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的是暑假里，三个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即木山、河边、山下如何去窥探一个孤独的老头，而目的在于要看他怎样死去。老头死了，化作缕缕轻烟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孩子们因为老人的死而认识到了生的意义，尽管三人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迈出了勇敢而坚定的脚步，不再畏缩和恐惧，不再犹豫和彷徨。

在本书中，作者汤本香树实以清新、自然、流畅的文笔，将一则夏日里的少年成长记事写得极为动人。这本书曾经在日本被改编成电影、舞台剧，获得日本与美国的儿童文学大奖，并被译为十多国语言出版。

译序

日文版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作者后记

“我们不都这么叫吗？”河边露出牙床很滑稽似的嬉笑着。他戴着一付银色的厚眼镜在黑暗里这么一笑，还真有点疹人。

“让一个陌生的人冷不防地叫你一声试试看。”

“哎，这倒是。”河边不笑了。

“葬礼本身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山下边说边咕嘟一声咽了口唾沫。“人死了以后就会被烧掉。运到火葬场，将棺材送到一个老大老大的炉子里，‘咔嗒’一声关上炉门，就那样一个小时以后呐……”

“一个小时后怎么样？”我急切地探过身子问他，山下的声音变小了。

“变成了灰。全部都烧掉了，只剩下骨头，白乎乎的，七零八碎的，而且只有那么可怜的一丁点儿。”

“要烧一个小时吗？”

“嗯。”

“很烫吧，火呼呼地烧得很旺吧。”

山下思考片刻后说：“从一个大烟囱里冒出很少一点白烟，听我爸爸说，以前冒的烟要比现在多，说是呼呼地烧，不如说是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慢慢烧的呢。”

河边开始抖他的腿，这是个坏征兆。这家伙抖腿的毛病就像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会爆炸。我妈妈说过：“河边嘛，有点与众不同呢。”什么叫与众不同，不过是有点古怪吧。

“大家用筷子把那些骨头夹起来放到骨灰盒里。”

“用筷子夹吗？”

“是的，然后就结束了。”

那样就完事了吗？怎么会这样呢？

我问山下：“哭没哭呢？”

“没。”

“那是你奶奶啊，你不伤心吗？”

“是我奶奶不错，但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不是跟陌生人一样嘛。”

“是吗？”

“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到她那儿去过。”

这么说来，其实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我奶奶，连她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

“不说这个了，”山下的声音嘶哑了，“你们看过死人吗？”P8-9

小说写的是暑假里，三个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即木山、河边、山下如何去窥探一个孤独的老头，而目的在于要看他怎样死去。一天山下与木山、河边谈到他祖母(外婆？日文里奶奶、外婆称呼一样，如不交代父方还是母方便无法判断)的葬礼，由此而唤起孩’子们对于死亡的关注，想要看看一个人到底会怎样死去，即想要弄清楚从生到死的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便去监视一个他们以为“行将就火”的老人。暑假快要结束时，老人真的死了。但他们并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仅因为老人的死去是在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足球集训去了海岛而没能观察到从生到死的情景，更因为当他们面对尸体(老人的死是他们发现的)时，他们的情感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希望老人活着而极不情愿看到老人死去。他们是那样的伤心，甚至松下将剥了皮的葡萄放在老人的嘴唇上，希望那酸甜的浆汁能流进老人的身体，从而唤醒他那已经逝去的知觉。他还祈祷着：老人如果能够醒来，愿为他做任何事情甚至“奴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心灵的转折，即由对死的关心一变而为对生的珍重。‘‘未知生安知死”固然是圣人的教诲，但圣人的教诲是有针对性的，不可将其教条化。说句离题的话，现今国学很热，究竟什么是国学，即国学到底包涵哪些内容却恐怕并不十分清楚。一定要是土生土长的才能算是国学吗？佛学能排斥在国学之外吗？这大概很值得商榷。因为没有人会把莫高窟当作印度文化遗产吧？！当年的匈奴鲜卑羯羝羌，今天不都是中国人么？其实，地道的印度佛教，比如高深的唯识学并不怎么受世人欢迎，而真正对世道人心产生影响的则是彻底中国化了的佛学一禅宗。这只要翻一下《朱子语类》便洞然明了，以及后来的程子，阳明也都是如此。其言及解释之处，无一不是禅宗。原因何在？在于禅宗从根本上溶入了中国文化，这才使欲保持国学纯洁者感到如芒在背。

与“未知生安知死”的儒学不同。佛教从死即无常为前提而展开。而我们的近邻日本恰恰是个佛教大国。不管信与不信、真信假信，全国大多数人都和佛教有关。根据日本文化厅的调查统计，日本全国共有佛教徒九千三百多万人。想想其人口总数一亿两千万就知道其所占比重之大了。不仅如此，日本许多人家都有供奉祖先的佛坛，并将其供奉祖先牌位的柜子叫做佛坛(禽)，这与他们将死去人称为hotoke与“佛”字发音相同有关。某人死去，有点教养的人一般会说某某成佛了，而且不管信与不信，所有人的葬礼一概都由佛僧来主持。于是也可以说每个人都与佛教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与我国相比日本的少年对死也许更敏感，更多一份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三个少年又是如何从盼望老人死到渴求老人生的呢？这种转变是通过吃个把西瓜，种一次波斯菊以及听个把故事，放一次礼花就能完成的吗？而且作为一个才十一岁的少年，主人公木山对于死好像是考虑得太多了些，也太深了些。何以至此呢？原来本书作者是在供着外祖父佛坛的房间里写作这本书的(见作者后记)，很可能不知不觉地将一些成年人的想法加到了孩子的头上。至于日文版解说所提出的一大串莫名其妙的对于死亡的定义的宗教哲学式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所能考虑到的问题了。

老头死了，化作缕缕轻烟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孩子们因为老人的死而认识到了生的意义，尽管三人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迈出了勇敢而坚定的脚步，不再畏缩和恐惧，不再犹豫和彷徨。未知死，安知生？唯其有限，唯其会死亡，生命才可贵、才有意义。这就是文化的另一个层面。也正是译者要把此书奉献给读者的理由。其实，我国自古以来也并不缺乏这类故事，但一则写的大多是忠臣烈女，伟大的人，二则又都是从成年人的角度去描绘、探索其意义的。而这本小说里写的却是一个平凡的，甚至是在侵略战争中犯下杀人罪行的老头的悄然死亡。因此死亡这一现象便带有了普遍的意义。再说它又是一个从孩子的角度去描写和探索死亡的内涵意义的作品。这也就是译者所说的奇妙与另类之所在了。

外公是在我七岁那年死的。他活着的时候是个酒鬼，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往杯子里倒上满满一杯日本酒，说是水让我喝下去，气得妈妈哭笑不得。由于一向不修边幅，甚至会穿着短衬裤一直跑到车站一带去买东西，这也让凡事总是一板一眼的外婆大皱眉头。外公是高级电工，有许多红红黄黄的塑料管裹着的电线，他经常把许多五元硬币穿在电线上给我当零花钱。可是我是在父亲严格的教育下长大的，把钱穿成像夏威夷花环一样给我，总觉得是一种过火的游戏，记得当时我有些害怕。总之，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外公和我身边的外婆、父亲以及作为他亲生女儿的母亲不是同一类人，不知道该怎么与他打交道。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又爱开些莫名其妙的玩笑，这使我更加无法接近这个人了。

有一天，外公上我家来玩。外公经常趁父亲上班不在家的时候来看母亲，所以那天我也到朋友那儿去玩了。可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忐忑不安，根本没有心思玩儿，所以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朋友家一路跑了回去。到家家时外公正要回去，我一看到他就说：“我不让你走！”说着还哭了起来。以前我跟外公有着很深的隔阂，却冷不丁地对他哭起来，外公显得大惑不解。然后我和外公第一次手拉着手走到巴士站，那天外祖父身上没有酒味，他身体不适，已经不能再喝酒了。

从那以后还不到一个月外祖父就去世了，我一想到那天在巴士站外公那不言不语而美滋滋的表情，悔恨之情就油然而生，我为什么不对外公多撒撒娇？为什么不多外公听听说话？为什么不与外公好好相处呢？我在心里有意疏远总是带着酒气的外公，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我感到难以忍受的讨厌。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暗示自己尽量把外公忘掉，不要再想起他了。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遇上了一个像外公一样的秃头老人。秃头有各式各样的，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秃法和外公属于同一类型。

人的记忆真是不可思议，沉睡着在我脑海里的有关外公的记忆被源源不断地唤醒了。每次来我家他总是是拎着西瓜、香蕉什么的老远就大声喊着妈妈的名字摇摇晃晃地走过来。看见屋子底下(译注：老式日本住宅为高架势，屋子底部离地面有几十公分的距离)的蛇时外公就说：“听说有蛇的人家幸运，一定要善待它”，还会找块鸡肉扔过去。外公的脖子上有个瘤，他告诉我那里面装的是宝贝，说着还饶有兴致地观察我。他的眼神以及满身酒味、邋邋遢遢地穿着短衬裤的秃头外公的一幕一幕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外公死了二十多年后，我终于可以说他是我在另一个世界的“熟人”了。

之所以决定写这个故事，是因为再次见到了一心想忘却的外公的缘故。我蛰居在外婆家里，在设有外公的佛龛的屋子里写下了这个故事。在这之前，我睡在设有佛龛的屋子里会感到害怕，但是现在我不再害怕了。写作期间夜里钻在被子里仰望外公的遗像，我会对自己说“明天还要努力”，就安然入睡了，夜里还做了个温馨的姜梦。  把这个故事献给我的外公。谨向编辑上村令先生、给我以鞭策的田中彦先生、听我语无伦次的叙述而鼓励我写作的相米慎二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