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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孩子怎么玩?中美孩子“玩”的差异在哪里?每一个游戏都应该有“意义”吗?“玩”有目的吗?“玩”是为了什么?……减负是教育改革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环,牵涉到方方面面,如应试教育的体制和高考指挥棒的存在,等等。 本书将回答:中美文化对“玩”的不同认识;什么是“玩”的科学含义;怎样理解“玩”在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作用;孩子应该怎样玩;一个怎样的生长环境才是最适宜孩子全面发育的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对发达国家教育理论的消化,反思中国的教育现状,从中美教育的比较中,进行自己的探索、研究和思考,把“玩”提高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来认识。 内容推荐 玩,是孩子的大性,不想玩的孩子就有毛病了。那么,不想让孩了玩的家长是不是也出了毛病? 教育学家告诉你,孩子为什么要玩,应该怎么玩。 玩,是孩子发现自我的桥梁,是孩子情感发育的实践基地,是孩子走进社会的训练场,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缺少玩,孩子无法完成社会化。孩子的人格不健全,孩子的思维和动作终生不协调…… 作者的写作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既叙事又论理,把“理”藏在字里行间,让你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领悟许多道理,反思许多问题。 当你合上本书,看看周围……你会顿悟:哦!还真是,哪个成功人士小时候不是一个“玩主”! 目录 代序:“减负”的尴尬 一 IT IS FOR FUN!美国儿童世界的天条 “Have fun!”的意义 美国孩子怎么玩? 自由自在地玩—一自由的选择 高高兴兴地玩一参与的满足 快快乐乐地学——寓教于乐 快乐人生 二 “玩”的学问 孩子为什么要玩? 研究“玩”的科学 在游戏场上长大 玩的分类 玩的中国特色——业余爱好 三 玩,是孩子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孩子眼里的秘密 “无中生有”的世界 找回想象力 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前提 给孩子留下幻象世界 帮助孩子“异想天开” 四 玩,是孩子发现自我的桥梁——性格情感的发育过程 为什么美国孩子不怕丑? 自信从哪里来?能自己争来吗? 输了球,也过“凯旋门” 打球的目的 五 玩,是孩子情感发育的实践基地——自控情感的发育过程 情感,一匹不可捉摸的“马” 情感发育的六块基石 在玩中磨砺情感 地板时间 坐冷板凳的感觉 挫折教育的困惑 六 玩,是孩子走进社会的模拟训练场——人际情感的发育过程 在澡盆里学游泳 人际情感的内涵 球场上的磨炼 谁是最后的生存者? 游戏中的协商 “束之高阁”的孩子 交友饥渴症与网络忧患 虚拟的执行总监 七 玩,是孩子道德养成的摇篮——道德情感的发育过程 道德不值钱? 女人是老虎 道德的陷阱 “玩”的道德启蒙 八 玩,是孩子必需的“生长维生素” 四肢发达,头脑必然简单吗 运动能力的发展能放一放再说吗? 中国的“百事可托”妈妈 美国的“棒球妈妈” 寻找男子汉 “生长维生素”的处方 九 玩具,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 玩具枪的争论 人类与工具 孩子为什么需要玩具? 孩子玩具箱里的“情结” 中国人的传统玩具 需要什么样的玩具? 代后记:永远的奥远 试读章节 自由自在地玩——自由的选择 积极意义上的“玩”,至少应该具有两个含义:一个是选择的自由,另一个是参与的满足。 要看一项游戏对孩子是不是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应该看孩子是否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参加或不参加,应由孩子来定夺。 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学校一样,都喜欢搞“有组织”的活动,什么郊游啦、参观博物馆啦、逛公园啦。但在中国的学校,学生一般来说都被要求参加这种活动,据说与“集体观念”强不强有关系。为了避免个人主义的嫌疑,即使你不参加活动的理由再充分,也应该克服,表现出一副积极主动的样子。 在美国学校,孩子可以选择不参加这个活动。活动开始前几天,孩子都会给家长带回一张通知,告知某年某月某日学校要组织孩子去某地举行某项活动,让家长和孩子决定是否参加。孩子不愿意参加,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在“NO”那一栏打个勾,家长签个字,让老师知道就行了。 给予孩子参与游戏活动的选择权利是有一个前提的: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参与这项活动的平等权利。 矿矿3岁时,在国内上幼儿园,老师组织班上的小朋友排练几个节目,参加幼儿园举办的“六一儿童节”联欢晚会。不知是什么原因,可能是矿矿小时候太调皮,不怎么听老师的话,也可能是老师觉得矿矿没有文艺细胞,或者长得不够“高大威猛”,甚至是家庭背景不“牛”,总之,矿矿没有入老师的“法眼”,没有被老师选去参加表演任何节目。当时,我已到了美国,不知道孩子在“不平等”待遇下是怎么度过的。后来听家人说:一次,趁其他小朋友在排练节目时,矿矿在为每个小朋友准备的蛋糕上都咬了一小口,让老师和家长哭笑不得。 孩子还很小,似乎不可能懂得什么“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深奥哲学道理。但是,3岁的矿矿为什么在每一块蛋糕上都咬一小口,而不是“开杀戒”大吃特吃撑饱了算?这个“咬”就很有点“哲学意味”,很有点值得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去研究的东西。不知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是每一个蟠桃咬一口还是撑饱了算?孙悟空是一种发泄和报复心理,矿矿是一种“善良”的报复心理(没有恶性地毁坏或弄脏蛋糕)。他每一块都很“平等”地咬一小口,说明孩子对“不平等”是很有自己的“看法”的。全班几十个小朋友,要做到每一块都咬一小口,咬他几十口,也不容易做得到。由此可见,孩子心理受到的伤害是蛮深的。写到这里,我想与矿矿探讨一下他当时的心理状况,可惜孩子不记得了。不记得也好,要记得就伤害太深了点! 孩子都爱参加体育活动。中国的、美国的,但凡孩子没有不爱蹦蹦跳跳的。 中国孩子参加体育活动一般有几个渠道。天资好的小小年纪就进了专业体校,天资差些的可能会被幸运地选入学校的代表队,爱跑爱跳的也有可能到业余体校过过瘾。剩下的,就只好各自为战,好自为之了:兴趣来了,邀上几个朋友去踢一下野球什么的;心情不好时,十天半个月也不一定会在运动场上露面。 如果把参加体育活动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选择的话,可以说很多中国孩子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机会。 有人可能会说:“毕竟看球的人要比打球的多,怎么可能让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打球呢?” 让我们看一看美国孩子是怎样人人都有机会参加体育活动的。 相比之下,美国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要比中国孩子平等得多。为什么?因为社会、学校和家庭为孩子创造了许多机会。 就说美国的社区体育活动吧,开展得真有些像我们常搞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同的是,我们的“轰轰烈烈”有时间性:大会号召,小会动员,标语口号一哄而上,于是,群众运动也跟着热一阵。“运动”一过又恢复常态。而美国的社区体育运动则是既“轰轰烈烈”,又长盛不衰。而且什么项目都有,足球、篮球、网球、垒球、橄榄球、游泳、体操、溜冰、滑雪、高尔夫、跆拳道……应有尽有。一个赛季跟着一个赛季,一年接着一年。如此这般地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从不间断。 我们的社会中有一种“运动病”,运动一多了,人就麻木了,再运动、再动员就不那么容易了。美国的社区体育运动却好像对这种“运动病”有天然免疫力似的,无论什么时候“运动”,总会是人头攒动。 社区体育的生命力来自各种各样自发的。“群众组织”,社区足球俱乐部就是其中的一个组织。我在《美式校园——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谈到过我在社区足球俱乐部当助理教练的经历。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不喜欢足球,只喜欢篮球、橄榄球和棒球。其实,美国群众性的足球活动搞得十分火热。对高中以下的孩子来说,足球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之一。 美国人踢足球非常讲究有组织地玩,因此大大小小的足球俱乐部、形形色色的足球队遍布美国各地。由社区足球俱乐部的初级足球运动开始,到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选拔队,然后进人大学的足球队,再发展到全国性的专业足球俱乐部,美国的足球组织网已经非常成熟、非常专业化。 但是,社区足球与专业足球不同。对一般的美国社区来说,都会有自己的足球俱乐部,而且大多数足球俱乐部都是以孩子为服务对象的。 每年的春季、夏季和秋季都是美国孩子玩业余足球的好季节。当然,冬天也有踢室内足球的。每到赛季,各社区足球俱乐部就纷纷组队备战。有意思的是,这种足球队招兵买马的原则是“来者不拒”——给每一个想玩足球的孩子一个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机会。 从四五岁到十七八岁,男孩、女孩、健康的、轻度残疾的,都有参加的权利。根据报名者的年龄和人数,组成不同的队。由于参加者众多,一个社区同一个年龄组的孩子往往会组成几个甚至几十个队。组队的方法是摸彩票一样随机“抽签”。技术出类拔萃的,连足球赛几个人踢都一问三不知的,体力强壮的,轻度残疾的,都“鱼龙混杂”地掺和在一起,组成一支支足球队。年纪小的,踢的是男女混合队。矿矿10岁那年,因为社区报名的女孩人数不够,无法组织女队间的比赛,就往男队里掺和女孩。 球队组织好后,“练”他几个星期,就开始进行各队间的循环赛。每到周末,社区内的各个足球场和公园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最后,各个社区的前三名还要进行区域的总决赛,看一看冠军队出自哪个社区。由于是“玩”足球,不是“赛”足球,因此,我从未见过我们国内足球赛中常见的猫腻——为了社区的面子故意把好的球员“抽签”到一个队里。 参加这样的体育运动,孩子当然会是高高兴兴的。有天赋、没天赋都可以到球场上去蹦一蹦、跳一跳、乐一乐,没有任何门槛。 孩子参加了球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有权利选择他自己想做的事时,会产生欢愉的感觉和积极的参与精神,这很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相反,若被强迫参与,或者想参与但因机会不均等而没能参与,所产生的后果会不利于孩子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发育。 相比之下,参加中国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由于其意义太重大了,既是为了活跃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是为了培养、发掘优秀的体育人才……一连串的崇高目标,让个人的需求和选择变得很微不足道,一切都得服从大局的需要。 P9-14 序言 再来一个20年,还是素质教育 10年前出版《素质教育在美国》时,我就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大学的二把手)马林科维奇博士于1998年表达的观点:亚洲大学(特别提到中国)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 2010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博士说:“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l央需要20年。”十多年过去了,还说再需要20年,而且是“最快”。他嘴里说“最快20年”,心里的时间就不止20年。至于多少年?他没说。他倒是说了:慢则50年…… 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20年! 不少房地产老板搞教育,大干快上建学校,个把月便能竖几栋雄伟壮观的大楼,气势隆吓人的。但真办教育,投进去三五年,连个回声都听不到,想抽腿,已成骑虎之势。用“百年树人”来形容教育,可能有些夸张,但搞教育的喜欢说“20年”,似乎搞教育至少得20年,不然不算数。就像修铁路,以亿为基数,不然拿不出手。斯坦福的前后两位校领导都以“20年”为计算单位,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所依据?有趣的是,1976年中美双方的教育考察团互访后,都曾预言:“经过20年的教育,中国的科技将超过美国。”预言大错特错是一回事,为什么说的也是20年?这几个20年是否巧合? 我们来看看这个2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一共是16年,再加上研究生教育,大致是20年。我曾在《南方周末》上接连发表过两篇文章:《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和《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后一篇是与当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商榷: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以为,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要具备四个一流: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前三个“一流”,都可以通过举国的财力倾斜、世界范围的人才招揽于三五年,或者七八年内办到。但“一流的学生”则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教育抓起,否则北大不可能有一流的生源。没有一流的生源,就根本不可能在四年内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进而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我们也可以说,前三个“一流”,可以从别处“搬”来。但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打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含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这个基础是“搬”不来的,每一块“基石”都必须自己去奠定。迈阿密大学足球教练请我帮他在中国招一两个女足运动员。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女足还是10年前那样所向披靡。有两个情况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一是今年中国女足输得一塌糊涂,连参加世界杯决赛的资格都没有;二是美国女足的人口是500万,而在中国还不到1000人。中国搞的是举国体制,把少数人集中起来苦练;美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到处都能看到女孩儿踢球。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也用举国体制在100所中学里专门为北大清华培养生源,能否短期内让北大清华培养出一流的学生?答案是否定的。邓小平早就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没有厚实的基础,女足已败下阵来。同理,素质教育必须在整个基础教育中实施。至此,我们来琢磨一下,斯坦福大学校长所说的“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陕需要20年”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基础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从现在开始就必须从基础教育着手,从根本上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必须触动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必须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中国的大学才可能在12年后,获得一流的生源,在20年后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这就是他所谓的“最快20年”。换句话说,真的动了基础教育,就是“20年”,否则就是50年,甚至更长。但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谈何容易! 十多年前说“需要20年”,十多年后还说“最陕需要20年”。 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没有具体说中国多少年内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从他们所指出的中国教育的问题来看,他们是认同“最快20年”的说法的。因为,他们所指出的,是钱学森先生的遗恨,不是十年八年能解决的问题。巴西可以很中肯地指出中国足球的问题,因为两者相差太远,不怕你一蹴而就。如果不是数十年的差距,别人恐怕也不会大方地指出我们在教育上的问题,正如巴西对阿根廷的足球绝对不置一辞一样。但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出《文集》,许多话题十年前就提出来了。有人曾质疑人大社:“素质教育”是否旧话重提?两个星期前,一位叫李福琼的学生给我来信,并附上今年5月初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数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从不同角度指出中国教育问题的报道。这些问题,不但都是而且仍然是素质教育的问题。世界名校校长的诤言,震惊国人!这位学生在信里说道:“其实这些顶级大学校长的高见,早在您前几年出版的书中就都指出来了……”中国人喜欢换口号,改提法。既想批倒“应试教育”,又不愿提“素质教育”。于是又提什么“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说到底就是关于“人”的教育,把“人”育化为人才,完善“人”的人格的教育。看看日本,自然资源贫乏到极点,“穷”得只剩教育——把“人口”变为“人才”的教育,也正是教育使日本崛起成为强国。在西方有人说:未来20年将属于中国或印度。印度和中国谁先崛起,就看谁能在20年内把“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大国”!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教育是“教”人、“育”人的事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借世界顶尖大学校长的口说:实施素质教育最快需要20年,慢则50年。只有实施素质教育,中国才能把“人口压力”变成“人才资源”,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的前途在于教育。因为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因此,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明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素质教育能救中国。 素质教育的起点是人,归宿还是人,因此,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永恒话题。 中国的教育复兴,就是素质教育 我反对“注、疏、解”的研究方式,但被迈阿密大学任命为孔子学院的院长,在揭碑仪式上,需要讲几句话,我就讲了《论语》开篇的三句话。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成现代汉语:“时常学习和温习,不是愉快的事吗?朋友远道而来,不是高兴的事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不就是君子吗?” 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的头三句话,竟是如此的平淡无奇、浅显简单? “学习是愉快的”;“朋友来访令人高兴”;“要宽容他人”。一句句分开来看,还真像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童叟无欺。但若将这三句话联系起来细品,则别有洞天,就变成了回味无穷的浓茶醇酒。 一、如果这三句平淡无奇的话真是毫无关联,为什么《论语》要把它们放在一起? 二、为什么“时常学习”要和“远方的朋友”联系起来? 三、为什么“近邻”不行,非得“远道而来的朋友”?为何一定要强调“远”?“远”的意义在哪里?在孔子的眼里,多远才算“远”? 四、为什么“时常”向“远道而来的朋友”“学习”是愉快的事情? 五、为什么“不愠”别人的“不知”才是“君子”? 六、这个“不知”的“别人”是否包括“远道而来的朋友”? 当你试着回答上述六个问题时,你一定会思考出如下答案: A:因为“远”会带来很多不同,因而要“时常学习”。 B: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不要近邻的同色,而要远方的异色。 C:古时没有e-mail,没有手机,也不知地球多大,从鲁到秦就是“天下”。跋山涉水,周游列国。人们的语言、服饰、饮食、习俗、文化均不同,而且越远越不同。后来,有了进步,以为印度是“西天”。于是,去“取经”。所谓“取经”,不是被动地等“有朋自远方来”,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去“学习”。那是后话。 D:因为“远”带来了差异和好奇,这是学习的动力,也是挑战,所以“不亦说乎”。 E:因为“远”带来差异,因此“诸子百家”的互相学习会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也因此要像“君子”一样“不愠”别人的“不知”,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的这三句话,讲的就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特别强调的“多元文化”(关于“多元文化”,《文集》内有论述,请特别参阅《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一书中的《一流的学生从哪里来》一文)。 对我的非“注、疏、解”式的发言,美国同人均大摇其头又大点其头,摇头是感叹,点头是认同:“想不到两千年前,就有人大力提倡‘多元文化’。”“原来孔子是提倡多元文化的鼻祖。”“你说的就是美国大学开办孔子学院的理论基础。”…… 欧洲有文艺复兴,我们没有,于是有人主张文艺复兴。原来有的,才能复。原来就没有,怎么复?于是乎,我想到了我们曾经有的、可以失而复得的“教育”。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以人为本的“教书育人”的崇高教育目的吗?可惜以选拔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后来逐渐颠覆了“教书育人”的教育本质。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深邃的教育哲学吗?可惜现在已被别人“中为洋用”地翻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如今,别人在培养孩子的钓鱼能力;我们则只管填鸭式地喂鱼。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吗?可惜今天高考的选拔功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就把学校划为“重点”和“非重点”,把学生分进“重点班”或“非重点班”(名称可能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这种“选拔”和“淘汰”的功能,异化甚至颠覆了义务教育的“有教无类”的平等原则。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以人为本的“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吗?“因材”就是以人为本,是素质教育的“施教”根本原则。可惜以考为本的应试教育使得“因材施教”衍变为因“考”施教的以末为本的教育。 我们不是曾经有过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吗?可惜被别人借到文官考核制度中去打破世袭,我们却为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把今天的教育异化为“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的为考试服务的本末倒置的教育。 看看《论语》里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讲的是“亻”,“仕”讲的还是“亻”!无论“优”指“富余”还是“优秀”,也不论“仕”是指“有道德的公务员”还是“修身养性(许慎解为“学”——觉悟)”,都是标准的以人为本! 想想上面我们曾经拥有的教育,当今发达国家搞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如果中国来个教育复兴,不是搞素质教育,还能是什么? “野马副业" 整整一年不写博客,不见文章,没了消息,让许多读者深感失望,也引来很多猜测。“金盆洗手”,“隐退江湖”,“江郎才尽”……说什么的都有。 当“官”以后,杂事太多,俗务缠身,对中国教育的关心似乎成了“野马副业”。其实,是在参与推广汉语的工作中,又发现了另一片天地。四年前,我发现在迈阿密大学300多学中文的美国学生中,只有两人用汉语词典。后来,我在给俄亥俄州立大学高级研修班的学生讲课时发现,这些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研究生,大部分是在学汉语至少两三年以后才开始用字典。也就是说,美国学生在开始学汉语的两三年内,是没有工具可以借助的。试想,如果我们学英语没有词典,能够忍受多少年?恐怕一年都难坚持!到底有多少美国学生因此放弃学中文?只有天知道。 三百年前,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撰字典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天外国人使用汉语字典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尽管汉语字典是为中国人设计的,但若让中国人使用部首和笔画去查“我”字,100个人中有99个会狼狈不堪。甚至姓“尹”的博士都查不到自己的姓,更遑论被简单、实用的英语词典宠坏了的外国人。 只要懂26个字母,谁都能查英语词典,但查汉语词典则必须先热身至少两三年。如何弥合这个巨大的差距?我们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于设计并编撰了一部不用经过中文培训,任何人都能便捷地使用的汉语词典。编撰一部汉英词典往往需要一个颇大的专家群和大量的辅助人员,我们一家三口干这个,苦不堪言!这部近200万字篇幅的词典已在美国出版。国内版本将由商务印书馆于明年出版。 尽管没日没夜地赶词典,三年来没有哪一天能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觉,但心里时刻都忘不了中国的教育和关心教育的读者们。3月25日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一位叫林梦的读者留言:“教授,今年在网上查不到您这一年的消息,两会期间的教育改革也没听到您的声音,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呀?您博客去年到现今基本没有更新!对了,郎咸平教授对教育的看法基本与您的一致,有机会去他的《财经郎眼》做做节目,推广您的教育理念。很想念您!” 读了这篇留言,心里不安了好一阵。好在《文集》很快要出版了。总算有个交代,也希望广大读者能谅解。 不是问题的问题 《文集》要不要修改? 这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原来由各家出版社出单行本,为了各本书自身的叙述完整,各书中必然有些重复的部分。例如,在分析中国素质教育的盲区时,我在《素质教育在美国》里,引用了“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交叉图解”;在阐述怎样在“玩”中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时,我在《玩的教育在美国》里,解释了“人的行为的两元性和两重性”的理论,等等。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文集》,原来有些重复的部分,要不要删? 当然,最简单的是所有的读者都买整套书,我们重新编辑、整理全套书的内容,把重复的部分删掉。但考虑到有不少读者可能不买整套书,而是买单本。如果删了有关内容,买单本的读者就会不知所云。为了叙述的完整,也为了阅读的方便,似乎不删更妥些。 10年前针砭时弊,可能入木三分,但现在看来也可能如同隔世,如专业对口、包分配等。 我说:不应该改,鲁迅的著作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值得质疑的语法问题,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等。 妻子打断我的话:“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看来还真是问题……” 结果,就是适当删改。并不是我想藏拙。敬请读者原谅。 又是一个20年 几十年来,我还基本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度假。去各地讲学总是来去匆匆,两次到杭州,连西湖在哪个方向,至今都一头雾水。不是接待单位粗心,而是行程确实太紧。 这次,我和妻子决定放纵一次自己,乘游轮到阿拉斯加漂流一周。结果,手机无信号,邮件收不到,秘书找不着,同事不知道,编辑无奈了,连儿子也不知道我们到了哪里。头两天,吃了睡,睡了吃(迷迷糊糊地睡,24小时免费吃喝),观风景,看演出……到了第三天,就有了罪恶感,似乎觉得对不起人生。于是,坐在阳台上,改书稿,写序言。 大海茫茫,晴空万里,雪山银白,冰川微蓝,海鸥翻飞,鲸鱼戏水,帆船悠悠,浮冰点点,晨曦一抹,晚霞万道……妻子笑我在奇幻的风光中竟然有内疚感。 我说:“雨果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跑到哪里,都跑不出心灵的感知。我知足,但不常乐。谁叫我20年前就选了教育作自己的专业!” 噢,又是一个20年…… 2010年5月26日 于阿拉斯加白令海峡 后记 自问:什么是奥运新观念? 自答:游戏和运动能健全人格、发展个性、培养情操,给一个民族带来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精诚团结、勇于竞争的勃勃生机和精神风貌…… ——题记 就在我结束这本书时,一件震撼中国现代史的大事发生了北京申办奥运成功! 有心的读者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标题就令人一振:“狂欢吧——中国!”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报道,尽管身在海外,却似身临其境…… 有美国朋友专门打电话,祝贺北京申奥成功,相约2008年到北京看奥运。 从1908年中国人第一次发出“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感叹,到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不多不少正好100年。 历史总是有许多的巧合。 有人说,中国等待奥运,等得太久了。 光等待是不行的,关键是行动。中国选择了开放,选择了现代化,才有了世界选择中国的今天。 狂欢过后,很多人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代表人类文明的奥运,同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中国相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一传出,股票马上看涨;北京将有一个大发展,新的高速公路、宾馆、奥运村、机场扩建、治理污染;有人说,中国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将因奥运每年增1%,至少要张开口袋,净赚X个亿美元…… 经济上、物质上的发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物质会随着时间消失,看不见的精神才会永存。 奥运将给中国带来什么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深思! 留不住的广东人 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 我插队的地方,是个很落后的广西壮乡山村。那年,上头说要给有条件的村子“引进”先进的广东农民。因为广东一年种三次稻子,而且单稻亩产能达600斤。这简直有点天方夜谭。我们村一年种两稻,亩产才300来斤。 但村里不想要什么广东农民。山岭间的地角旮旯就产那么点粮食,多来一个外人,村民们的碗里就要少一口饭。 后来,上头许诺,如果接纳广东农民,将在化肥的配给上予以优惠。于是,我们村就来了个黑黑瘦瘦的广东佬。 那个广东人姓吴,30多岁,是个单身。广西出过“刘三姐”,许多人猜测,他可能也是想到这边来找个会唱山歌的广西妹吧。 老吴讲客家话,当地农伯讲壮话。鸡和鸭,在语言上无法沟通。他倒是与我们知青很谈得来。所谓“谈得来”,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含义。其实,老吴操“咸水”普通话与我们交流,也似鸡和鸭一般。主要是双方在观念上都有“怀才不遇”的一见如故之感。 我们知青曾建议:插秧时用插秧机。 生产队长说:“你们用插秧机,队里的妇女怎么办?留在家里奶孩子?她们也得挣工分呀!我不是不晓得一台插秧机顶十几个麻利的妇女,我要考虑每个人的饭碗……” 老吴建议:水稻应该这样这样种…… 队长说:“种砸了你拍拍屁股走人,我们怎么办?我们村从古至今都不这样种,也不见我们的稻田不长谷!” 老吴建议:多种些经济作物。 队长说:“粮食都不够吃,种那些七七八八的干什么?” 老吴的广东观念,又特别是种水稻的思路,在我们那个村里寸步难行。 这个广东农民整天郁郁寡欢。 后来,老吴看上了会计16岁的女儿,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怕他走人,我们都怂恿他找妹仔唱山歌,因为我们希望队里种三稻,能多分些口粮,一天吃上两顿干饭。 那会儿不准唱山歌,就是唱,老吴也听不懂。他和那个妹子卿卿我我、拉拉扯扯了一阵子。 据说,会计老婆不愿女儿嫁到山外。 村里人不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都议论他是“老牛专吃嫩草”。 有一天,不见老吴出工,队长叫我去看一看。 “呀”地推门进去,床上空空如也。广东农民已不辞而别。 据牛倌说,天蒙蒙亮时,老吴就沿着通往山外的那条红土小道走了…… 为了继续能得到县里的化肥指标,队里让我们知青接管老吴的试验田。 于是,老吴带走了“看不见”的广东观念,队里却得到“看得见”的化肥。又于是,撒下去的是化肥,长出来的是按本地老观念种的稻子。 老吴走后,只留下一片由知青管理的试验田。后来,化肥指标没有了,试验田也撤了,一切又恢复了广东农民没来前的模样。 本田,方灯、125 说到老吴,我又想起了一个笑话。 以前,国内有一种免税商店,不对外营业,但商品琳琅满目,车进车出的,都是一些市场上的紧俏物品。 一个学外语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出国人员免税店”,营销方式是“境外付款,境内提货”…… 听得半懂不懂,更增加了我的神秘感。 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国内与国外的物质生活差距太大。说出来,今天的年轻人还真不敢相信。 我有个舅舅,曾任李宗仁的“总统府会计长”,后来去了香港。1979年,舅舅开始回国省亲,给我们家带了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当时,私人拥有彩电的,恐怕方圆数十里内都是绝无仅有的。于是,我们家的窗户突然绕上了一道道粗粗的铁丝。一到晚上,我们就闭门谢客,躲起来看电视。有时,白天转播足球赛,我就放下厚厚的窗帘…… 因为这台彩电,我们突然变得行为古怪神秘起来,断绝了许多人际交往。知道这台彩电的,只有我儿时的一个最信任的朋友。 改革开放后,国人走出国门的机会越来越多。国家就规定了什么“一年一大件三小件”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你出国的时间在一年内,国家允许你从国外买回免税的“一大件三小件”。 所谓“大件”,刚开始时指电视机、录音机、照相机;“小件”指手表、收音机等。后来,“大件”又指摩托车、音响、录像机、大尺寸彩电,甚至是汽车。于是,照相机、录音机等又变成了“小件”。 我初中时的一位同学,当省足球队教练。听说我要去美国,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给他一个“大件”的指标,他想买一辆梦寐以求的“本田,方灯、125”的摩托车。 我对摩托车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我答应了他,并一直把“本田,方灯、125”放在心上。 我1988年初出国,1994.年底第一次回国。算起来,一大堆“大件”和“小件”的指标,分给许多亲戚朋友,“恩泽四方”。可惜,人事沧桑,一时找不到这位初中同学。 1995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没有回国。 1996年夏天回国,叫妹妹到南宁去办“大件”和“小件”的“指标”。谁知,“指标”取消,因为市面上已能买到“大件”和“小件”。 我感到一丝的失落、两分的轻松。没有人再来“求”我要“指标”,我也用不着再去操心“大件”给哪家,“小件”分谁了。 2000年,我回国讲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那位想要“本田,方灯、125”的老同学,就在当地的一间足球学校当校长。 于是,我“童心”萌发,来了一次恶作剧。 我挂通电话,他猜了半天,想不到是我。尔后,就国骂连连,马上要派车来接我…… 我装着很激动的样子,说道:“你要派一辆大一些的车来,最好是拆掉后座的面包车。” 同学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说:“1988年我走的时候,你千交代万嘱咐要我带一辆‘本田,方灯、125’回来给你,我带回来了,就在我楼下……” 同学嗫嚅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说:“干吗不说话?你不要激动,我知道这是你梦寐以求的摩托车,所以再困难我也会给你带回来。” 他为难了好半天,才说:“可能你出去太久,不了解情况。现在国内这些东西到处都能买到……”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过去,带回一“大件”,别人要千恩万谢;如今,带回一“大件”,别人可能会万分为难。 为什么? 因为国内和国外物质生活的差距已经不是原来那么巨大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越来越小了。 科利华的总裁访美回国后,说的一句话很深刻。大意是:看得见的东西,中美之间差距不太大,你有高楼大厦,我也有高楼大厦,你有高速公路,我也有高速公路。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差距就大了。人的观念、人的素质,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这些左右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东西,差别就大了。 留学国外者,从带大件小件回国,到带自己的研究成果回国;国人从需要“看得见”的东西,到渴望“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和飞跃。 北京申奥成功,举国沸腾狂欢。 我想,狂欢过后,人们在冷静规划“看得见”的硬件建设时,也要思考“看不见”的软件建设。 一位搞房地产的朋友跟我说:“搞建设难,但最难处不在建新的,而在拆旧的。什么钉子户啦,什么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啦。精力和时间都耗在里面,旧的没清理完,你已经没有精气神去建新的了……” 游戏和运动,能给人们带来什么? 旧观念以为,那都是“玩”,都是“儿戏”。 可喜的是,人们已能看到:游戏和运动可以给经济建设带来“看得见”的新机遇。 毋庸置疑,奥运能带来房地产、高速公路、白花花的票子。但是,我们请来了奥运,我们还要留住“看不见”的新奥运精神和观念。否则,奥运结束后,只留下“看得见”的高速公路、奥运村、宾馆楼房等建筑,带走了“看不见”的奥运精神财富。 我感到很幸运,当奥运走近中国时,我有幸与大家分享自己对游戏和运动的思考。 游戏和运动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看不见”的精神财富? 游戏和运动对于健全人格、发展个性、培养情操有什么意义? 游戏和运动对于民族风貌、民族精神、民族发展、民族未来有什么影响? 游戏和运动与素质教育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观念如何与奥运精神接轨? 为了那笔“看不见”的奥运精神财富,为了永远的奥运,我提笔,为曾经养育我的那片国土上的人们献上我的思考…… 黄全愈 2001年7月16日凌晨 于美国西金库市 书评(媒体评论) 黄全愈的书给我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他能够把许多非常沉重的教育话题,融合在轻松、自然,甚至有些诙谐的叙述和故事之中,让你情不自禁发笑的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重感,乃至不得不辗转反思许多教育问题。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张晓辉 黄全愈看问题独特、深刻,往往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中生发出令人不得不深思、不得不反思的见解。比如,把“玩”提高到“素质教育的摇篮”的高度就非常发人深省。但当你一章一章读下去:“玩,是孩子发现自我的桥梁”;“玩,是孩子必需的成长维生素”;“玩,是孩子走进社会的模拟训练场”……你会豁然开朗:缺少“玩”,孩子的人格不健全,因为孩子的社会化必须在与同龄人玩的过程中实现;缺少“玩”,高IQ的孩子也会低EQ……原来,无足轻重的“玩”竟然是那样的举足轻重。 ——出版人 呼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