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史密斯编著的《中国人的性情》是一部畅销百年的惊世之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被称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最切实的著作”,也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曾三次向国人推荐此书。书中总结了中国人性格的二十六个方面,列举了大量事例,语言生动犀利,论述深刻。本书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描述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概貌,其观点在当今仍然发人深省。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晚清政体同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书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有。
阿瑟·史密斯编著的《中国人的性情》是一部畅销百年的惊世之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被称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最切实的著作”,也是西方世界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曾三次向国人推荐此书。
《中国人的性情》总结了中国人性格的二十六个方面,列举了大量事例,语言生动犀利,论述深刻。本书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描述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概貌,其观点在当今仍然发人深省。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晚清政体同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书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省吃俭用通常指的是持家的准则,尤其是指如何平衡收支关系。就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而言,省吃俭用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控制需求,二是避免浪费,三是少投入多产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人都是极度节俭的。
到中国旅行过的人,第一印象便是中国人的饮食极为简单。大多数的人看上去只依靠很有限的几种食物糊口,比如稻米、豆制品、小米、蔬菜,还有鱼等。上面这些,再加上些其他的东西,构成了大多数人的主要食物。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其他特殊的日子里,才会有一点儿肉吃。
现在,西方国家已经在想方设法为穷人提供价格低但营养丰富的食物。人们也常常看到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在中国的一般年景,每天两文钱就可以为一个成年人提供足够的花销。即使是在闹饥荒的年份,靠着每天不足一文半的救济,成千上万的人也能够活命。这从某个角度也表明一个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真是普遍高超。
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低劣的,在外国人看来甚至是淡而无味且令人无法下咽的,但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他们能把自己手边的东西轻松地变成可口的饭菜。在这个问题上,温格罗夫.库克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厨艺仅仅处在法国人之下,而在英国人(他可能把美国人也包括在内)之上。这些国家技艺如何,孰前孰后,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像库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的烹调水平一定在某些国家之上,这是确定无疑的。如上所述,中国人对主要食物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即使是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也是如此。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会知道中国人高超的烹调技艺,他们能用简单的作料做出丰富的花色品种和美味佳肴。
另外一个事实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它很容易被证实。那就是,中国人在做饭时极少浪费,样样东西都要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吃剩下的东西都是少之又少。要证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生存条件就全明白了。这些以人的残羹冷炙为生的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们始终是在生命的死亡线边徘徊。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都是名声在外了,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让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我们愿意看到很多人能够吃上被剩下来的这些东西,希望浪费的人能节俭一些,就像很多中国人在“酒足饭饱”之后,仆人或小孩就来分享剩饭剩菜。喝完茶之后,把茶杯里剩下的茶叶,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泡一遍喝。
还有一个事实,经常会引起我们的关注:西方人越来越注意到食物的卫生,但中国人却对食物不怎么讲究。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什么东西迟早都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鱼,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东西。在中国北方,马、骡、牛、驴都是被广泛使用干活的畜力,很多地方还用骆驼来干活。有些读者如果看到下面的做法,毫无疑问会感到中国人节约得实在是太过分了:一般的,中国人在这些家畜死后会一律吃掉,不管是老死、病死还是意外死亡的。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会引起人们的非议,即便是可能死于肺炎等流行病的动物,也没有让人们放弃这种习惯,依然会被吃掉。得病的动物的肉,人吃了会生病,人们也都清楚这一点,但鉴于病畜肉的价格低还是全部被买走,全部被人吃下去了。明知道有害还去买,还去冒险。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的人也不一定会生病。死狗和死猫,也会像那些死马、死驴和死骡子一样,进入人们的肠胃被消化吸收掉。
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吃死狗的事情。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有一次,有几个人问一个外国医生吃了这样的肉会有什么危险,外国医生讲述了吃这种肉的严重后果,但因为那条狗已经“煮在锅里了”,他们就无法下狠心放弃这顿美味的诱惑,结果这次他们狼吞虎咽大吃了一顿之后'居然什么问题也没有。
环有一个与做饭有关的中国人节俭的例子。就是他们在做饭时极好地处理了怎么样能够节省燃料。燃料既稀少又昂贵,中国人用的基本上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茎,燃烧速度快,很容易就烧没了。为了让食物熟得快,锅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来也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过程,又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一个例子。任何一个还干不了其他活的最小的孩子,至少还能去捡点柴火。在秋季和冬季的田野里,捡柴火的大军浩浩荡荡,在他们那饥饿的竹耙的利齿之下,漫山遍野连一根杂草都不会留下。男孩子们被派往树林去打秋叶,就好像打栗子一样。就连田里的麦秆,也极少能够等到秋风将它们吹起,很早就已经被拾柴的人们“俘获”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如何让布料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她们的衣服与西方国家的衣服截然不同,无论是在样式上还是做工上都显得十分简朴,而且尽量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也总能得到中国妇女的钟爱,她会使这块布料再次出现时如果不是以美的形式使用也会以其他物尽其用的形式而使用,这种形式是整个“家政”女作家们所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换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一片小碎布条也会被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人士,会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他们希望这样的救济千万不要造就出有依赖心理的穷人’否则,真是弊大于利。但是,如果把这样的东西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都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些东西毫无疑问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直到没有任何潜在可用的东西为止。
中国人经常送朋友一些字幅,这些字是被松松地缝在一块绢帛上的。是缝而不是粘,其目的在于让受赠者另外有用时能用上。这样就可以把字幅拆下来,有一块可以派上用场的绢帛。
中国人的节省,也存在于小商贩的买卖中,没有任何小细节能够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比方说,一个小商贩可以确切地说出每种不同的火柴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账本,都会派上用场,它们会被用作窗户纸或者灯笼纸。
中国人的节约,甚至到了不惜为节省食物而忍受饥饿。他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合理,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香便文博士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三十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这三个人接着又返回广州,是为了去吃专为他们而留的不用花钱的早饭。早饭前走四五十英里路,其中的一半路还负重抬着人,目的只是省五分钱。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轿走了三十五英里,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合得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两点钟才回到广州。这样计算起来,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此时竟然还提出抬着香便文博士到广州,再走十五英里——这十五英里的路程自然还包括他的行李的重量。P6-9
《中国人的性情》是由阿瑟·史密斯于1894年结集成书的一部作品。阿瑟·史密斯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他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与中国各阶层人群都有广泛的接触,尤其熟悉中国的乡村生活。他一生著述颇丰,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
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有着极深的影响。同时,本书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曾被译成法、德、日等多国文字,长期作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书中总结了中国人性格的二十六个方面,列举了大量事例,语言生动深刻。诚然,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又因为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其无法超越文化与时代的局限,因此本书笔触略显低沉,对中国国民的描述也不乏偏颇之辞。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30多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因此,读者今天读来对书中的观点定会自有判断,有所鉴别。
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忽视本书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其描述反映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概貌,其观点在当今仍然发人深省。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晚清政体同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书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此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把此书推荐给读者,希望本书对读者有所裨益。另外,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或许会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即《中国人的性情》)来,把这本书当成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
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中国人的性情》,绝非他书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近日,德国大使曾对我说,在他读过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尊著是最好的。——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美国人心目中的映像的幻灭,是由一本读者甚多的著作来加以完成的,即史密斯牧师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情》……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头号中国通”,费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