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救国的思想促使汪应洛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珍爱，尤其对数理化更是下苦工夫。初中三年，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前一、二名。他认真学习数学，为他日后考取工科大学打下了基础；他爱好英文，为他后来学习国外管理工程研究成果创造了条件。当时，他们班有位同学家住重庆英国大使馆附近，大使馆每个礼拜天都放露天电影，这位同学经常带他去大使馆看英语电影，他的英语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增强了他学习英语的兴趣。
汪应洛兴趣和爱好广泛，他在学习之余，喜欢看文艺演出。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思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集居重庆。汪应洛家附近就住有不少电影明星、作家、记者，如白杨、张瑞芳等，他们经常进行抗日宣传、演出活报剧和话剧。汪应洛对这些进步话剧很感兴趣，一方面是感受文艺工作者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是在战乱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因大批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士迁渝，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抗日民主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重庆，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对其狂轰滥炸，妄图摧毁而后快。
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日本对重庆实施轰炸超过200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 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 000人以上，超过10 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对方抵抗的士气。故此轰炸时不分前线及后方，亦不以军事目标为主要对象，反而多以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为目标。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进行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的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以零式战机护航轰炸，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称“八一九”大轰炸。
1941年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有一天，汪应洛上学时，日本飞机突然空袭，他赶快往家里跑，路上火光冲天，横尸遍野。他冒着刺鼻的浓烟，越过坍塌的建筑和焦土赶到自己家旁边时，房屋已不复存在，成为一片废墟，家人亦不知去向。他在火海中呼喊亲人，四处找寻，最后在江边找到了父亲和母亲。
日本飞机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汪应洛家的房子被炸毁，全家人逃到重庆郊外去避难。在这一时期，汪应洛经过了一段农村生活。无家可归，寄人篱下，难以读书，就同小伙伴们在田野中玩耍。他们在乡村中追逐游戏，在农田中采摘豌豆苗，放在小锅里，在地上挖个坑，拾来柴火煮豌豆苗吃。如此童心不泯的游戏，减轻了战乱压在孩子们心头上的烦恼。警报解除后，他们又回到重庆，赁屋居住，焦急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29日至10月lO日，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
1945年10月10日，会谈双方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是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
在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任科长的汪石清同全国人民一样，对“双十协定”的签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够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但多年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的经历，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1945年抗日战争刚胜利，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身为财政部职员的汪石清对此感受最深，认识到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腐败是政治腐败的缩影，于是于1946年下半年离开国民政府财政部，赴上海经商办企业。
汪石清由重庆来到上海，和朋友一起做水果生意。重庆地区出产橘子，价格便宜，他和朋友一起租船从重庆贩橘子到上海出售。当然他也贩运重庆地区出产的其他一些土特产。汪应洛的一个表哥在美国读书，看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多剩余物资，如呢绒军大衣等物资非常丰富，就同汪石清做纺织品进出口生意，把呢绒产品运到上海来出售。当时上海人有崇洋思想，以使用美国货为时尚，所以做纺织品贸易生意利润可观，汪石清逐渐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来，汪石清的朋友卢绪章拉汪石清一起做医药生意。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白色恐怖很厉害，卢绪章和汪石清的医药公司经营遇到了很大困难。后来，汪石清才知道，卢绪章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以经营医药公司为掩护，实际上是给共产党和解放区弄药品和医疗器械。他之所以拉汪石清一块做，是基于对汪石清人品及业务能力的高度信任。临近新中国成立，卢绪章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动员汪石清办工厂，搞工业救国。正是在卢绪章的帮助下，汪石清走上了为发展民族工业而奋斗的新道路。上海解放后，汪石清先后与友人经办天胜实业公司、侨商实业公司等经济实体，搞化工生产。1952年，这些工厂经营遇到困难，汪石清不得不变卖家产和用积蓄支付工人工资，最后还是破产歇业了。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当了国家外贸部部长。P7-9
汪应洛是我国管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是由苏联专家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研究生；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管理工程教科书《企业组织与计划》；他推动开创了中国管理工程学科，推动开创了中国管理学门类；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批管理学院之一——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他是中国第一批管理学博士生导师；他培养出了我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生……一系列的第一，奠定了汪应洛在中国管理学界的崇高地位。
作为他的学生，为汪老师写传感到十分幸运和激动，但又感到诚惶诚恐。汪老师的人格、治学精神、学术成就使我高山仰止。我才疏学浅，资历不深，难以吃透汪老师的学术思想，更难洞察汪老师科研成果的现实和长远的意义，即使收集汪老师的历史资料、学术成果，也是挂一漏万。好在中国工程院的领导和院士对《汪应洛传》的写作指明了方向，西安交通大学的各位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伟、党委书记孙卫坐镇指挥，党委副书记尚玉钒亲自挂帅，组成了《汪应洛传》编辑委员会，抽调力量，调集资料，创造写作条件，使《汪应洛传》撰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撰稿任务。在这里，首先感谢西安交通大学老校长史维祥教授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给《汪应洛传》提供了大量翔实宝贵的资料；感谢李怀祖教授、赵卓贤教授、郭干慈教授等先生的鼎力相助，感谢郭菊娥、王能民、李刚等老师的热情参与。汪应洛教授的科研助手及行政秘书吕绚丽博士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汪应洛传》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汪应洛院士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她整理撰写的。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办公室贾峰菊老师为《汪应洛传》写作的采访、组稿等工作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音像资料。汪应洛院士的爱人张娴如教授、儿子汪时奇和女儿汪时华为写作提供了诸多方便，为书稿润色不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交通大学校史和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贾箭鸣老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编审房立民老师对《汪应洛传》的拟定工作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他们的热情帮助使我感激不尽。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生高喜爱为《汪应洛传》文稿输人电子文件，并承担校对任务，表示了她对当年的机械工程系副主任汪应洛老师的感恩情怀。另外，西安交通大学的许夏陆、王鹏、池静宜、岳园园等同学也参加了人物访谈和部分文本的转录工作，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水平有限，《汪应洛传》的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李志杰
2014年4月30日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国立综合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两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汪应洛院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管理工程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率先将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三个领域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管理专门人才。主持了多项重大课题，为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和管理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李志杰、吕绚丽著的《汪应洛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用文学化的语言，记录了汪院士的成长历程和为新中国管理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
汪应洛，安徽芜湖人，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从事管理工程的研究和教育60余年来，汪应洛院士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开展了大量系统的、开创性的工作，为我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及相互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志杰、吕绚丽著的《汪应洛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讲述了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