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磅图书,也是2011年,重温百年辛亥波澜壮阔的第一本书。
革命是要建立新中国,还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张永久的这本书,其目的是想要将100年前辛亥革命的源头彻底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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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革命到底是干吗(1911辛亥辛亥)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张永久 |
出版社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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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磅图书,也是2011年,重温百年辛亥波澜壮阔的第一本书。 革命是要建立新中国,还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张永久的这本书,其目的是想要将100年前辛亥革命的源头彻底说清楚。 内容推荐 100年前——1911年,广袤的巴蜀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之前,光绪皇帝下诏,同意民间集股修建川汉铁路,规划由汉口至成都,修成当时中国最长的铁路干线,全川响应。没过多久,清廷忽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向四国银行借款修筑,川人投资修筑铁路的股金无法偿还,这召致来自绅士、商人、官吏以及民众等社会各阶层的激烈反对,由演讲、辩论、发传单到罢课、罢工、罢市,直至发展成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清政府为平息四川省的“叛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省抽调兵力增援,导致武昌城头空虚,革命党人乘势而起,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清政府随之垮台。 四川保路运动历来被称作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对这场规模宏大、鱼龙混杂的政治运动,始终还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1911年夏天,在四川省那股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中,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官场当权者、立宪派和绅商群体、革命党和同盟会、袍哥组织,以及被裹挟其中的七千万四川民众,他们因各自的处境不同,利益不同,参与运动中的态度千差万别。 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本书以保路运动为线索,着眼于发掘各种人物的命运,书写了沉浮于大时代的众生相。回望一百年前那一幕幕悲喜剧,至今仍禁不住让人为之歌哭,为之扼腕。 目录 第一章 新政与铁路公司/001 两个总督的一次密谈002 热衷于新政的四川人004 晚清能臣周善培006 川汉铁路公司挂牌009 留日学生隔海推手011 清末立宪时间表014 海归青年政治家016 绅权与官权019 第二章 大变脸的前夜/025 一个久远的故事026 总督的烦恼029 铁路公司首任总理031 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们034 悄然离川的总督039 开对了药方抓错了药042 张之洞点火,盛宣怀添柴044 动荡的南方049 从一笔历史陈账说起053 维新党人乔树枬056 “传胪公”履新继任059 铁路公司当了冤大头062 消息传到了宜昌府067 心灰意冷的詹天佑070 第三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075 保路风潮的势力分布076 诏书传到了成都081 保路暗潮已汹涌085 王人文贬官始末088 赵尔丰成都赴任091 “消防队长”紧急出动093 火山口上的李稷勋095 函电纷驰争说李099 呕心沥血的官员102 “背叛者”107 被煽动的血性111 女子保路同志会116 保路运动中的童子军120 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122 大火越烧越旺了126 第四章 立宪派的彻底失败/129 一份来历不明的传单130 田小姐风波134 总督府门前的血案137 满江漂浮“水电报”142 焦头烂额的赵尔丰144 又来了一位“灭火队员”148 一路向西的铁路大臣154 川人代表进京160 其他川人代表的遭遇和处境163 第五章 会党与革命/167 四川同盟会早期活动情况168 保路运动的幕后操盘手170 身份复杂的革命者173 荣县易帜179 孙泽沛的同志军183 袍界三巨子189 一个叛军首领193 三个袍哥兄弟197 从同志会到同志军200 第六章 军政府的铁血时代/207 走出象牙塔的革命者208 新与旧的较量210 不容杂质的革命212 蜀军政府正副都督轶事215 四川独立前后218 12天军政府222 哥老会政府226 几位清庭官吏的结局229 幸免于难的成都旗兵232 退隐秦淮的都督235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240 后记:历史中的那些小人物/243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247 试读章节 一个久远的故事 四川位居于长江上游,古称“天府之国”,物产富庶,交通地位重要,虽然地处中国内陆,仍然深深地吸引住了西方人的目光。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斯蒂文生就拟定了一个有关中国铁路建设的计划,他建议从长江流域的商业中心汉口为出发点修筑铁路,东达上海,南至广州,北到天津,西行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趋印度。这一设想,大致暗合今天的铁路干线格局。 甲午海战,清廷国力之孱弱暴露无遗,英、法等国加紧了对于四川省的觊觎。列强们知道,谁取得了借款给清廷修筑铁路的权利,也就等于取得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控制权。为了抢在其他国的前头,英、法相继派员进入云南、四川等地区执行勘测铁路线路的活动。1897年,法国外务部派铁路工程师圭立玛都率领多人,前赴云南勘察地质以及筹备兴修铁路;1899年5月,英国陆军上尉白定若率人进入四川、云南一带。英、法两国人员之行动,造成了当地绅商百姓的一片惊惶不安。 据英国上尉白定若回忆,他们的探险勘测队曾经多次遭受当地民众的袭击。在上海接受《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报社记者的采访时,白定若神采飞扬地讲述了如下故事—— 到达重庆以前,测量人员在船上曾遭到袭击,损毁了一些工具,重庆道台为此赔偿我们一百两银洋,我还请他派五十人携带枪支随行保护,要他保证这支队伍一直安全,护送我们到下一站。当我们离船上岸进入山路时,我们收到一些恫吓信,信上警告我们不要离开大路,夜晚要在旅店歇宿,不要在他们的小村庄里用帐篷露营,否则写信人就要把我们这一队人全都杀死,等等。我们将这些信件交给官府,并通知官府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也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两个印地安测量员,亨特尔和我,我们总是带着五名护卫人员,可是有一个测量员却遭到一个持刀者的公然袭击。他并没有受伤,因为当这个测量员掏出手枪时,那个持刀者就跑掉了。护卫人员拒绝去逮捕那个人,因此我就提出五十两的赏额,大约过了两个小时,那个持刀者被捉来了。我让当地官员付还我那五十两,在我面前鞭笞那个人,然后送到最近的县衙门去。 于是消息传开了(我不知道是怎样开始的),说我们在自掘坟墓,还说暴徒甚至已在夜间为我们掘下了坟墓,地方官员责怪我们不该做这件事。每天,我们都看到一群群手持武器的人在不断射击,由于距离太远,我们的人并无损伤,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拦住了亨特尔和我的必经之路。他们约有一百人,一半人持土枪,其余的分持梭镖、刀剑和旗帜等等。当我们走进三百码以内时,他们放了一排枪,我们一直往前走去,亨特尔和我掏出手枪,压上子弹。土人还站着不动,直到我们在五十码距离以内向前跑去,他们才纷纷逃散。护卫人员最初拖在后面很远,可是在追击的时候做得很好。之后,每一个护卫增加到十两。 这类事情连续发生了一个月。当我想到他们并非要伤害我们只不过想唬嚇我们时,我便非常急于和平解决。因此我们这方面没有放一枪,只不过当他们阻拦我们的去路时,我们就把他们冲散。这一切都发生在四川境内,由于余蛮子造反的结果,全境法纪废驰,官府无权,无能为力。我们一共捉到六名俘虏,鞭挞之后便送交最近的县衙门…… 英国上尉白定若带着这支探险勘测队在四川省茂密的山地里足足穿行了3个月,在途经一条河流的时候,渡船已被转移,约有1千人列队站在对岸高声叫喊,拒绝英国人进入他们的领地。虽然有50名武装护卫人员,白定若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打电报向省府官员求援。他们在河岸边整整等了8天,直到官员坐着轿子来了,一群群村民才逐渐散去。白定若回忆说:“实际上,三个月中我们一直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的任务是和平的,除非万不得已我决不开枪,而且,我知道人民多少总是愚昧无知的,我亟愿意捉住他们的首领加以惩处,而不愿意超过必要多杀普通老百姓。” 当外国人势力渗透进入四川后,地方绅士和百姓产生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主要焦点集中在反对外国人传教、修铁路和投资开矿等方面,并由此凝聚出保护乡梓的神圣责任感以及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觉醒和传统士大夫对地方的责任感,成为绅商涉入铁路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铁路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国家及地方的权力。 因此,四川总督锡良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以不招洋股、纯粹自办为号召,迅速获得了川籍京官、地方绅士、留学生及四川民众的全力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锡良设立川汉铁路公司,不只寓有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四川的意味,同时也有转化川省绅民排外情绪,进而巩固清廷在四川省统治地位的目的。而地方绅士们之所以积极支持锡良办铁路,其动机也有抵御外国势力进入四川省境内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地方和国家利益达成了一致。 P26-29 后记 历史中的那些小人物 写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标点,应该可以解脱了,可是我的一颗心依然深深浸润在悲恸苍凉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我栖息的城市湖北宜昌与四川省接壤,民风乡俗相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出门旅游,只要开口说话,暴露乡音,对方马上会问:“四川人吧?”于是哑然失笑,嘴上解释,但是心底里还是很乐意别人将我当作四川人。 与四川之间的种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点。两三年前,重庆出版社约我写《刘湘家族》,在采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多年来淤积在心头的对四川的情感,忽然间哗哗地流动起来,像是饱含雨水的云朵被触碰了,刹那间大雨如注。写完《刘湘家族》后,自己却并不满意,中国近代史中,百年四川那一页极为绚丽精彩,可是经我之手写出就成遗珠之憾,正如韩愈笔下那句诗:“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 正是这种不满足感帮助了我,之后始终没有放弃对四川的关注,也在心底里暗暗立誓,以后有机会了还要再写四川。也许因为有了这个心理预期,机缘果真来了,2010年仲春时节,河南郑州《百家讲坛》杂志的编辑赵雪梅约我写个长篇连载,经过短暂的踌躇,我报了个四川保路运动的写作计划,最初的考虑是因为明年既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保路运动一百周年。众所周知,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辛亥革命的书已经出了不少,但是保路运动的书却出版的不多,对那场规模宏大、鱼龙混杂的政治运动,也还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计划报上去后,蒙赵雪梅女士督促和安排,得以问世。这之后又在南方民间著名出版人冷静先生的鼓励下,将原为六七万字的杂志发表稿扩充修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整整一个夏天,我的思绪始终萦绕在一百年前四川的那些人与事上,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写作之余,我几乎每天都要到长江边散步,顺着浑黄的江水往上游方向望去,仿佛时光倒流,我似乎看见了那些倔强不屈的身影,在历史深处振臂呼喊、持枪暴动和摇头叹息。 虽说写作过程中我曾为四川那些人和事激动不已,但这本书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首先是功底和学养的不足,其次是成书时间比较仓促,都直接导致了这本书不如预想的那么完美,有人说,写书始终是个令人遗憾的事,此刻,为这本书写后记,更是对这句话深表赞同。 其实留下遗憾的还不止这些。保路运动,如今已成了一串陈旧的字符,但是在一百年前,却是由数以千万计的活生生的人所建构组合而成的,在历史档案、书信、日记等各种形式的文件中,都曾经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呼吸,经过岁月的磨砺,许多文字被深深掩埋在故纸堆里,有的甚至灰飞烟灭,成为岁月迷宫中永恒的谜团。举例来说,据蒲殿俊女儿蒲耀琼回忆,她父亲死后,一批珍贵的资料(文稿、书信、墨迹、照片等)悉数交给了蒲的生前好友周建侯,目的是为蒲殿俊立传,星转斗移,几十年过去了,蒲的传记无影无踪,珍贵的资料也杳无音讯了。 蒲殿俊的例子并不是孤例,比如曾任川汉铁路公司宜昌经理的李稷勋,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生前写有无数诗词、笔记、书信等,其中不少与保路风潮有关。李稷勋晚年栖身宜昌,按说应该留下一些相关史料的,可是一百年后我这个宜昌人来寻找,这些史料基本上已荡然无存,只留下淡淡的遗憾和悲哀,陪伴在我身边。多灾多难的中国,无数次战火硝烟和政治运动,将个体生命的一切秘密尽可能地彻底摧毁,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而在我心里,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应该是个体生命的历史,不是政治符号的历史。 我的博客中有句题词: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这些年来,作为一名历史研究的个人爱好者,我在体味其乐趣的同时,也体味到了其中的艰辛,史料是写作中必不可缺的硬通货,史料搜集准备和消化思考得越充分,写作起来才越有底气,才越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可是对我来说,史料的搜集准备却并非易事,比如为泡图书馆必须无数次托人找关系,比如为寻找一册珍稀本所花费的时间和心血,比如为采访一个人物而历经的种种困境,等等,相信有许多研究历史的爱好者会有同感。 眼下已进入秋天,在我所栖息的宜昌,长江三峡两岸红叶满山,这使我又一次想起了西邻的四川省。前面说过,中国近代史中,四川的那一页极尽璀璨,这本书也仅仅只写出了沧海一粟。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写近现代四川,掩埋于历史深处的那些小人物的生命史,是值得倾注心血去书写的。 张永久 2010年9月30日于宜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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