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哲学是在先秦哲学、两汉哲学基础之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当朝特色的哲学思想，同时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创作的高潮时期。《魏晋南北朝哲学》一书是作者于占涛在多年对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撰著而成的一部有关魏晋南北朝哲学的读物，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哲学的主要思想、发展流变，同时也对这一时期主要的哲学代表作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于占涛编著的《魏晋南北朝哲学》一书是“中华文化百科”系列丛书之一。它以十八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玄学、魏晋社会思潮、宇宙生成理论、御用道教创始人、南朝道教宗师、轮回报应说、般若学大师、快速成佛第一人、敢与皇帝抗争的战斗无神论者等内容。语言尚算通俗，可读性较强，是一本普及类的中国古代哲学读物。

引言

一、兼综儒道的玄学

 1.以“玄”相标榜

 2.苦难深重的产儿

 3.儒道兼综

二、世界之大贵在无

 1.后生可畏

 2.以无为本

 3.言不尽意

 4.名教出于自然

三、以道攻儒的玄学异端

 1.非汤武而薄周孔

 2.动摇不定的立场

 3.越名教而任自然

四、魏晋社会思潮的一面镜子

　1.宁与燕雀翔 不随黄鹄飞

　2.鄙弃礼法 主张无君

　3.天地生于自然 万物生于天地

五、“贵无”潮流中的“崇有”之声

　1.扶明大业 有益于时

　2.自生而必体有

六、一种神秘的宇宙生成理论

　1.谁是真正的作者

　2.独化于玄冥之境

　3.名教即自然

七、顶着玄风前进的人

　1.“处士”生活

　2.气是自然的本体

　3.法天之常

八、把颠倒了的关系正过来

九、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理想

十、长生不死的幻想

十一、一副自欺欺人的麻醉剂

 1.见素抱朴之士

 2.借众术之共成长生

 3.气生天地万物

 4.修道与治国

 5.以隐士的身份议政

十二、御用道教的创始人

 1.潜心修道者

 2.力主政教合一

十三、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

 1.南天师道教主

 2.重振纲纪

 3.戒规与教义

十四、对最高真理的“觉悟"

 1.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2.恶梦中的救星

 3.入境随俗

十五、有中国特色的轮回报应说

 1.有政治手腕的宗教活动家

 2.一切事物本性空无

 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4.薪火之喻

十六、般若学的一代大师

 1.“抄”出来的哲学家

 2.非有非无

 3.求静于动

 4.般若无知

十七、快速成佛第一人

 1.佛性皆有

 2.顿悟成佛

十八、敢与皇帝抗争的战斗无神论者

 1.穷且益坚

 2.幸福不在天上

 3.人生如树花落地

 4.形质神用

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魏晋时期引起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所谓名教包括等级制度、伦常秩序以及礼乐教化等，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原则和必不可少的工具。魏晋时代的门阀士族，上至皇帝下到新旧权贵，无不过着荒淫、放荡和堕落的生活，他们为了给自己的享乐、纵欲找到理论根据，便提出要任其自然，为所欲为，认为这样才符合人的本性。他们力图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连虚伪的礼教也不想遵守了。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挖自己的墙角，如果任其自然发展下去的话，势必导致对整个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否定，瓦解封建统治的基础，如此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王弼为解决当时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便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观点。一方面，王弼把名教纳入了他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体系，认为名教是宇宙万物的本体“道”的产物，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样，名教就不但不与自然相矛盾，相反还如影附形，相辅相承，不可分离。王弼的这个观点不但没有降低名教的地位，相反倒抬高了名教的地位，对当时那些不拘礼法、各行其事的放纵行为是个有力的限制。另一方面，王弼在论述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时又强调不要忘了根本，在他看来，既然名教是由自然派生的，那么自然就是本，名教就是末。只讲仁义和刑法，越搞越繁琐，越搞越形式化，其结果只能是促使人们追求名教形式，贪图虚名，弄虚作假，争权夺利，或者促使人们设法逃避和对抗名教的限制。这样就破坏了名法之治，所以只抓名教，并不能治理好国家。王弼认为名教是形式，是枝节的东西，所以不应从名教的表面形式出发，只有从自然这个根本着眼，把本末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名教的作用。

王弼把“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运用于社会政治还形成了他“执一统众”、“以寡治多”的思想。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有一个最高的本体，世界万物都因有它而存在着，那么同样人类社会也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由他来充当万民的主宰。他认为封建国家的君主官僚制度是由宇宙的本体“道”分散出来的，而封建君主统治人民也是由“道”决定的，是“道”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因此老百姓必须承认以“一”统众、以“寡”治多的原则，服从这种统治，这样天下才能繁而不忧其乱，变而不忧其惑。而在当时，王弼所谓的“寡”只能是少数门阀士族地主，所谓的“一”就是代表门阀土族地主利益的国君，因此王弼的这种思想是为门阀士族地主奴役人民作论证的。

王弼把“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运用于社会政治还使他像老子那样主张“无为而治”。不过他对老子无为而治中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的思想有所忽略，而把重点放在了“人君南面之术”，即封建君主的统治术上。王弼认为天下之所以动乱不已，主要就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为了，在他看来，统治者任智任力不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统治者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老百姓，老百姓也必然以其道还治其身，弄来弄去，老百姓反而学得更聪明了，这等于倒持宝剑，授人以柄。王弼认为要对百姓实行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实行无为政治。他说：老百姓为什么不好治理呢？是因为智慧太多了，老百姓的智慧多，统治者就得费更多的心思去研究统治方法，与其花那么大的工夫去研究统治的方法，不如使百姓愚昧无知，像婴儿那样服服帖帖地受人摆布，这样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即使毫不费力也可以永远统治下去了。由此可见，王弼的哲学思想是日趋腐化的当权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巩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P17－19

魏晋时期，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现为魏晋玄学内部之争。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社会思潮。汉代经学发展到汉魏之际已经衰落，它既繁琐又迷信，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因此，把儒学从汉代经学形式中解救出来就成了魏晋哲学家所必须解决的理论课题。魏晋玄学摆脱了汉代经学的沉重与繁琐，走向简易与玄虚，最终取代了僵死的两汉经学。玄学并不是道家学说的变种，也不是儒家学说的直接延续，而是儒道合流的思想体系。玄学家多力求把孔子与老子，把道家的无为与封建的伦理等级关系和观念结合起来，他们表面上鄙视世俗，实际上却仍然保持着对封建名教和自身利益的重视。王弼等人以无为本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为封建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名士们的个人利益作论证的哲学世界观，而郭象的哲学更是直接为门阀士族的特权作辩护的。嵇康、阮籍的哲学则是当时的寒门庶族地主在门阀士族的巨大压力下表示的软弱的抗议。

魏晋时期，玄学虽风行一时，但反对玄学的各种思潮也不断出现。其中有自然科学家，也有儒家、道家的学者，他们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却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玄学的基本命题和思想提出了批评。唯物主义者杨泉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万物以水气为本的思想；地主阶级中具有进步思想的哲学家裴揭露了“贵无”理论的危害，故而提出了重视理实的唯物主义崇有论；反映农民要求的鲍敬言认为天地是自然的物质存在，自然界是平等的，人类社会也应当如此，所以他提出了“无君”的主张。

到了南北朝时期，玄学虽然仍然流传，但由于这时汉魏以来传人中国的佛教广泛传授，影响日益扩大，所以这一时期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阵地就转移到了佛教与反佛教的斗争上。这一时期的佛教主要是在魏晋玄学唯心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发挥了它的“般若”空宗的学说，并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特权而极力宣扬“涅槃”佛性的学说。

与佛教广泛传播的同时，南北朝时期还产生了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贵族道教，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教哲学家，如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他们为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而炼丹、服药，并吸取了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轮回观念，把道教的修炼方法从“练形”扩展到了“养神”，使道教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在佛教广泛流行的时候，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激烈的反佛斗争。从这些斗争中可以看出，由于神不灭论是佛教轮回报应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形神关系和神灭与否的问题便成了当时反佛理论斗争的中心问题。南朝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范缜是当时众多反佛无神论者中最突出的代表，其哲学著作《神灭论》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最高水平，给了当时的佛教神不灭论以沉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