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皮翠拉·瑞沃莉亲自到三大洲考察T恤的生产与贸易情况，掌握着第一手资料，使本书实证详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书中通过T恤在全球的流转情况，深入地讨论国际贸易背后涉及的全球化与贸易壁垒之间的关系和国际贸易背后交织的政治与权力的关系，属于开创性的尝试。该书获《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中国日报》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媒体倾情推荐，被亚马逊网上书店评为“编辑首选十大好书”，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

一件普通T恤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犬牙交错的利害关系？由一件T恤折射出来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主义倾向如何改变着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国际贸易愈加频繁，各国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也更加明显。但谁又能意识到，隐藏着国际贸易背后的政治与权力角逐？

著名的商学院教授皮翠拉·瑞沃莉却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本书中，她首先将你带到德克萨斯州西部的那一望无际的棉田里，告诉你T恤的原材料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然后请你陪同出口的棉花一起乘船前往中国这个T恤生产大国，与你分享T恤生产的点点滴滴。随后，本书将带着你漂洋过海，沿墨西哥湾经巴拿运河再次回到美国，让你见证中国T恤进入美国时面临的千难万险。最后，美国人穿过的T恤被装进大集装箱里，运往非洲获得第二次生命。

皮翠拉·瑞沃莉并没有止步于对T恤的生命历程进行惟妙惟肖的阐述，在她的眼里，贸易保护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远非水火不容那么简单，其关系的微妙程度让世人无法想象——即使最疯狂、最受市场驱动的旧T恤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的产物。

想要真正了解复杂的全球贸易体系背后故事的读者，这本书你一定要读。

再版前言

序言 寻找我的T恤的出生地

第一部分 棉花让我们看清了世界

 第一章 从棉花生产看世界市场的变迁

 第二章 中国为什么败给了美国—从棉花生产说开去

需求拉动：贫苦阶层爱上“华美的服装”

给小提琴手提供足够的琴弦

伊莱遇到了风险资本家

竞争何在？

所有的天灾跟白人无关

棉花工厂落户得克萨斯州

 第三章 回到雷恩施农场

雷恩施夫妇西迁

白人都拖沓

官僚消灭了佃农

没让所有人气馁的机器

赶时节

雷恩施家的孩子离开农场

旧敌人，新朋友

转基因棉花

回归自然还是迈向未来

 第四章 谁是全球化的赢家？

从种子到牛仔布：农场主每一步都在获利

不再“抓一把”

又是补贴

漂亮的猪

非洲“没有口红涂”

竞争在哪儿？

恶性循环

穷得都没有进行污染的能力

苏云金芽孢杆菌棉子来到中国

虫子获胜

第二部分 中国制造

 第五章 走进中国纺织厂

上海第三十六棉纺针织服装厂

上海光明服装厂三分厂

 第六章 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

擅长发明的英国人与勤俭节约的中国人

招工启事：温顺、绝望者优先

 第七章 与中国打工族面对面

有约束的服从

肯定不选种地

亚马逊网站和戴尔开办工厂

 第八章 美国也有“血汗工厂”

制定竞争规则

激进主义者提升了底线，1780-2008年

回到乔治敦，乏味的会议就是进步

对雄幼鼠不利

贸易对地球来说是友，还是敌？

中国的挑战

竞争在继续

第三部分 贸易纠纷何时休

 第九章 西方人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

中国T恤与美国就业

2008年，尝试这些疯狂的规则

 第十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奥吉赶赴华盛顿

达成协议与例外

1985~1990年：从种子到衬衫的联盟

反唇相讥

持续太久

缓慢的瓦解

 第十一章 意料不到的后果

不再有落纱机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双赢的朋友

沃尔玛支持穆沙拉夫

配额竞争

奥吉和亚里士多德Vs.沃尔玛

创造性破坏

恐龙到哪儿去了？

意外的胜利者

 第十二章 中美要一直斗下去？

宇宙大爆炸

政治大交易

如释重负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友与敌，2008年

奥巴马的交易

试一下这件新内衣

第四部分 从一件T恤看全球贸易

 第十三章 T恤走向了何处？

停车场见

打算在新泽西州“淘金”

T恤的来世

 第十四章 谁在穿美国人的旧衣服？

旧衣服国度

一便士两件

在坦桑尼亚淘金

寻找杰夫里

对旧裤子来说，太大了

 第十五章 米图巴传奇

隐蔽的中间商和经济民主

不要看现在，中国就在你身后

结论

致谢

与法国的红酒或佛罗里达的柑橘不同，得克萨斯的棉花从不因自己的产地闻名。得克萨斯州西部的旅游业不发达，那儿荒无人烟、土地贫瘠，要么热死人，要么寒风凛冽或冰雹肆虐。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坐飞机来到拉伯克附近的产棉区，眼前的景象酷似月球表面。这里没有山，没有树，寸草不生；没有汽车；渺无人烟，没有房舍。空旷平坦的虚无首先刺痛了你的神经，让你望而生畏，因为站在这里，你禁不住感到自己的渺小。尽管我曾经到过数十个国家，几乎去过每个大洲，但位于得克萨斯的拉伯克却是我见过的最怪异的地方之一。我的T恤和你们的T恤很有可能产自被当地人封为“世界棉都”的拉伯克附近。

在这座令人生畏却又带有粗犷美的城市生活的人们，与这里的地形地貌相得益彰。的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块土地以其不可捉摸的性情和广袤使他们感到了自己的卑微，他们驯服它并收获毛茸茸的白色金子，在这方面取得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使他们感到自豪。根据当地的传说，上帝在创造得克萨斯州西部地区时犯了个错误，忘了为它点缀上山丘、山谷、河流和树木。看着自己的错误带来的荒芜与贫瘠，他想重新装扮这片土地，然而他却有了另外一个主意。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创造一些喜欢这种风光的人。”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纳尔逊·雷恩施是位棉农，虽已87岁高龄，却依然身材伟岸，英俊潇洒。他很爱笑，同时言辞谨慎。他称他的妻子露丝为“甜心”，称其他女人为“女士”。纳尔逊是位老派绅士，彬彬有礼，打心眼里体谅他人。我与雷恩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显然他当时比我们2000年第一次见面时并没有老多少。

在他走过的87个春秋中，他只错过了4个棉花采摘季节，而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若他们的客人想听，纳尔逊和露丝非常乐意(或可能仅仅是出于礼貌)讲他们过去的故事，但他们丝毫不沉湎于“过去的好时光”。尽管已近迟暮之年，但他们思想开放且不故步自封。对于纳尔逊和露丝·雷恩施来说，这个世界依旧妙趣横生。在我为写作本书进行的诸多访问中，我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雷恩施家的厨房里度过的。我在那里吃着蛋糕，学着关于棉花的知识。2008年，纳尔逊和露丝仍然待在他们空旷的农场上。但此时，纳尔逊已决定缩小棉花种植面积并出租自己的大部分土地。

种植棉花不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每年纳尔逊和露丝都要跟无常的自然和变幻的市场作斗争。每个夏天，他们都要与大风、沙尘、高温和害虫较量。每个秋天的采摘季节，他们都要与世界市场较量，与来自70多个国家的棉农竞争。若全种上棉花，雷恩施家的400公顷土地可出产大约50万磅皮棉，这些皮棉足够生产130万件T恤。纳尔逊终其一生从事着同一个职业，这本身就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美国棉花种植业的故事。

历史证明，几乎所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主宰都是暂时的。即使最令人难忘的民族工业取得胜利的故事一般也以比较优势易主结尾。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代人的一生中，电子消费品的优势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和中国。服装生产优势从美国南部转移到东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又回到了亚洲。钢铁方面的优势从美国的铁锈地带转移到日本和韩国。200多年来，不管是从哪方面衡量，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全球棉花种植业的领袖。其他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难以与之比肩。在历史上，美国在棉花的总产量(尽管近年来逊于中国)、出口(尽管偶尔被乌兹别克斯坦超越)、种植规模和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均稳坐头把交椅。

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的成功似乎与棉花无关。一般情况下，美国的行业与“同类”国家的行业竞争。美国公司与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德国的化工公司以及瑞士的制药业竞争。但由于气候原因，鲜有发达国家出产棉花。因此美国的棉农是与世界上最穷、最不发达的地区的生产者竞争。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全球最高的)使诸多行业凋零或迁往别处，如服装、钢铁和造船业，为何美国的棉花种植业依然占据着全球的主宰地位？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一个像棉花种植业这样的“下游”基础行业如何能在一个先进的、以服务业为本的经济体中发展壮大？棉花种植业这样的行业看起来几乎不具备可持续优势。商业战略模型通常会预测此类行业的主宰地位只能是昙花一现：缺少产品细分、激烈的价格竞争、进入门槛低使这个行业不值得付出辛劳。商学院教授和战略家迈克尔·波特指出：

这些行业的优势常常是极其短暂的……劳动力成本或自然资源对这些行业的竞争优势很重要，它们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常常很低。许多国家都可以发展这些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它们的竞争者往往过多……优势的快速易主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进入者，它们压低利润、降低工资……发展中国家常常受困于这些行业……处于这种形势的国家将持续面临丢掉竞争优势的威胁……

P3-6

劳德代尔堡的民权运动领袖在最近几年里使新的印花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烂醉如泥的冲浪者和喧嚣的大学生已不多见了，他们被新开的咖啡馆和高档酒店从沙滩上抢走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也已为人父母，手头有钱花了。这个城市像一棵棕榈树那样倒向了金钱一边，被抛光、清洗和上漆。跟所有的旅游目的地一样，瞥一眼这些显眼的印花，就能了解一点其内在的俗艳。虽然城市里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更喜欢画廊，坐落在沙滩上的却是T恤店，因为人们想买T恤。

海滩附近的沃尔格林药店出口处有一只盛放T恤的大箱子。它被放在这儿是因为主人希望以此吸引从药店里出来的购物者，而且这个方法的确奏效：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翻这个箱子，哪怕只翻1分钟。箱子里装了上百件T恤，每件5.99美元或两件10美元。所有T恤都印有一个关于佛罗里达的主题——贝壳、鲜亮的鱼或棕榈树。

我把手伸进去，拽出了一件T恤。这是件白色的T恤，印有火红的鹦鹉，下面是“佛罗里达”字样。我走到收银台付款，然后走出药店，来到太阳底下，透过包装纸看着这件T恤。

“就是你了。”我想。

回到华盛顿，我从聚酯袋中取出这件T恤，看着标签。上面写着“谢里制衣厂”，下面是“中国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键入“谢里制衣厂”。几分钟后，我就接通了该制衣厂总裁加里·桑德勒的电话。“当然，”他说，“来吧。从华盛顿到我们这里来的拜访者不多。”

谢里制衣厂位于迈阿密的老工业区，这个离机场不远的工厂与仓库看起来有点荒凉。加里·桑德勒有着被佛罗里达的阳光晒成褐色的皮肤，非常友好，对大学教授有一种善意的怀疑态度。他没有丝毫傲慢，但明显对他和他的家族事业感到自豪。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孩子和他的销售团队的照片。

加里的父亲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成立了谢里时装公司，这家公司是以昆廷的大女儿命名的。昆廷从独立批发商起步，他沿着海滩，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向店主推销小纪念品。在旅游季节，他通常去纽约提货，然后回到迈阿密兜售他的商品。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在度假时购物，特别是购买纪念品。昆廷发现有热带主题的小物件儿在来自美国北部的观光者中尤其受欢迎。

20世纪50年代，“可穿的”纪念品选择很有限，度假者通常想带些小纪念品回家，而非服装。然而，昆廷发现他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是一条方巾——一条印有佛罗里达主题的棉布方巾。这条方巾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旅游工艺品一样，在日本生产及印花。不久之后，谢里时装公司发现它处于一个经典的批发商的困境，即利润得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挤出来。1955年，昆廷·桑德勒抛弃了他在纽约的供应商并在迈阿密开了自己的纺织品印花厂。谢里时装公司摇身变成谢里制衣厂。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从大学辍学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且在1986年成为总裁。1999年年中，桑德勒的外甥(谢里的儿子)承担起公司日常运营的责任，总裁职位传到了第三代。

如今，谢里制衣厂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印花T恤生产厂。它仍然以旅游贸易为核心。在基韦斯特、佛罗里达、德纳里山、阿拉斯加以及其他许多旅游景点，还有欧洲，都有谢里制衣厂的T恤出售。谢里制衣厂的设计师为每个旅游市场设计主题，而这些主题会在迈阿密的工厂中被印在或绣在T恤上。

无印花的白T恤(还有沙滩毛巾和棒球帽)的存货装满了谢里制衣厂的一个两层的仓库。这些未印花的货物会被从货仓送到印花机旁，印花机就像矗立在货仓旁边的摩天轮。工人把每件T恤在轮辐的平直端上滑过，这样的翻转差不多有14次。每次轮子一停，就有一种不同的颜料从丝网上的微孔中喷出。当T恤回到印花机的初始点时，一位工人把它扯下来传给另一位工人，然后把它平放在干燥传送带上。另一位工人把它从干燥传送带上拾起后，再将它放在第二条干燥传送带上，该传送带将T恤传送至一条管道并将其从管道另一端抛出来。T恤被折叠整齐，不过它不再是T恤，而是一件纪念品。

堆在手推车上的T恤印着诱人的沙滩、高山、摩天大楼和冰川的图案。每件T恤都让人身临其境，人们会穿着它回家。你穿过临近工厂的货仓就像看旅行纪录片，对具有探险精神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凡是去T恤所到的地方你都需要防晒液，但是在它们的出生地，你只需看看T恤就行了。

加里‘桑德勒从墨西哥、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孟加拉国、洪都拉斯、中国、巴基斯坦、博茨瓦纳、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购买T恤。2008年，在我和加里再次进行交谈时，T恤的生意比几年前难做很多：竞争，特别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外包业务更加复杂。另外，经济增长放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谢里制衣厂的生意。

我的T恤来自中国。它可能于1998年年底从上海出发，几周后到达迈阿密的港口。这件T恤总共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其中包括24美分的关税。它是1998年在美国服装进口配额体制下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约2500万件棉T恤中的一件。这件T恤的旅程见证了经济力量克服障碍的能力。要来到这儿，这件T恤要击败美国纺织与服装业和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还要克服迷宫似的让任何人都望而却步的关税与配额体制，但是加里·桑德勒不怕麻烦。尽管美国国会、工业领袖和议员竭尽全力阻挠，尽管有配额和关税的存在，还是有价格最低廉、质量最上乘的中国T恤进入了美国市场。

中国是个大地方。我问桑德勒，T恤到底来自哪里？桑德勒搜遍了他的名片夹，从中抽出了一张。名片上写着”许召敏(音译)先生，上海针织厂”。

“打电话给他，”桑德勒说，“他是个不错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

“许召敏。”我设法朗读出来。

“不，不，”桑德勒说，“他的美国客户称他为‘帕特里克’。”

我邀请帕特里克·许和他的夫人在他们到美国旅行时参观华盛顿，他们接受了我的邀请。

帕特里克·许的业务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穷国和富国。他每年都到美国旅行两次以上，拜访老客户和开拓新客户，关注西方的流行趋势，把美国人的想法带回工厂。尽管帕特里克乐意把白色的T恤销售给像加里·桑德勒这样的老客户，但他对上海针织厂生产的白色T恤的前景并不乐观。来自工资更低的国家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竞争太多了。他认为，用不了多久，他的来之不易的客户将会从其他地方购买T恤。帕特里克正试图把价值链提升到如毛衣这样的花哨商品上。

在1999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帕特里克说：“到中国来，我带你看这一切。”

我想了解整个故事。他能让我看生产T恤的地方？能。那么生产布料的地方呢？当然能。我想进一步试试我的运气：那么织布用的纺锤呢？纺纱厂呢？当然，他都能安排。但是，这可不是故事的开端。棉花呢？为了讲述我的T恤的一生，我必须从其发源地开始。我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之一。我能去农场看看棉花是怎么生产的吗？帕特里克看着这件T恤，说：“好，也许会有困难，我想棉花种在离上海很远的地方，或许在得克萨。”

“得克萨？得克萨在哪儿？有多远？”我问道。我把桌上的地球仪转到中国那边。他能在地球仪上指给我看得克萨吗？

帕特里克笑了。他接过地球仪将其转到地球的另一边。“这里，我想它生长在这儿。”我顺着他的手看去。

帕特里克指的是得克萨斯。

首先感谢本书中的人物。在我过去10年的环球旅行中，在那些欢迎我进入他们的家和工厂的三大洲的人身上，我有幸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和善良，他们有着许多真知灼见，他们还耐心地向我讲解事情。作为一个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我尽可能地使自己不受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动带来的飓风的影响，但我得谦卑地承认，经历这个故事跟我写这本书相比是一个大得多的挑战。我对那些每天早晨一起床就要面对这些挑战的朋友无比尊敬。我尤其感谢和钦佩纳尔逊和露丝·雷恩施、加里·桑德勒、苏琴、陶永芳、帕特里克·许、穆罕默德和吴拉姆·德维杰、杰夫里·米朗基、奥吉·坦蒂洛、朱莉娅·休斯和埃德·斯图宾。

25年来，乔治敦大学一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与我的学生和同事之间无数次的谈话中，我受益匪浅。尤其感谢我的学生激进主义者们，是他们首先激发了我形成本书的观点，并不止一次地改变了我的想法。他们的活力和参与激发了我的灵感，即使在我们意见相左时也是如此。因此，我为他们以及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持续带来的变革感到无比的自豪。本书的许多观点曾在该校的许可监管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过，该委员会先后由吉姆·多纳休、迈克尔·加兰齐尼、丹·波特菲尔德和拉马尔·比卢普斯担任主席。

在研究过程中，许多能干的研究助理和行政助理帮助了我。感谢布鲁克·巴伯、兰峰(音译)、拉塞尔·雅姆、勒妮·江、达娜·奥玛享、杰夫里·帕尔蒂尼、安·皮查亚农特和埃玛·汤普森。还要感谢乔治敦大学劳因格图书馆的珍妮弗‘贝彻。我还大量地依赖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商协会、美国服装生产商网络的电子数据以及美国商泰隆国际贸易律师事务所。我还要感谢我在2003年秋季的海上学期的同学和同事们，我们的许多谈话和经历分享有助于我改进本书中的观点。海上学期也使我在中国和坦桑尼亚进行额外的实地考察成为可能。

我目前已和数百人谈论过本书中的话题，因此无法一一致谢。但是，如果我不提到沃利和马尔吉·达内尔、布赖恩·戈雷格利、约翰·约翰逊、罗杰‘豪登比、凯利·佩柏以及拉尔夫和娜奥米·霍尔合，我就太大意了，他们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并以得克萨斯式的热情款待我。对于在中国进行的研究，我要感谢曲利军(音译)教授，而对于在坦桑尼亚进行的实地研究，我尤其要感谢埃丽娜·马卡尼亚和亨利·米宁。

诚挚感谢我们的环球之旅，尤其是把我的T恤故事带到电台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亚当·戴维森。诚挚感谢将这个故事搬上欧洲舞台的编剧迪特·玛丽亚·比耶格。最后，再次感谢安妮特和伊莱恩，当然还有丹尼、安娜丽莎和丹尼斯。

引人入胜！T恤走到哪儿，瑞沃莉就跟到哪儿，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可思议之处。这本书充满了难忘的角色和生动的场景。

——《时代周刊》

一个迷人的、具有启蒙意义的传奇故事。瑞沃莉对一个单一产业的颇具洞见的观察具有一本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一切要素。

——《纽约时报》

很少有经济学著作写得像这本书那么好，你会欣然地熬个通宵把这本书读完。

——《企业经理人》杂志

绝对的经典！T恤无法改变世界，但是它们的故事对解释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很有帮助。

——《金融时报》

发人深省！不管你对全球经济持何种看法，《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旅行》中的很多观点都能使你产生共鸣。

——《中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