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取得胜利,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1861年农奴制改革等,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觉醒,也造就了俄罗斯艺术的繁荣。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进步发展。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开始领导思想界,哲学思潮此起彼伏。民族觉醒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必然要反映在艺术中并对艺术提出新的要求。艺术也不负所望,在觉醒后崛起,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壮大。以鼓吹民主进步、反映改革后社会生活为特征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人才辈出:音乐上“强力集团”、鲁宾斯坦兄弟和柴可夫斯基合力登上音乐最高峰;而“巡回画派”则几乎凝聚了当时全俄罗斯最优秀的画家的力量,打造了一个灿烂的时代。
19世纪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取得胜利,1825年十二月党人事件,1861年农奴制改革等,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觉醒,也造就了俄罗斯艺术的繁荣。
作者多年留学俄罗斯,掌握了大量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行文采取全景画式的视角,把艺术放置到广袤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寻找民族觉醒与艺术繁荣之间的有机联系。
1812年,俄罗斯取得了抗击拿破仑入侵的重大胜利,民族自豪感弥漫于俄国朝野,并催生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第一次民族觉醒。人们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特别是其中的英雄篇章产生了强烈兴趣,知识界的思想十分活跃,作家和诗人们经常聚会,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青年群体;与此同时,西方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文化对俄国的冲击也加强了,参加过远征法国的青年贵族军官们对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一起探讨如何建设新的俄国,草拟了《俄罗斯法典》、《告俄国人民书》等政治文件,并于1825年12月在彼得堡发动了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党人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最终遭到了镇压,但它已经促使俄国走上新的改革之路。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沙皇政权还对军事、财政、国民教育、新闻出版等进行了改革,俄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俄国开始真正进入欧洲强国之列。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经接近工业发达国家。
伴随着经济的腾飞,俄罗斯民族日益觉醒。19世纪,俄罗斯民族仿佛一下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我将把19世纪看作这样的世纪。这是一个思考和语言的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尖锐地分裂的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和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
所谓民族觉醒,可以从两个维度探究:一是时间上的,就是处于某一时间段的一代人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从而振作起来;二是空间上的,就是与其他民族相比,客观地认识本民族的地位和贡献,所谓“知耻而后勇”,更加努力地追求发展与进步,并在哲学思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有巨大的创新。俄罗斯民族这次觉醒首先是从对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深刻的反省开始的。1836年,在第15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题为《哲学书简》,作者是彼·恰达耶夫(别尔嘉耶夫誉之为“第一位俄国历史哲人”)。他认为,在俄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令人鼓舞的东西,“起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粗鄙的迷信,接着是残暴的、侮辱性的异族统治,这种统治的精神后来又被我们本民族的政权继承了——这便是我们民族青春时期的可悲历史”,“我们成为征服的牺牲品。在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之后,我们本应利用这一时期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产生的思想,可是我们却脱离了大家庭,我们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恰达耶夫进一步说,“我们没有历史的经验。一个一个世纪、一代一代人过去了,可我们一无所获。看看我们的样子就可以说,全人类的规律性对于我们不起作用。我们在世界上是孤独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从世界得到任何东西;我们没有为人类精神贡献任何思想,我们也没有为推动人类理性的进步做任何事情,而我们从这个进步中得到的一切都被我们歪曲了。从我们社会存在的最初时刻开始,我们就没有做过任何有利于人的共同福祉的事情;在我们祖国荒瘠的土地上,没有产生过任何有益的思想,我们中间从未有人提出过伟大的真理;我们不会费力地去创造和想象什么,而我们从别人的创造和想象中只会接受虚幻的外表和无益的奢侈。”
思想界吹响了民族觉醒的冲锋号,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学会蒙着眼、垂着头、闭着嘴去爱自己的祖国”,“我憎恨那种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于空想之中的悠闲的爱国主义、懈惰的爱国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中有许多聪明人正受这种爱国主义的毒害”。
19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那些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俄国人开始探讨和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试图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恰达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并使他们很快形成了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在指定的日子里,论战双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展开辩论。斯拉夫派坚信俄罗斯民族精神将决定俄罗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则认为应该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争论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思想的发展,正如赫尔岑所说,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别林斯基、赫尔岑、霍米亚科夫、彼得拉舍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家或参与了辩论,或受之影响而成长起来,革命民主主义与农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纷纷登台发表自己的主张。
进入19世纪下半叶,虚无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此消彼长、遥相呼应,屠格涅夫、皮萨列夫、拉甫罗夫、巴枯宁、齐切林等一批新的思想家相继亮相,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拉响了前奏曲。
P6-8
人类文化应该相互交流。交流不仅能够加深了解,也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提高。这就是“他山之石”的作用。每提到俄罗斯,我们这一代人很自然地会联想起过去的苏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只有20多岁,虽然在政治上还有些模糊,对于“冷战”、“两大阵营”的实质并不清楚,但是对“苏联老大哥”的崇敬是真诚的。还记得那时唱的歌,有一句歌词便是“我们不做墙头草,我们要向一边倒”。倒向苏联也就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们在南下的火车上学唱最新流行的歌曲《莫斯科——北京》,其中有“从北京仰望克里姆林红星,在伏尔加听到长江流水声”的歌词,当时深受感动。然而在这种热烈的氛围背后,也听到一些前辈艺术家的微词,尤其是去过欧洲的美术史家,他们很少谈到俄罗斯的美术。
1956年,我已在陈之佛先生的门下研修图案和工艺美术史三年。那年华中艺专组织翻译了一本苏联的《图案学》,召开讨论会。从学科框架到条目解释,以及名词和术语,我深感不如陈先生所介绍的日本体系和他本人的成就。由此惹了大祸。平平常常的学术讨论,却被有的政治敏感者产生怀疑:怎么能说“老大哥”不好呢?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仔细想想,还是没有说错。问题在于,我们对苏联了解太少,直到它的解体——当然,我只是说在艺术方面,其它方面了解多少,我并不知道。
对于俄罗斯19世纪的“巡回画派”和“强力集团”,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一些俄罗斯的文学家和美学家。但是对于俄罗斯的文化与艺术史,则所知甚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展的。当我看到梅汉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觉醒与繁荣——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民族觉醒与艺术繁荣关系之研究》时,不觉为之一震。对我来说好像晚了若干年,可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应该了解的,这也就是“知己知彼”的道理。尽管过去的苏联解体了,然而俄罗斯仍然存在。
这是梅汉成赴俄留学回国之后的事。他是个很有心计的青年学者,对文化的兴趣面也很广。在他去俄国之前,我曾嘱他注意俄国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文化与艺术方面的巨大进步,并研究具体的文化成果。他很细心,通过实地考察、掌握了翔实的材料,并在全面分析与比较的基础上写出了博士论文。现在付梓的这部著作就是建立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之上的。对俄罗斯在艺术上的成就,特别是音乐方面的“强力集团”和美术方面的“巡回画派”,作出了深入的研究,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对于我们来讲,不仅有助于了解世界,也可从中得到更好的借鉴。
作为他山之石,俄罗斯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文学上、音乐上和美术上,都达到了高峰。如何以他山之石攻我之玉,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资料。有理有据,有迹可寻,有法可用。我们不但应该熟悉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成就,也应该了解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对于俄罗斯,梅汉成的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是为序!
2006年10月15日
于南京西郊隽凤园
新世纪伊始,我得以忝列我国艺术学主要奠基人张道一教授门墙,先生耳提面命,如春风化雨。
2001年深秋,机缘巧合,我成功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项目赴莫斯科留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当我向先生报告拟外出专心读书时,张师立即欣然同意。负笈西行之际,张师临别赠言,语重心长,他说,俄罗斯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艺术之邦,尤其是对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巡回画派”和“强力集团”,虽然我国已开展了诸多研究,但其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还是要着力挖掘,要找出其内在规律,为我国艺术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我领会张师之言,他要求我去寻找一个答案,即,为什么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俄罗斯艺术整体繁荣,一举登上艺术高峰,并由此而成为世界艺术强国。
留俄期间,在完成教育学专业学习的同时,即着手收集艺术学专业的相关资料,出入于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剧院之间,游历莫斯科、彼得堡、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等历史文化名城,访问同行专家学者,收获良多。俄罗斯教育科学院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客座教授的JL施科利亚尔院士为我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H.福尔米娜教授多次与我探讨艺术问题,使我获益匪浅。这段时间,我的思路逐渐明确,即不孤立地就艺术研究艺术,而是把这段时间的艺术发展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探讨民族觉醒与艺术繁荣之间的关系。
因为身处俄罗斯,所以资料的收集有许多便利:购买了书肆坊间所有能遇见的相关书籍,有时在艺术专业书店还能淘到一些旧书,真如获至宝;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图书馆、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师范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复印了大量资料。这些材料支撑了我的研究。
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与国内学术界还保持着相当多的联系。通过书信、电话,张师一直关注着我的研究进展情况,及时指出存在问题;万书元教授、孙长初博士为我提供了相当多帮助。
从2002年开始,国家留学基金委大幅度派出大学艺术教师赴俄罗斯学习,由此,我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作为留俄学生总会的主要骨干,我参与了接待、安置留学莫斯科的艺术类留学人员,与他们一起准备画展、音乐会,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些艺术家为我论文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本书如果还有一些值得赞许之处,那是得益于众多长者和同行的指点与支持。在此,谨向导师张道一先生及其夫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万书元教授、孙长初博士、于向东博士等和俄罗斯几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我的妻女表示真诚的歉意,在完成教育学和艺术学博士论文期间,我很少能陪同她们共享天伦。她们默默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今年是俄罗斯文化年,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展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得东南大学科学出版基金资助,拙著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出版以襄此盛举,颇为荣幸。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刘庆楚先生付出的辛苦劳动,刘先生的博学与执着给我良多启示。
因学养不够,书中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我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努力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