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教授最完整地继承了金西的事业。他不仅完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性调查，而且还搜集保存了性艺术品、性制成品等跟人类性行为相关的物品，并且为之建立了博物馆。从这些物品上，可以看到历史上人类对性的兴趣以及性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像金西一样，刘教授从事研究和教育，还保存了那些对人类性行为至关重要的东西。

本书是作者的自传，主要是写作者这一生反映出来的重大的时代变化，而后半辈子又如何走上了曲折艰辛的性学研究的道路。

性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一件大事，“食、色性也”，人类靠饮食来维持生存，靠性来繁衍后代，这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两大基本出发点。可是由于历史的偏见，性文化被扭曲了，尘封了，埋藏了。20世纪初英国的哲学权威罗素说过，人类发展到了20世纪，许多领域的乌云都被科学驱散了，而最后一片乌云还笼罩在性的领域。把被尘封和埋藏了的人类文化遗产重新挖掘出来，驱散这最后一片乌云，光复人性，其意义是多大啊！

代序：在金西博士身后

前言：留一些东西给子孙后代

第一章 门溢书香

 一、“戊戌变法”的志士

 二、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三、收藏家不幸的晚年

第二章 魂牵梦萦的校园生涯

 一、一个不用功的中学生

 二、燕园的旖旎风光

 三、被扭曲与被扼杀的爱情

第三章 军旅生活二十年

 一、决不当逃兵

 二、种种磨炼

 三、军人的老婆问题

 四、女广播员之死

第四章 走一条开拓之路

 一、严酷年代的风流事

 三、对婚外恋的困惑

 四、在课堂和电台“播种”

 五、面对女咨询者的彷徨

 六、对绝对自然的事情不必掩盖

 七、开始研究性学时的阻力

第五章 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

 一、一个大胆的尝试

 二、我决定“毁家纾难”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

 四、写不好书誓不休

 五、调查同性恋的困难

第六章 探索老祖宗的性秘密

 一、多好的性文化被淹没与尘封了

 二、中国性文物的浩劫

 三、觅陛文化之宝

 四、“游子”归来兮

 五、踏遍青山人未老

第七章 走向世界

 一、只身访欧洲

 二、迷人的夏威夷

 三、柏林之恋

 四、印度性文化之谜

 五、庞贝探古

 六、周游全球的性博物馆

第八章 海外奇遇

 一、80岁的性学家殉情自杀

 二、在台湾的“性命交流”

 三、抬着大阳具游行

 四、寻找妓女

第九章 胡宏霞和中华性文化博物馆

 一、合作玉成始于徐泾

 二、汤公馆之梦

 三、胡宏霞的“冒险”

 四、南京路上的恩恩怨怨

 五、武定路上的自力更生

 六、建馆同里的战略转移

第十章 收藏家自有情怀

 一、热爱中华性文化的三个荷兰人

 二、柏林性博物馆和仙林

 三、对凸凹神堂的向往

 四、纽约收藏家的友情

第十一章 巨大的激励与鼓舞

 一、我和吴阶平教授

 二、美国《时代》周刊的跟踪

 三、我和性保健行业

 四、在国外四次受奖

第十二章 错误与挫折

 一、我被撤销了主编职务

 二、中国人的“窝里斗”

 三、通过“黑道”和白道追回展品

 四、在商海中不断地“呛水”

后记：迎接“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一、“戊戌变法”的志士

我出身于书香门第，在我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家庭出身决定了我总是一个“团结、改造”的对象；可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在我的后半生，这种家庭出身变成是响当当的了。“团结、改造”对象也好，响当当也好，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都深深地感到，这种家庭背景对我的一生具有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我的研究工作是从婚姻、家庭开始的，在研究择偶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同行们都发现，夫妻双方能否和谐幸福，能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和双方的文化素质是否相近有很大关系，一个人的文化素质，既来自后天的学习努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熏陶，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可是这种烙印却往往是十分鲜明与深刻、甚至一辈子都抹不掉的。

当然，我家并不从来都是书香门第，如果溯源追根，应该说是出身低微。我的祖辈原籍苏州，多数务农，在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出过几个太平军将领，起义失败以后整个家族在苏州待不住了，于是迁至扬州。由于是“外来户”，由于族人多数务农，或是小手工业者，没有社会地位，所以老是受人欺负。穷则思变，大家深感“我们刘家没有读书人不行”，于是我的曾祖父辈的六个弟兄联合起来，在众多的子侄中挑了一个最聪明、大家认为可能最有出息的男孩，六个弟兄凑钱供他一个人读书，这个男孩就是我的祖父。

祖父名豫瑶，字紫■，生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整整比我大了一个甲子。他刻苦读书，但是开始时并不顺利，只是在家乡教私塾以糊口。不过他的一位姓邱的老师对他情有独钟，说“此子非池中物”，作主把表妹潘氏嫁给了我祖父，这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嫁过来的起初几年并不快乐，生活太贫苦了，似乎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尽头，曾经跳河自杀两次，都被人救起。

以后，时来运转了，祖父二十七岁时中了举人，那时正值策划戊戌变法，要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光绪皇帝亲自选拔了一批年轻优秀的举人，接见了他们，把他们派到日本去留学，祖父是其中之一。祖父老年的时候写了一本《紫■一生回溯录》，详细记载了这件事。他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可是他是近视眼，在皇帝面前又不许戴眼镜，所以看不清光绪皇帝的脸，因此在书中写有“咫尺龙颜”这样的话——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怕惹祸，把它烧了，真是可惜。

祖父负笈东渡，在日本学习法律，豪情满怀，很想在回国后有所作为。可县在两三年后回国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了，光绪皇帝被囚，“六君子”被杀，太后党专政，一场刚刚冒头的维新运动失败了。祖父很失望，满腔抱负落了空。这第一批“留洋”的知识分子都不得志，祖父开始时做了个小京官，以后外放，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做过福建、湖北、江西等省的高等检察厅厅长。由于职务的关系，他经常接触社会的腐败现象，对有些事无能为力，对有些事做过一些抗争，有几次得罪了当地军阀，逼得他携眷外逃。但是不管怎么说，在那种“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的发展缓慢的社会里，祖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使家族地位也变化了。

祖父十分喜欢我，因为我是长孙，而且聪慧，长得好。记得我在三四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在台灯光下面，祖父凝视着我说：“唇红齿白，唇红齿白。”我生下来以后，右胸与右臂就有一大片朱砂痣，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祖父、祖母很以为怪，请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命相家来给我算命，这位命相家说我的生日这一天(1932年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最后一个时辰)是一年中最好的一天，我匕一辈子是个得道高僧，为了赶上这个好日子投胎，红袈裟也来不及脱，所以留下了这一大片红印子。这当然是迷信，可是祖父母听了是高兴的。

祖父质写毛笔字，他的字雄浑端庄、俊逸挺拔，我从小就喜欢模仿他的字写毛笔字。他老是看书，我也对书产生浓厚的兴趣，什么书都看，看的都是大人书，似懂非懂地看，没有人叫我这么看书写字，但我自己喜欢。祖父对此十分欣赏，在我的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上他题了一些字，其中有“吾孙达临，风姿俊逸，天资聪颖，尤嗜读不倦，其前途未可限量”的话。

祖父很爱国，很想使中国强大起来，他是个维新派，主张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他叫父亲买了一套中国历史名人丛书给我看，我从小就仰慕岳飞的“尽忠报国”，还要母亲在我的背上也刺上这几个字，当然母亲不答应；我也仰慕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有郑成功、史可法等等，都使我神往不已。祖父是“戊戌变法”被擢用的，他对维新、振强特别有感情，他常对我讲“戊戌六君子”，特别是谈那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使我幼小的心灵非常激动。我从小就钦敬他们，心里激荡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志豪情，这可能对我以后在抗美援朝时中断大学学业、投笔从戎有影响，也可能对我以后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献身于性学开拓事业有很大关系。

当时家里有一些佣人，祖父总是教育我们这些作为孙辈的孩子对佣人要尊重，叫车夫要叫“王大爷”，叫一个厨师要叫“小周大爷”，叫一个女佣要叫“孙妈妈”，而不是叫“孙妈”。他认为地位高的人欺负地位低的人是最卑鄙的，这种人格对我一辈子有极大的影响。我一辈子最看不起那些奉上拍马溜须、对下仗势欺人、吹胡子瞪眼睛的人，学问越好、地位越高的人就应该越谦虚。

祖父做了一辈子官，可是没有多少钱，不过退休前发了一点财。当时有人向江苏省省长韩紫石说：“刘紫■一辈子做官，两袖清风，现在要退隐林泉了，照顾他一下子吧！”于是祖父在他工作的最后两年被派了一个苏北缉私局头头的差使，这个缉私局的主要任务是查缉私盐，而且政府规定40％的缉私所得可作为奖励分给缉私人员，这样，祖父在缉私局两年就名正言顺地有了几万现大洋的积蓄，他花了两万多大洋在扬州购买修造了一个园林，据说还是扬州50个名园之一，故园是1930年左右盖成的，祖父母在那里只住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就住到在上海租界的父亲家里(后搬到我的伯父家里)去了，一直没有回过扬州，故园那三十多间房都由多房亲属杂住着。  可是，故园对我有极大的影响。194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前，我和妈妈、弟妹们在那里住过四个月，这四个月使我对故园留下了永世难忘的情怀。那姹紫研红的紫堇花、玉兰花、绣球花、石榴花一拨一拨地开，使花园里总是充溢着春色。早晨起来，鸟语啾啾，池塘里的金鱼在悠然而游，十三岁的我常在小木桥上浮想联翩，思接千载。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听到同声的鸟语，见到紫董与绣球花，仍会勾起对故园的情怀与回忆。故园里似乎到处留着祖父的手泽，那个接待宾客的大堂叫“藜照堂”，花园里那个四周都是透明玻璃的花厅挂着个“还读我书室”的大匾，都是祖父写的。花园中有几个相对分开的园中之园叫“补园”、“藤花榭”，门上题词“虚心师竹，傲骨友梅”，这就是祖父一生为人的写照。在一个廊柱上挂着一副竹对联：“偶上小楼堪听雨，惯依修竹爱迎风”，在一片竹林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汉白玉的匾，大书“此君吟啸处”几个大字，祖父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可是我对当年祖父的名士风流是多么神往。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楼上堆满了书的几间房间了，我每天踩着有些吱吱作响的楼梯爬上去，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可又十分亲切的书香，这都是祖父留下的书，大都是线装本。我每天如饥似渴地看书，那时脑子好用，一天可以背不少首古诗词，诸如曹植的《洛神赋》，白居易的《长恨歌》，陆游的《钗头凤》等等，现在对我研究古代性文化大有用处的古诗文，都是那时记下的。我喜欢古书、古文、古文物、古房屋、古家具，都是那时种下的根子，而这一切对我以后研究古代性文化、搜集性文物都有很大的影响。

祖父于1945年8月15日逝世。当他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激动地连声大呼了几声：“鬼子啊鬼子，你也有今天！”一下子中风了，再也没有理过来。

伯父和父亲花了不少钱，把祖父(还有1952年过世的祖母)安葬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即今宋庆龄陵园)，那里绿树成荫，几乎每一个墓地都是一件艺术品，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墓都被红卫兵挖了，祖父母尸骨无存。P2-5

留一些东西给子孙后代

人到晚年，往往怀旧，甚至于想写自己的一生，其实，如果光写个人，其意义不一定很大，《庄子》中讲到一种叫蜉蝣的昆虫，早晨成虫，傍晚即死，人皆笑其生命之短暂。可是，和宇宙永恒相比，人生百年，和蜉蝣又有多大差别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个人都有恋旧情结，如果每个人都来写自传，岂不是太“汗牛充栋”了？

我想写自传，主要是想写我这一生反映出来的重大的时代变化，而后半辈子又如何走上了曲折艰辛的性学研究的道路。

性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一件大事，“食、色性也”，人类靠饮食来维持生存，靠性来繁衍后代，这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也是文化发展的两大基本出发点。可是由于历史的偏见，性文化被扭曲了，尘封了，埋藏了。20世纪初英国的哲学权威罗素说过，人类发展到了20世纪，许多领域的乌云都被科学驱散了，而最后一片乌云还笼罩在性的领域。把被尘封和埋藏了的人类文化遗产重新挖掘出来，驱散这最后一片乌云，光复人性，其意义是多大啊！

但是，这条道路是很不容易走的。传统势力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常常把一些性学工作者压得透不过气来。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多年，步履蹒跚，忍着伤痛，不断攀登，蓦回首，惊喜地发现已经爬得那么高了。这是个人行为吗？不，这是许多志士仁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去有不少中外记者请我评价一下中国当前的性开放程度，我说，当前中国性禁锢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了，但是只打开了一半，因为已经打开了一半，所以我们的性学研究、性文化和性教育都能合法存在；因为另一半还没有被打开，所以我们还不得不面临许多阻力，还要费大力气把这扇门慢慢地全部打开。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几十年，以我个人为切入点，把这个历史过程记录下来不是很好吗？100年或是200年后，当我们的子孙已经完全能够自然、健康、科学地享受性给人们所带来的一切好处的时候，人性已经得到充分的光复和发展的时候，当“性是不雅不洁、不可告人”的观念已完全变成奇谈怪论的时候，再看看他们的先辈们走过的艰难道路，不是也很有意思吗？“一颗露珠也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来”，那么就让我这本自传起一颗小露珠的作用吧！

现在中国的性学家是越来越多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番可写的经历，不过对我来说，可能可写之处更多一些。一则因为我涉足性学领域比较早；二则我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从现代社会到古代社会，从组织全国两万例性调查到创建中华性文化博物馆；三则我去过四五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中外性文化的研究；四则有人认为我有一些“传奇性”的经历。。

什么叫“传奇性”，我也搞不清楚，只是我也感到自己一生变化和反复太大，许多事事先实在难以预料。我有很好的家庭条件和受教育的条件，却偏偏放弃学业去参军了；在军队干了二十年，干得好好的，却脱下军装去当工人了；当了十二年工人，开始钻研生产技术了，又去当大学教授；在大学放着成熟的学科不研究，偏去研究风险很大的性科学、性文化，做的事颇受注目或者说颇受侧目……细想想，确实有许多事好写，通过个人命运，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反映出人性的逐渐被重视，反映一扇沉重的大门如何被打开，留一些资料给子孙后代。

现在提笔写几十年前的往事，有许多事似乎已经太过时了，例如写军队生活的艰苦，现在军队的物质生活条件好多了，军人的日常伙食比我们那时过年过节还要好，可是那时确是如此艰苦。现在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在军队如鱼得水了，而我们那时则是“团结、改造”的对象。过去，哪个女子晚上找我谈心，或是勾住我的臂膀拍照，我心惶惶，老是要避“瓜田李下”之嫌，现在则处之泰然了。近二十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第一次去欧洲，真是兴奋，现在是家常便饭了。过去，想了解与研究妓女，好像是在探险，现在看来，真太可笑了。不过，中国当时的情况的确是如此，个人当时的情况也的确是如此，那就留下这一些“雪泥鸿爪”吧！

我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一个性学家的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那时我的性文化事业还是刚刚起步，以后的十多年又发生了许多事。2001年出版的一本《我的性学之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虽详细多了，可是这七八年来的大发展还没有写进去。近两年来，有些老同学、老战友相继故世，我深感“廉颇老矣”，快把想写的东西写下来吧，否则，万一来不及了，那就是终生之憾。

这几年来，也有出版社约我出版传记，可是要受到约束，我不能畅所欲言，这就不是真实的我了。传记就是要真实，我不想在历史上留下遗憾。我和我的性文化事业得到过许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时代的恩赐，应该为他们唱赞歌，如实地反映时代的发展。当然，在叙述的时候应该客观、公正、宽容、大度，并且要有自我批评精神。

我希望此书能早点面世，因为自己还能由此了解一些社会的反应，我盼望着这一天。

刘达临

2008年2月18日

于上海万春轩

迎接“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世界上将出现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世界第一次性学高峰是以德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在20世纪的初期和前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德国科学家如赫希菲尔德、莫尔、布洛赫等。世界第二次性学高峰是以英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后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美国科学家如金西、迪金森、玛斯特斯和约翰逊等。而进入21世纪，华人世界将达到第三次的性学高峰。

提出这个预测的是阮芳赋教授。

我认识阮教授已有二十三年了。1985年，当我刚刚进入性学领域的时候，他是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那时他已经有了风靡全国的成果，这就是1985年春天出版的《性知识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又有一定深度的性学读物，当时这本书真是被人争相购买，“洛阳纸贵”。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人还不好意思公开地去买什么性方面的书，都在书店说：“买那本黄封面的，两块五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学史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985年7至8月，我参与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届性教育讲习班，在上海举行，有来自18个省市的八十多人参加，大多数人都成为以后中国推行性教育的骨干力量。授课教师有三人，一是从北京请来的阮芳赋教授，二是从广西请来的一位何教授，三是我。

这次讲习班办得很成功，阮教授建议我们乘胜追击，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我说：“成立学会要政府审批，怕很难吧？”他说：“不要紧的，可以先成立一个筹委会，成立筹委会不需要批准。”于是，我们就成立起来了，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性教育研究会，这是中国正式成立的第一个性学会。

可惜，到了1985年年底，阮教授到美国学习工作去了，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他得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华裔中的第一个性学博士(那时他已加入美国国籍)，以后长期在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工作，同时也不断地和中国学者取得联系。2007年夏天，他和几位学者反复磋商，决定建立一个“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2008年1月在深圳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他将发表关于“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演讲，而且邀请我和胡宏霞博士参加。

对于他这个预测，我是十分赞成的，从我的研究的切身体会中深深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许多优势，中国文化一定能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能明确地提出这个预测，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看到了阮芳赋教授在网上发表的演讲文章时，我却有些失望，他举了一些个案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而这些个案都有一些局限性，说明不了这一伟大的预测。

例如，有些工作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而且中国学者并不是太占主导地位，这就说明不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了。他十分推崇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性权利宣言》，可是据我看这个宣言虽然有意义，可是有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也有偏颇。另外，有些事例虽很突出，但是只举这一件事，就显得单薄了，“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香满园”嘛！

我的看法是，提出一个大论点，最好不要单纯以许多个案来作为论据。因为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十分多元，可以举出任何个案来说明任何观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举个案，总是很难全面，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势，在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怎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

这么一个宏观的预测一定要有一些宏观方面的因素作为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应该是：

1．世界上有许多人预测，到了2l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高潮必然会带来文化发展的高潮，中国未来的经济地位也会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性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2．就现代性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在某些科学理念、研究性学的技术手段等方面还和西方国家有些差距，当然也能迎头赶上；另一方面，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性文化在世界上占有十分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现在，这方面的文化正在不断挖掘的过程中，这就是说，中国人有潜力，有本钱。

3．中国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方针，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性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内涵，但是由于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必将带来性文化的巨大发展，这股浪潮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奔流。

4．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和性科学的关系至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性科学的发展得到计划生育的支撑甚大，在今后的发展中，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也是一个开路先锋、一面大旗和坚强的后盾。

5．中国人口众多，人多，经济发展，就可能涌现更多的文化精英。中国现代性科学虽然兴起稍晚于西方，但是学术力量雄厚。即以全国性的性学组织中国性学会而言，它有会员6200多人，就以活跃分子占30％计算，也有2000名性学家的这样一支浩荡大军，同时还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队伍，这股力量是世界少有的。

我深信，从以上这些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人力资源的条件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生，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以上这些条件为中国所独有，那么这次性学高峰要在以华语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生，也是必然的了。

但是，怎样和阮芳赋教授探讨呢？他现在远在台湾，对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当面讨论是说不清楚的，可是哪有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写一篇文章阐述我的意见给他寄去，可是如果他不接受呢？如果他不接受，我再坚持，就形成“对立”了。在这么一个大会上形成“对立”，总归不好，中国人不总是提倡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在一段时期内，在大会上是否要谈这些意见，我颇费踌躇，而开会的日期却一天天地临近了。最后我下了决心：讲！掀起“以华语为中心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是一个伟大的预测，如果只用那些个案来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说服力的。对此，我不讲谁讲呢？如果我畅所欲言地讲了，阮芳赋教授会不高兴，而这几个个案中的人也会因为我不赞成把他们捧得那么高而不高兴，那么怎么办呢？应该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

我几次征求了胡宏霞博士的意见，她也很难置可否，只是说：“尽量还是少得罪人吧！”

2008年1月19日，我和胡宏霞从上海去深圳参加“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成立大会暨高级论坛”。这次大会有180多人参加，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许多知名的性学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几乎全来了，我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同时也感到阮芳赋教授能够发起并组织这次大会真不容易。

大会把我的发言放在第三天(最后一天)的上午第一个，而把阮关于“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放在下午最后一个，他发言以后就是闭幕式了。按照逻辑顺序，我在他的发言以后再讲则比较好，可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动了，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呢？

当我们到达深圳的第二天晚上，阮芳赋教授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阮教授，我在这次发言中要对你提出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论据提一些修改与补充的意见，可以吗？可是，你的发言是在最后，我只能根据你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谈了。”

他说：“好的，不过每个人的发言只有25分钟。”

1月22日上午，我发言了。回顾了二十多年前我和阮教授的交往，赞扬了他多年来为中国性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肯定了他所提出的“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这一预测的重要意义，谈了几个个案不足之处，讲了这一宏观的预测应该有几个宏观的条件作为依据，等等。因为这次发言的重要性，我事先写了讲稿，可是一发言，我就不知不觉地离开讲稿，顺流而下了，因为这讲稿的内容我在心中已经想过千遍万遍。

这次大会的发言限定每人25分钟，似乎控制很严，当我讲了还不到一半内容的时候，主持人彭晓辉教授提醒我：“还有8分钟。”

我一愣，只好说：“好，我快点讲。”

没想到台下突然有几位听众大声地说：“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我们要听刘教授讲话！”然后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个“突发事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望望主持人。这时一位会议负责人陶林主任赶快上台，对主持人说：“让刘教授讲吧！”主持人说：“好，好，刘教授请继续讲，按照大家的意见，你的发言不受时间限制。”

当然我也不能不识相而占用过多的时间，但是总算安心了一些。我用这么一段话结束了这次演讲：

最后，我想送这次大会一首诗，这是清朝晚期一个叫黄遵宪的人写的，他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还有梁启超等人齐名，这首诗的题目是《赠梁任公同年》：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  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我想，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大家的壮志豪情，这也是鼓舞我们在阮教授所预测的“第三次性学高峰”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力量。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协会的精神所在。

谢谢大家！

引用这首诗，我感到比较得体，华人性学家应该有这股劲儿，才能干成大事，才能达到“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我发言以后，台下掌声很热烈。

轮到听众向发言者提问了，有几个人问了我关于研究性文化，性文化可以不可以是“下里巴人”、性文化节与“卖淫合法化”是否可行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主持人念了一张递上来的纸条，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张静女士写的，她写道：“刘达临教授是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性学家，我们读过他的许多书，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请乘此机会向刘教授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谢意。”

上午走出会场，一位香港学者对我说：“刘教授，你的发言真好。”晚上台湾的文荣光教授请我和胡宏霞吃晚饭，他说：“你发言中说什么‘一花独放不是春’，确是这样。”

到了下午，阮芳赋教授最后一个作关于“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了。他讲起话来总是很激动，不太按稿子讲，好像心中有一股热浪挤在喉咙口要进涌出来。可是，可能因为太有激情了，有些口不择言，讲话中有些漏洞，例如他说：这“第三次性学高峰”之所以落在我们华人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人家(美国)不要了！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不过，出自阮教授的声望和大家对他的尊重(他是老一辈的性学家，又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一般是不会有人公开地站出来对他进行质疑的。怎么办？就让这件事过去了？我又要被逼着去当“出头鸟”了！

在向报告人提问的时候，我举手说：“你方才说，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不去拣，印度人不去拣，而我们中国人能拣起来呢？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许多优势，所以时代的重任才必然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而并不是人家不要了、我们才拣起来的问题。”

阮教授作了一些解释，说是中国人当然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方才刘达临教授都说过了，他就不讲了。

整个大会结束了，酒阑人散，大家纷纷走出会场，一位成都的性教育工作者胡苹对我说：“在所有的学者中，你是我最尊敬的学者。”

从深圳回到上海，我并不是很高兴，总觉得欠了别人一些什么，好像做错了什么事。阮芳赋教授和我是多年的交情，这次好心好意地请我去深圳开会，我为什么要公开地反对他呢？虽然只是学术讨论，可是弄得他的发言不那么圆满了，似乎在抢了他的风头。不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有话不说也不行啊！

我问胡宏霞：“你说，阮芳赋这次会后悔邀请我去开会吗？”

她说：“但愿不会吧！”

是的，但愿不会。我和阮芳赋教授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性学家，都已年过七旬了，尽管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却总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担心了。我们一辈子为了性学研究、为了光复人性而历尽风浪，受尽委屈，如果还有什么误会，也不必放在心上了。思前顾后，怕这怕那，实在活得太累。我们即使厥功至伟，也不过是一块铺路石，让后来的性学家们踩在我们的身上，迎着“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继续前进。

让这美好的目标早日实现吧！

刘达临

2008年2月18日

于上海万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