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那些散发着真理性光芒的隽语,早已渗入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标的。本书的选编,旨在借名家的视角引导我们进一步了解《论语》,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精华,滋养我们的心灵。
本书所选取的27篇文章出自22位知名学者最具影响力的专著或文章,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瞩目成就,且是对孔子及其《论语》颇有心得的知名学者或文化大家,他们解读《论语》的文章在发表之初,都曾在社会文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一些文章今天读来仍令人感觉耳目一新。这些文章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包括了《论语》的思想精髓,易读好懂,其中不乏幽默智慧之语,令人读来不觉莞尔,更有生花妙笔挥洒出的诗意文字,令人读来齿颊生香。
进入21世纪,中华大地“国学热”,确切说是“儒学热”悄然兴起,愈演愈烈,且有方兴未艾之势。引发各方人士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到底是进步还是逆流产生激烈的论争,然其背后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它起码表明国人不再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亦步亦趋,而是尝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希图通过文化上的“寻根”,使枯寂的生命变得更为丰盈,使躁动的心灵获得某种抚慰,使疲累的神经得到稍许舒缓。这就够了!而《论语》作为这股文化热潮的“重中之重”,确也起到了温暖人心的社会效应。我们编选的这本《名家品(论语)》,精选了近百年来海内外一批知名学者解读《论语》的美文,正是希望通过名家的视角,帮助我们悟得《论语》奥义,在最大程度上襄助我们了解《论语》,体味其中的思想精华。
作为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论语》在记言中兼顾叙事写人,文字凝练生动,意味无穷。“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颠沛、纂修删述,靡一不具《论语》;及门弟子德行气质、学问造诣、浅深高下、进止得丧,靡一不具《论语》。”(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谭贞默语)读其书,闻其言,怀想其人,不觉心生景仰。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而名家的解读,则为我们品读《论语》,并以生命的名义体认孔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介质。
孔子的智慧
《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就犹如西洋耶教的《耶经》一样。其实这部书是未经分别章节未经编辑的孔子混杂语录。所论涉及诸多方面,但对所论之缘起情况则概不叙明,而上下文之脉络又显然散乱失离。读《论语》,犹如读Bartlett之《引用名句集》令读者觉得那些警语名句津津有味,引起无限沉思想象,而对那些才子的文句,不禁讶异探索,窥求其真义之所在。如将《论语》的内容与《礼记》和《孟子》,以及其他古籍各章相比,就会发现那些简洁警辟的文句都是从长篇论说文字中节录而来,而所以得存而不废者,正因为深受人喜爱之故。比如说,读了《论语》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然后再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记载的:
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夫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论语》本文上并未提到孔子当时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实际情况,只是把这句话做一句抽象的话来说的。另外,《论语》中颇多四、五个字的短句,如“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是只有一种长处的技术人才。又如“乡愿者德之贼也。”关于乡愿,我们幸而在《孟子》一书中找到了“乡愿”一词详细的解说。我想,谁也不会相信孔夫子每次说话只说三、四个字就算了事。若说,有人向孔夫子发问,发问者整个的意思,读者若不了解较为充分,孔子所作的回答整个的含义就能充分了解,这也是无法相信的。清人袁枚曾经指出,《论语》这部书是孔子的语录,编纂者把弟子的问题部分尽量缩短了。因此在《论语》中发问都简单得只剩下一个字,如某某问“政”,某某问“仁”,某某问“礼”。于是,虽然是同一问题,因发问之人不同,孔夫子也就以各式各样的话回答。结果为《论语》作注的学者也会因种种情况而误作注解,此种注解,自然不足以称公允之论。另有如下文: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驿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注释《论语》的人解作“仲弓之贤,自当见用于世。”但袁枚则认为此系孔子与弟子凭窗外望,见牛犊行过,偶有所感而发,并非指仲弓而言。
那么,除去书中所见孔子的智慧之外,《论语》之美究竟何在?其美便在孔夫子的人品性格,以及他对同代人各种不同的评论,那美是传记文学的美,是孔夫子的语言之美,是随意漫谈,意在言外,而夫子的这些如珠的妙语却出之以寥寥数语,自富有弦外之音。《论语》之美正如英国十八世纪包绥艾所写的《约翰森传》一书之美妙动人一样,而与孔夫子在一起的那批人物,他的弟子,他的朋友,也是与约翰森周围那些人物一样富有动人之美。我们随时都可以翻开《论语》这部书,随便哪一页都会流露出智者的人品之美,纵然有时极其粗暴,但同时又和蔼可亲。这就是《论语》这部书对中国人所显示的魔力。至于武断偏执也自有其动人的力量,孔夫子与约翰森的武断偏执之论,永远有动人的力量,因为这两位先哲把自己的见解都表现得那么断然无疑,那么坚定有力,其势堪称咄咄逼人。
《论语》这部书整个的特色只是阐释说明,并没有把孔子的思想系统作一个完备周全的叙述,孔子学说之真面目则端赖读者去深思明辨了。
孔夫子周围的人物,我们也可以借着《论语》这部书,得以略窥一斑。有时孔夫子与二、三得意门生欢乐相处,夫子欣然,就单凭文中的片语只字,我们可以稍得一些暗示。与孔夫子的话混在一起的,有些是孔门几位大弟子如曾子、子夏、有子、子张等人的话。这是因为《论语》内那些章文字的来源不同,有若干章根本是孔门弟子的弟子所记载的。比如颜回,为孔门弟子之长,沉静而富有深思,孔子对他亦极爱慕,每每对他赞不绝口。另一方面,又有子路,等于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他时常对夫子大人的行为也会质疑问难,不稍宽容。在《论语》一书中,提到子路时,往往缺少恭维之辞,那是因为在《论语》这部书记录成文之时,子路已经去世,没有门徒替他辩护的缘故。还有能言善辩,但有一些絮聒的子贡,还有比他们年纪颇轻但却恬静明达的曾子(将来弘扬孔教最为重要的就是他),还有文学气质最重的子夏,最为实际的政客冉求(最后孔子把他逐出了师门)。孔子的门墙之内广阔得无所不包,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据说,每个弟子在学问上之所得,都只是孔子的一部分。后来,曾子子思孟子这个传统,发展成为儒家道统理想哲学的一面。而子夏荀子的儒学则顺着史学及学术的路线发展下去。正像基督教中圣约翰发展了耶稣教义的理想一面,当然其中也加上了圣约翰自己本人的一部分思想。所以,我们在《中庸》一书中可以看出来,看得出曾子把《中庸》里的哲学,人道精神,与中和诸重要性,予以发展引伸了。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把子思与孟子比做耶稣的门徒圣约翰,把苟子比做圣杰姆斯。
《论语》本文是属于零星断片而飞跳飘忽的风格,阅读时自然需要读者的凝神苦思。懒惰的读者往往需要作者谈论个没结没完,自己只采取消极的态度,若是那样来读《论语》,便得不到益处了。读《论语》时,读者必须全神贯注,文句中包含的真理必须要凭读者自己的悟力才会彻底了解。读者必须要凭自己的经验去印证,才能有所得。在古代那种教育制度之下,当然并不立即要学童了解世界上那样思想极为成熟的哲学。当年之所求,不过要学生精读,以便牢记在心永不忘记,是留到若干年后作为智慧的泉源而已。不过,儒家对这部书,仍然教人以适当的研读之法。宋儒就论到读《论语》的方法。程伊川就曾说,要把《论语》中的发问者的问题,当作你自己的问题,把孔子的答话当作对你而发,如此,必得到实在的益处。朱熹也曾说,先读《论语》,每日读一两段。不管难懂与否,也不管深奥不深奥。只将一段文字从开头读,若是读而不了解其含义,就思索一下;若思索之后仍然不能了解,就再读。反复阅读探索其滋味。长久之后,便了解其中的含义了。朱熹在给朋友的书信里曾说,在读书时,千万留心不要贪多。读少一点儿,便容易彻底了解。读书能悟到真义,都离不开这种方法。在他著的《语类》中也这样说,明白原文的字面是一件事,体会其意义又是一件事。一般读者最大的弱点就是只了解字表面,而未能把握住书中真正的好处。他又说,读书的正当办法是要费苦心思索。最初,你会觉得如此了解,是要大费思索与精力,但是等你一般的理解力够强大之后,再看完一本书,就轻而易举了。最初,一本书需要一百分精力去读;后来,只需八十、九十分精力就够了,再后只需六十或七十分就够了,最后,以四十、五十分的精力也就够了。把阅读与思索,在求知识的进程上,看作相辅相成的两件事,这是儒家基本的教育方法。关于这两种方法,孔子本人也提到过,在《论语》上也有记载。P5-P8
毋庸置疑,《论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那些散发着真理性光芒的隽语,早已渗入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衡量个体生命价值的标的。本书的选编,旨在借名家的视角引导我们进一步了解《论语》,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精华,滋养我们的心灵。
《论语》诞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在中国的思想、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其注释本最早传入韩日两国,对两国的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593年传教士利玛窦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传入欧洲,从此《论语》传播到了世界范围,并在各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养料。
战国时,孔子创立的儒学便已成为当世之显学。到了东汉,《论语》被列入经书之列,其研究成为一个专门学问,对《论语》的编订、诠释和注疏自此全面展开。魏晋南北朝,面对玄学的冲击,儒家学者积极建构儒学新体系,结合文字学的成果,援佛解经、援道解经,开创了《论语》研究的新局面。隋唐时期,《五经正义》出现,官方话语介入经典的阐释,《论语》研究少有建树。宋代,程朱理学的兴盛将儒学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朱熹视《论语》为经典中的经典,并作《四书集注》,成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圭臬。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钦定“四书”、“五经”为科举必读之书,更将朱氏传注立为官学,影响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六百多年。清代,考据学大兴,《论语》的研究侧重辑佚、考异、辨伪、注释等工作,其中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可谓注疏《论语》的集大成之作。
20世纪以来,《论语》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从1911年至1949年,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及学术环境下的经史互动形成了《论语》研究民族传统和时代气息兼具的特征。这时兴起的《论语》辨伪之风,既是晚清今古文纷争的历史延续,也可视作勃兴的古史辨派对今文学疑经风气的考证性承继。这其中有康有为、崔适、章太炎、吴承仕、王国维、梁启超、周予同、钱穆、钱玄同、顾颉刚、童书业、赵贞信等著名学者,他们大多兼通经史而又以史为主,辨伪经以证古史,其间成就斐然。而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熊十力、方东美、梁漱溟、徐复观、唐君毅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则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已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来吸纳、融会、贯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他们的《论语》研究致力于在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反观自身,以求突破。从1950年至1980年,《论语》研究的中心主要在港台。1980年之后,内地《论语》研究呈现新局面,其中《论语》译注占很大比例,而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为个中翘楚。此外,对《论语》的源流、注本、历史影响、时代价值、海外传播及研究情况等方面的研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中华大地“国学热”,确切说是“儒学热”悄然兴起,愈演愈烈,且有方兴未艾之势。引发各方人士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到底是进步还是逆流产生激烈的论争,然其背后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它起码表明国人不再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亦步亦趋,而是尝试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希图通过文化上的“寻根”,使枯寂的生命变得更为丰盈,使躁动的心灵获得某种抚慰,使疲累的神经得到稍许舒缓。这就够了!而《论语》作为这股文化热潮的“重中之重”,确也起到了温暖人心的社会效应。我们编选的这本《名家品(论语)》,精选了近百年来海内外一批知名学者解读《论语》的美文,正是希望通过名家的视角,帮助我们悟得《论语》奥义,在最大程度上襄助我们了解《论语》,体味其中的思想精华。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权威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本书所选取的27篇文章出自22位知名学者最具影响力的专著或文章,他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瞩目成就,且是对孔子及其《论语》颇有心得的知名学者或文化大家,他们解读《论语》的文章在发表之初,都曾在社会文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一些文章今天读来仍令人感觉耳目一新。当然,近代以来阐发《论语》大义的精彩文章又何止这些,但是考虑到可读性问题,我们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一些国学大师论说《论语》的文言及半文半白之作不得不割爱,而选取纯然白话或基本没有语言障碍的文章。这些文章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包括了《论语》的思想精髓,易读好懂,其中不乏幽默智慧之语,令人读来不觉莞尔,更有生花妙笔挥洒出的诗意文字,令人读来齿颊生香。
第二,思想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即便是名家名作,我们也尽量选取其中思想性更强、能对当今社会生活和人生更有启发意义的文章。在编目时,我们将文章分为五部分:卷一、论语要旨——从读法到主要内容,对《论语》一书进行整体观照;卷二、礼乐政教——从艺术和制度方面讲解《论语》;卷三、儒雅人生——领会《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人生意趣;卷四、君子人格——《论语》中提倡的人格境界;卷五、金声玉振——孔子与孔学的地位和影响力。名家的独特视角和言说方式,相信会给读者带来别样的感受。
作为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论语》在记言中兼顾叙事写人,文字凝练生动,意味无穷。“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颠沛、纂修删述,靡一不具《论语》;及门弟子德行气质、学问造诣、浅深高下、进止得丧,靡一不具《论语》。”(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谭贞默语)读其书,闻其言,怀想其人,不觉心生景仰。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而名家的解读,则为我们品读《论语》,并以生命的名义体认孔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介质。
《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孔子讲的人格标准,凡是人都要遵守的,并不因地位的高下生出义务的轻重来。
——梁启超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