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读史热潮的掀起,读者对历史、对名人有更加迫切的了解需求。本套“名家正传丛书”旨在整合中国现代各名家传记(生平、思想、成就)研究与写作的最新成果,集中介绍和展示名家的人格风采、卓越成就和不凡经历。增进读者对历史的认识与了解。
该书作者凌宇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即以研究现代小说大家沈从文而著称,他曾参与主持沈从文文集的编辑,他的学术著作《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沈从文传》(1989)等从湘西地域文化角度解读沈从文,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国内学界从区域文化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思潮与流派的代表性成就。本书将学术性、历史性和文学性较好地结合起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传记。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中长篇《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二、神尚未完全解体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遣王师南会“蛮族”。
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蛮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几乎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无论周代时崇山的“荒服”,东汉马援南征的马革裹尸以还,宋以前在湘西所设郡县的“时设时废”,还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间,延续八百年的“土司”制(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由土家族首领担任,而在苗区,仍为“既无流官治理,又无土司管辖的‘生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称“合款”)。直到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然而,在这每一次政治军事冲突之间,史籍留下的却是大片空白。在这空白里,应该填写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凡的人生哀乐,他们以特有的生存与创造方式,为自己、为子孙,同时也为历史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这些,却一律被历史所遗忘。正是这为历史所遗忘的部分,层积着湘西本土文化——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丰厚内涵。在湘西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历史夹缝里得以延续。
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里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农作方式,但同样遍及山乡的原始的刀耕火种——本地人称做“砍火畲”与之并行不悖,在城镇与平阳地带,由早已出现的贫富悬隔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及相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沅水和各支流,以及沿河水码头,船主与水手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已有了显明的阶级分化。而在多数偏僻山乡(尤其在苗区),仍处于自由民经济阶段。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虽有贫富之分,政治上还没有等级区别”。在这里,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或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天穷通,全在不可测之天。人生命运难以自主地把握,人们也不曾认真想过如何自主地把握自身的命运。也许,他们过多地看到了人生的莫测变幻,其变化的迅疾使他们直觉到人生的无常。陷入迷乱的单纯理智只能将人生的无常归因于天命:“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因此,神在这里被普遍地信仰着。但它并未发展成为统一的宗教,仍停留在远古巫鬼文化的多种或泛神信仰的阶段。在苗族和土家族之间,最重要的神祗仍是各自的氏族神——在苗族为傩公傩母,在土家族为八部大神。他们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其场面极为隆重、肃穆、庄严,置身其间,不由人不感到,祖先的魂灵就要从阴间返回来了。人与人、人与神灵、自然万物,彼此融为一体。在这些山民眼里,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人与自然万物都能通过神发生交感,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社会。这种生命一体化的观念,不仅体现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上。凡此种种,多出自对祖先的尊重和趋吉避凶的考虑,而又一律奠基于人、神、自然万物的生命能够相互感应、交通的观念。而且,神还是人事纠纷的裁决者。凡遇疑难是非,当事人常常砍鸡头,饮血酒、发血誓,以明心迹。凡做亏心事者往往怯于报应,不敢这样做。在苗族和土家族中间,还有专司神职的人员。苗族称巫师,土家族称土老司,一切重大的祭祀活动由他们主持,他们成为沟通人神的使者,享有神之下、人之上的社会地位。
在这里,神尚未完全解体,它仍被人们真诚地信仰着,在绝大多数场合,神尚未蜕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瞒与骗的工具。在这种神之信仰的背后,是人性的纯朴,观念的单纯,以及洋溢在人际交往中的脉脉温情。这种人际关系中也有野蛮的一面。但就连这野蛮,也似乎浸透着敢于拿来与神对面的率直与天真。
寒暑更替,日月升降,年复一年,他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这是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大痛苦,也有大欢乐的人的世界。然而,他们全部的人生哀乐,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所有期待与向往,全像荒蛮群山中的草木,随季候的变换,周而复始默无声息地自行荣枯。他们无从弄明白外部世界的种种,而他们在外面人头脑里,除了道听途说得来的野蛮与神秘的印象,也一片茫然。历代封建王朝修撰的正史,除了记载对“蛮族”实施征服杀戮的“伟绩”,照例对他们不屑一顾。而他们自身又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无论苗族还是土家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近代由于汉文化教育在湘西的渐次实施,在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一批知识分子,但在他们身上,有的只是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他们既然常常不得不对外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当然谈不上喊出自己同胞的心声。但是,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它业已注意到,发生在湘西的一次次血与火交进的背后,隐含着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喊出自己的声音——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审视自身的长处与弱点,以求得外部世界理解与同情的强烈渴望。如果没有承担这一使命的人,造就出一个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终于迎来了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的机运。这种交汇与碰撞影响到湘西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撞击,正蕴酿着湘西内部前所未有的精神躁动,它为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南方少数民族最终喊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历史契机。
……
P12-14
这套书,特别要说明的,是“正传”二字。
鲁迅先生当年为《阿Q正传》题名之时,颇费斟酌,各传名目繁多,皆不好用,最后,便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提取“正传”二字,用于阿Q,类乎戏笔。
其实,“正传”实很必需,在一个“戏说”盛行的时代。我们的“名家正传”,便是廓除“戏说”,本于信实,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状名家之风貌,留历史之真迹。
其先,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现在的本子,则是较扼要的一种,原因无他,乃是景观太多,时问有限,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设计了最佳的路线,逐一指引给我们看。
当然我们期待,借此路径,让更多的名家,走近更多的读者。
主编 启
他像上善若水中的“水”,永远向下,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