为线索,将苏轼一生行状与诗文串起来,在讲述时倾注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处处不脱离生活,常把苏轼作为一面镜子观照现实,是较为独特的。
他强调了苏轼“不随”。所谓“不随”,就是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不随权势变化。苏轼起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措施,后又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做法。结果两边不讨好。在专制社会,文人往往是“随”的多。宋人刘挚说:“一为文人,无足观矣。”言虽刻薄,道的却是实情。但要做到坚持己见,谈何容易!正因为如此,更显出苏轼的可贵。君子“和而不同”,这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同样是很重要的。
他突出了苏轼的重“情”。父子情,兄弟情,朋友情,夫妻情。他批评了当今的种种“无情”、“不情”。这很有意思。笔者也以为“人情”两字可作试金石,烛照古今中外,洞察世态人心。清人张问陶有诗云“好诗不过近人情”,其实好人、好官、好师莫不如此。这是很简单的标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言凡近人情的往往是真的,善的,美的;凡不合人情的往往是伪的,恶的,丑的。不爱父母的人,何以爱天下?连齐家都做不到,何以治国?苏轼一生不失赤子之心,充满了亲情,友情,爱情,同情。玉峰拈出这一点发挥,我以为非常好。为倡导“和谐”社会,不必用什么深刻的大道理说教,让青少年从小懂人情,惜亲情,肯同情,做人便庶几可矣!就这一点而言,宣传苏轼的“情”,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迪作用。
《说苏轼》还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比如谈苏轼被贬黄州,不说他如何受苦,却说他如何自我修炼,脱胎换骨;谈苏轼到惠州,不说他如何遭难,却说他如何善于制酒造屋,享受人生;谈苏轼在海南,也不说他如何食无肉居无所,却说他如何兴办教育,送医送药,为民造福。玉峰将苏轼波澜起伏的人生浓缩在短短的20集讲述中,娓娓道来,有声有色,雅俗共赏。
近年来常有朋友和学生问我对于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说红楼》、于丹《论语心得》的看法,我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很难判断。但我想只要态度真诚,而不要总是以导师自居;只要不故意违背事实,为某些成见鼓吹,起“帮忙”、“帮闲”作用;只要坚守道德底线,不宣扬权术、歌颂暴力、不诲盗诲淫,误导人心,不以丑为美颠倒是非,不装点山林逢迎冠盖;那么,正不妨如钱钟书所言:“卿用卿法,我行我素”,愿意听的不妨听听,不愿读的也可以不去读。我同意易中天先生的那句话:即便孔子在今天也不会拒绝利用电视的。正如南宋时有人抱怨科举,朱熹却说,“就是孔子生于今天也要参加考试”一样(梁章钜《制艺丛话》),这是时代使然。让青年一代有机会熟悉孔孟,了解李杜、苏辛。宣传“常识”,或与历史某些细节有所出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节目,真的形成发表不同意见的风气,并促使有些人真的去读一点书。形成一点自己独立的见解,凡事有“不随”的习惯,则真正是“善莫大焉”。
赵志伟
2007年12月
做完20集《天地一文人——苏东坡》,我自己也仿佛进行了一次精神的洗礼。
从小,我就读过苏东坡的词,爱朗诵他的“大江东去”,爱品味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爱抄写他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爱效仿他的“拣尽寒枝不肯栖”,爱歌唱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使我幼小的心灵得到雨露的滋润。但是,那时的我并不真正了解苏轼,我不知道他与屈陶的不同,不知道他与李杜的距离,不知道他与韩(愈)柳(宗元)的高下,不知道他与程(颢颐)朱(熹)的区别,更不知道他身上具有的现代精神。我只是被他的一篇篇作品所感染。
然而,当我真正走近苏轼时,我的认识就完全不同了。
与屈原比,苏轼多了一分自我,少了几分愚忠;
与陶潜比,苏轼多了一分经历,少了几分寒闲;
与韩柳比,苏轼多了一分豁达,少了几分悲观;
与李白比,苏轼多了一分责任,少了几分狂漫;
与杜甫比,苏轼多了一分大度,少了几分怨言;
与程朱比,苏轼多了一分童心,少了几分刻板。
苏轼是中国文人完美个性和品格的化身。
苏轼是人类的骄傲。
我曾设想,如果在每所中学里开一门苏轼选修课,介绍苏轼,学习苏轼,那该多好!因为苏轼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最佳材料之一;因为学习苏轼也许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最简便的途径之一。
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苏轼,本书除了以人生为主题的20集讲稿外,还有以下内容:
“苏轼轶事”,是后入辑录的东坡生活的各个侧面;
“苏轼诗词”和“苏轼短文”,短文尽可能避开大家较为熟悉的篇目;
“苏轼哲言”,选择本人较有体会的名言名句;
“苏轼生平扫描”,择其大者,粗线条地勾勒其经历。
因为篇幅关系,这些内容都尽可能压缩到了最少。
然而,苏轼是说不完、道不尽、讲不透的。
感谢复旦附中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感谢亲朋好友们的热情支持,感谢纪实频道的领导和编导对我的肯定,感谢辞书出版社编辑付出的辛劳。尤其要感谢复旦大学图书馆对我的帮助,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没有他们的关心、理解、支持、肯定和帮助,我的《说苏轼》是很难问世的。
最后必须承认,我的讲稿《说苏轼》是很粗浅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在三尺讲台旁站了整整40年。我不是苏轼研究专家,至今来不及把他的文章诗词细细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把历代评论他的文献广泛收集,并细细研读一番,这将是我今后打算努力去做的事。我将用今后的生命去实践我从苏东坡那里学到的为人处世之道。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如果有机会修订,我相信一定会做得好些。
黄玉峰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