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两个维度出发，横向比较了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民族性格，纵向分析汉文化与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探讨了满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生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国民性是可变的。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这本书从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两个维度出发，横向比较了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民族性格，纵向分析汉文化与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探讨了满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

中国人的“劣根性”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从严复、鲁迅到柏杨、龙应台，中国人已经写下了无数批判国民性的文字。但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似乎并无太多改观。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国民性是可变的。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上篇 大国与小国

 一言难尽的日本

一、桀骜不驯的小邦

二、可疑的相似

三、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

四、孤独者的孤僻

五、仅仅仇恨是没用的

六、日本为什么会成功

 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什么

一、为什么要学习韩国？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二、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自行车

 意外的韩国

 我们比韩国人少什么

三、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从厕所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四、韩国人对我们的启示

 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太智慧”的中国人和“太冲动”的韩国人

 “宋襄公主义”的根源

 汉城散记

一、火力壮

二、讲政治

三、素质问题

四、还是素质问题

 中国人和犹太人：异与同

一、惊人的相似

二、鲜明的反差

三、文明的进化

四、颠沛流离中的开放与坚守

五、新生的犹太人与古老的阿拉伯人

六、兴于忧患，衰于安乐

 被误读的美国

一、落后的美国

二、禁欲的美国

三、苍蝇蚊子到底是从哪飞来的

下篇 羊性与狼性

 被误读的春秋战国

一、大一统思想的成熟期

二、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胎期

三、变法大潮：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

 回首爱新觉罗们

一、从捕鱼汉子到紫禁城主人

二、从学习到沦陷

三、乾隆与鸦片战争

 从武勇到优雅：回顾满族汉化过程

一、性格的胜利

二、前车之鉴

三、碳与铁的比例

四、不可避免的沦陷

 蒙古无边

一、蓦然兴起的风暴

二、简单与复杂

三、蒙古式的粗豪

四、蒙古无边

 在达茂草原骑驴

一、寻根之旅

二、消失的蒙古包

三、在草原上骑驴

 定居的成吉思汗

一、八白室

二、“神圣的人”

三、定居的成吉思汗

 河南：酱缸中的酱缸?

一、河南人和客家人

二、酱缸的中心

三、河南人的素质

四、中国的缩影

 住在土楼

一、洪坑

二、林氏族谱

 中旬印象

一、松赞林寺

二、仙人掌

三、二十八拐

四、向飞虎

 台湾的N个细节

一、摩托车

二、物价

三、一切向钱看

四、人文关怀

五、文明素质

六、和气生财

七、传统节日

八、迷信

九、电视政治

十、陈水扁和马英九

后记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1962到1995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83美元增加到10037美元。1988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十一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2010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韩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速度与经济发展一样快。经过比经济发展还要曲折激烈的过程。1997年，坐过十多年牢的73岁高龄的金大中击败所有的对手竞选总统获胜，成为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第一位在野党领导人当选的总统。韩国地方市民团体蓬勃发展。经过1987年的民主化斗争和1993年的地方自治选举，作为草根组织的地方市民团体大量出现，在与居民生活密切有关的地方自治、环境和地域发展方面，地方市民团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5年，一个美国研究机构发表报告称，韩国的政治自由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市民人权达到世界二类水平。引人注目的是，韩国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后，不仅没有使经济发展倒退，反而经济发展呈加速度的态势，因此，从韩国个案来看，不存在民主政治要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小小的韩国在安享了中国文明几千年的照耀之后，现在对文化母国开始回报了。回报的方式就是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做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从这一点上，我们又不得不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与众不同。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自1978年来的三十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因此，韩国的经验无疑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距，简单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甚至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据BBC驻联合国记者2003年9月20日报道，联合国官员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1945年，韩国的文盲率为78%，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51年后的1996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37%，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5%，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2001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就是说，在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发展中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发展GDP可以立刻换来政绩，而教育则不是考核官员成绩的主要标准，这就是我们地方政府不肯投资于教育的原因。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总是积累到了极其严重，不得不管的程度，才开始着手弥补。三农问题如此，治理腐败如此，金融改革也如此。

韩国人则缺乏中国人的耐心和从容。以农村问题为例。2002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3∶1，扩大到3.1∶1，远高于多数国家的1.5∶1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但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依然拿不出强有力的措施。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1962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61%。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新村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1972年到1978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4%上升到38%。当然，政府把从城市砍下来的钱投到农村时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采用鼓励先进、惩戒落后的方式，来引导农民们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改变。这是新村运动的精髓所在。由于历史上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韩国农民容易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遣,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是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新村运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农村启蒙”。朴正熙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等精神是取得运动成功的保证。因此，政府在分配津贴时，一定要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村庄的信心和积极主动性。

“新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1965-1969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14.6%，而农户则为3.5%；而在1970-1976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4.6%，而农户为9.5%。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城市文化因素迅速渗入农村，有力地影响着农民的心理、观念和态度。韩国农民的落后、保守、愚昧逐渐被现代公民意识所取代。“由国家行政机构领导的种种‘新村’工程以及各种出口目标的实现，在改变人民思想方式上起了一种决定的作用。”P26-29

这些文字的背后有三重动因。

第一个与高考失利有关。高考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专业。说实在的，对于这个专业的具体课程内容我并不了解，吸引我的只是这个名字的气魄宏大。

本来，以我平时的成绩，进入这个专业学习并不是奢望。不过1990年，我高考中不止一门课程发挥不佳，甚至有整整一面试卷居然没有看到，最终进入的是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纵横世界、神游万国的梦想破灭了，我只能为成为银行职员做准备。

但是对国门以外世界的兴趣却一直残留在心中。这个兴趣萌生得很早。中学时期，我就经常读《参考消息》和《新华文摘》，而我的同桌则每期都订《舰船知识》和《世界军事》。青年人的眼睛总是喜欢盯着那些最巨大的、最雄性的事物，更何况身无半文、心怀天下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是的，每个中国男人都是天下大局和国际关系的热心的业余研究者。，中国古代士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把天下揣人自己的胸怀，动不动拿出来作为下酒菜或者诗绪的引子，“男儿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多少世代，多少小知识分子曾经暗暗地把天下抚遍，痛彻心肠。

那些非文人也是这样。绝大多数中国男人通常对自己单位或者村庄的政治无能为力，却热诚地关注国际大事。你从报摊上那些摆在最醒目位置的花花绿绿的什么《国际军事关系报道》、《环球时报》、《世界知识周报》等就可以一目了然。去年回老家，我在一个小学文化的表哥家的墙壁上看到一幅巨大的陈旧的“文革版”世界地图。这位被土地和早婚压迫得灰头土脸的表哥一见到我，就立刻和我讨论起世界局势来。他的大儿子初中二年级就缀学回家，一年来一直无所事事地在炕上打一只破旧的游戏机，他并不以为忧，他点起一根烟，皱着眉头深吸了一口，忧心忡忡地问我阿富汗的局势到底怎么样，美国是不是已经没兵可派了？普京还能不能再干上一届，换一个总统，俄罗斯还能顶住美国吗？

我们喜欢这些宏大的话题，往往是因为我们对身边具体的话题无能为力。这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吧。

当然，作为一个不仅阅读，而且写作的人，我更注意的是把国门之外的世界与自己身边的具体问题的关系。它们确实是有联系的，而且关系匪浅。

第二重动因则是源于对鲁迅的阅读。在人们已经为鲁迅书写了那么多，争吵了那么多之后，我实在不想再提起这个著名的名字。但是不行，因为这个人确实和我有关。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我的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丛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1973年5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人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太不对等了。就像王蒙先生所说，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让我伤筋动骨，至少也要呲牙咧嘴。

按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应该有足够的机敏、智慧和无所谓，去绕开那些坚硬的、不可改变的巨大，顺流而下奔向藏污纳垢万物从生的大海。可我却一遍遍地径直扑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话语。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说一种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的现世幸福。这种低效行为的背后，不仅仅有父母遗传给我的拙直，还有环境提供给我的文化基因。是鲁迅及鲁迅背后的一大堆人让我乐于钻牛角尖，让我在某些时候总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抱怨历史使我读了那么多鲁迅，因为我发现鲁迅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义倾向、唯意志论倾向，给青春期的我都造成了深刻的印记，至今难以彻底修正。越到后来，我在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偏执和狭隘。我或许不应该在那么早的时候读了那么多，或者不应该只读那么多。欢迎鲁迅的坚贞“粉丝”对我的这一段话大加挞伐，因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问题转化成了鲁迅的问题。当然，鲁迅给我的钙质和天真是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显然无人可以代替。

第三重动因则是我的少数民族身份。作为一个汉化了的蒙古人，纯正的蒙古族血统并没有给我的现实生活带来任何影响，除了上小学时学过半年蒙语，以及上大学时享受过每年十几块钱的“少数民族学生津贴”。但是在精神世界里，蒙古族身份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坐标。它使我观察、思考、想象的出发点并不凝固在农业地带，使我对民族性的差别和比较比身边的一般人更加关注。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身份还带给我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视角来观察汉族文化，来审视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异族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由此似乎可以获得更多一些的客观。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有一丝暧昧和虚幻，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基因与大部分汉族没有太大区别。

这三重动因杂交出来的文字今天收拢到了一起，其中有些篇章不乏青春期写作的青涩味道，让我在重读的时候对自己报以宽容的微笑。希望您也宽容它们吧，毕竟每个人都曾经热血沸腾过。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张宏杰

张宏杰从世界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中国国民性做了如此深入而广泛的思考，颇有新意，难能可贵。从鲁迅的时代到今天，国民性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话题，却一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题目。一般人都说，鲁迅总是会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一些问题，揭露黑暗。张宏杰的一些文字中，延续着鲁迅的余脉。

——鲁迅博物馆馆长 孙郁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是一本70年代出生的中国男人谈论天下的笔记；由于当代汉语思想的匮乏或缺席，作者多以自身的经验为营养，并借助历史和域外的参照，平实地观察我国民性格。这是一本亲切平易的书。作者贯通文史哲、寻求中国人生存坐标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文化中国的地脉是如何坚实深广；一旦可能，文化中国就会显露出来，并反思、命名、审断政治经济中的日常生活。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