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庄》是一本散文集，作者以真实的笔写了记忆中的家乡蒋庄，因为作者用情之深地爱着那片土地，所以她的文笔就轻灵细腻，在她记忆中那些乡里乡亲一个个神气活现地跳跃在纸面上，而乡村俚语不时地跳出来又增添了无尽的乐趣，读着一篇篇描写中国这几十年变迁中的农民，有一股亲切，更有一份无奈。

外界的变化在影响着平静的村庄，走出去看世界的农民也给蒋庄带来更多的不解，所有的秩序打乱了，那个曾经温馨的小村庄将在变迁中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整齐化一的城市现代化的洋楼，农村，我们的家园将消失在哪里？我们进城后还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我们的根在哪里？……这是一本很不错的小书，语言风趣，主要是作者以一种远离的神态却又是亲近的心态描述那个快要消失的村庄里的人和事。

前言

蒋庄

家东

井

长孙媳妇

花奶奶

大路

楼院

六的娘

民兵连长

四世同堂

“爸爸妈妈”

收获和他的儿女

百万富翁

能人

妖精

老先生

大马牙家的军官

瞎子

算命仙

校长

校长和他的兄弟们

鲲鹏

妇女队长

贞节牌坊

冬梅的爹娘

糟七

向前家的二闺女

老大

北京

打面弹花

果园

修路

种田

吃喝拉撒

烧饼夹狗肉

鱼翻坑

大火车

大城市大工厂

我写蒋庄(后记)

蒋庄

蒋庄是豫东一个很小很小的村子。村里的老年人说：“村子太小，小得家东放个屁，家西都能闻到”；衬里的女人说：“村子太小，小得男人们端一碗热饭串遍全村，碗里饭还是热的”；蒋庄的男人们常常会淫荡地说：“蒋庄小得像驴腚一样，一家的女人夜里叫床，全村的男人都跟着激动。”

这确实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掰着手指头数一数也不过百十人，零零散散的十几户人家围着一个将近干涸的大坑。路过蒋庄的人都说这像一个被炮弹轰过的地方。

二三十年前的蒋庄仍不过两三千平方米，几户人家。那时蒋庄的一砖一瓦依然是按风水和辈分排的。村子的东南是全村赖以生存的井，半围着井的是那开满荷花的池塘。每天三顿饭的时间，人们会端着碗从不同的方向聚到池塘边，看看谁家碗里的油多；谁家女人的面切得细；大人们说说东家道道西家；孩子们会在水里或者冰上嬉戏。

也许是因为穷的缘故，那时的蒋庄自然也会有一些争吵，但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屋檐高低之事。在那些破砖烂瓦之间自然也滋生着一些发霉的流言蜚语，但却没有改变什么。侍奉公婆、锅碗瓢盆依然是女人的天职；下地干活、养家糊口仍然是男人的当然；长辈的说东，儿女们不敢往西。人们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部生活都在那几亩地上。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蒋庄的人们开始慢慢地向外迁移：从蒋庄迁到城里；从老宅迁到池塘外边。风水辈分已早无人顾忌，院子越来越大，房子越盖越高，一家比一家的铁门坚固，家家的铁门后面都拴着一条凶狠的狗，院墙上还插了玻璃碴子。衬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人们能看到的多是一些老年人带着孩子在仅有的几分地里劳作着。有些院子是空的，因为人已迁到城里，院里院外门前屋后长满了荒草。

由于地下水位下降，那个曾经开满荷花的池塘已近干涸。池底下的那一捧水也是从各家各户里流出的污水，散着恶臭，连牲畜都不能饮。鱼和鸭子早已从池塘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今闩蒋庄的孩子们已不知道什么是蛙鸣。

现在蒋庄的人们还争吵，多是一些利益之争，比如：谁坏了谁的挣钱之路。争吵的声音也不像以前那样高，而是告上法庭。从此两家不再往来，鸡犬不得相见，世代仇人一样。一些妇人还会在衬里高声大骂，因为有人告到上级，说她们或者她们的媳妇怀了二胎、三胎，使她们或她们的媳妇被迫拉去做流产，让她们从此断了子绝了孙。蒋庄的男人们聚在一起时依然会议论女人，可是每次议论之后都让他们更加生气，因为他们的女人常常为一件新衣服、一对金耳环，而明目张胆地去伺候那些有钱的臭男人。道德已是老生常谈。所以现在每当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又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整治那些有钱的臭男人。

如今蒋庄已很少有人串门。人们在路上相遇时，不再停下来谈天论地，而是打一声车笛，按一声摩托车喇叭。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会偶尔坐在一起说一说：“日子好了，世道变了！”

家东

家东，如果颠倒一下顺序的话，便是东家。这个话题，家东的人不说，蒋庄的人都回避。蒋庄的人无论长少是不能直呼家东人的姓名的，这是祖辈的规矩。家东的辈分极高，蒋庄的人都得喊家东的人老爷、奶奶。就连一个很小的孩子也被人姑姑或叔叔的称呼着。还有一点就是，无论蒋庄发生了什么，无论家东和谁家有仇，但是每年的大年初一，放完炮吃完饺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村的男女老少去给家东的人拜年，而家东的人从不回拜。

如今蒋庄上了年纪的人还能记起家东的长辈，那个仁慈的老老老爷，那时他领的家是一个人丁兴旺、家业殷实的大家庭。那个大院子盖在村子的东边，占据着蒋庄最好的风水。可是那个老老老爷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花很多大洋娶来的长孙媳妇，却在她来到家东没几年后的一天突然疯了。那个长孙媳妇的娘家是地主，那个老老老爷向亲家老爷保证，就是到最后砸锅卖铁也会给他的长孙媳妇治病。他如此做了，先是卖了家东的几十顷地，后来卖了耕地的牲畜和家什。解放的时候，家东是蒋庄最穷的家庭。老老老爷的其他子孙们为了活命，有的当兵走了，有的被送养了，有的逃荒走了，几乎没人回来。家很快就没落了。

几年的短暂黑暗之后，家东便又慢慢地过上了平安的日子。先是新中国成立后被划分为贫农，无偿地分回了部分为长孙媳妇治病而卖出的地；后来那些尚留在蒋庄的儿孙们便因为出身好，而有机会当兵、进城当工人。那是个家东极其光荣的时代。

家东的人辈辈都说：他们的祖先是蒋庄最早的人。因为他们的坟地最大，坟头最多，且占据着最好的风水，所以每当家东的孩子和其他院子里的孩子打架时，或者成人之间发生口角时，家东的人每每会说：“去数一数你们家的祖坟，问问你们的祖先，你们是从哪路来的鬼，想跟家东耍威风，在蒋庄还轮不到你们。”

不管轮到轮不到，家东的人好像世代和其他院里的人不和。家东的人教育孩子时常常说：“你要好好学习，让其他两个院子里的人睁大眼看看。”当楼院里有人送儿子去俄罗斯读书的时候，家东的女儿便生活在德国；当其他院里的孩子在日本取得学位时，家东的家长就会训斥孩子：“你必须努力，将来考到哈佛去！”

如今的家东不过十几个人，三户人家。有的是从城里迂回来，有的是无力迁入城市而留下来的。虽然不像当年那样大辱大贵，倒也平安无事。

没有了老老老爷或老老爷之类的当家人，家东人自我之间有时也会有一些口舌之事，几日之后表面上便会趋于平静。至于是非大小，却只有家东的人知道。总之从古至今家东的人从没有因为自家的争吵动过拳脚见过官司。

今日家东的儿孙们也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痴痴地做着升官发财之梦，且极其努力地去实现着。P1-6

作为女人，快走向四十的时候，我有了女儿。于是我学会了安详，安详地享受着阳光，安详地沉静于天伦。

二○○六年春夏交接之际，我病重的父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自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情一直很黯然。虽然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当我们挚爱的亲人永远地离去时，还是难以承受。自从父亲病倒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几年来我们惶恐地等待着，当这一天真的到来又过去时，我们却不再坚强。

父亲一九三八年出生于河南东部一个叫蒋庄的小村子。在他出生时，那个蒋姓人家就已经开始败落。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娘就死了，他那已是一无所有的父亲根本无法为他的孩子们找到一个做饭补衣的后娘。于是父亲就天天跟着大他两岁的姐姐去要饭，饥一顿饱一顿，能填饱肚子是他那时最高的奢望。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上了扫盲班，勉强地能读一些简单的报纸，会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书信。

年轻时的父亲有很多很多理想，这在那个很小很小的蒋庄是非常不现实的，面对父亲的一无所有和无尽的理想，蒋庄没人不耻笑他。听母亲讲，那时父亲在蒋庄曾借不到二分钱的盐钱。

后来父亲靠着他那个当军官的哥哥的帮助，到离蒋庄很远离省城很近的一座煤矿上当了工人。开始的几年是在井下挖煤，只需要体力不需要文化，所以一切还算平安。后来父亲得了职业病肺气肿，伯伯又求人把父亲调到了销售科。由于不会写写算算，父亲就被分配到销售科最不好的岗位上去装煤。父亲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用那个又大又复杂的装卸机。那一段时间父亲常常挨科长的骂，挨骂后父亲回到家时常常极少说话。看到高大的父亲在别人眼里是那样渺小时，母亲叮咛我们一定要争气。那时的我还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争气，于是我就带着弟弟天天在上学前放学后站在那个科长的家门前骂他，或者带着弟弟和一些儿时的小伙伴们打那个科长的孩子。那时候的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父亲的尊严。这后来成了那个科长每次数落父亲的引子。对于我们的行为，父亲只是无奈地笑笑，并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可是自此之后他好像更加关心我们的学习，识字不多的父亲知道，他是辅导不了我们的作业的，他能做的就是，拿来他的马扎子，坐在我们旁边检查我们作业本上对和错的符号，然后指着有错号的地方严厉地说：“这儿，再写一百遍。”

小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父亲那高高举起的巴掌和他那因为愤怒而瞪圆的双眼，但是父亲打我们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学习成绩下降，考试不及格或在学校惹是生非引起老师不满时，那硕大的巴掌落在我们身上那会儿，我们是那样的恨他。有时我们会很长一段时间不跟他说话，不看他或者躲着他走。父亲并不理会我们的抗议，他还是每天照例检查我们作业本上的对错符号，依然会时不时地向我们举起那硕大无比的巴掌。

备战备荒那会儿，全民皆兵，父亲和他那些工人阶级兄弟常常被拉到黄河岸边去大练兵，晚上回来时父亲就从怀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他体温的白面馒头，分给我和弟弟吃，那是我们只有在过年或生病时才能吃到的好东西。有时候父亲会去练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兵，那样他回来时就会用一件衣服抱回来一包又干又硬的白面馒头。每次母亲都问他吃饱了没有，父亲就笑笑说，下午练得时间长，所以中午只能省下半个，晚上练得时间短，能省下一整个哩。

后来在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附近的农民在煤矿的周围开起了小煤窑，地下资源遭到过分的破坏，父亲所在的国家大矿摇摇欲坠，生产越来越低，工资有一时无一时地发着。除了我们读书的钱，家里常常买米的钱都不够，于是父亲就常常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帮工，换来一些粮食，父亲就这样省下钱让我和弟弟一年又一年地在学校复读，每每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母亲就跟父亲商量：“让老大招工吧？”父亲每次都会说：“能读就让她读吧！”看着我们的贫穷，左邻右舍都不理解，说父亲不懂世道。在我和大弟都在大学，小弟也要复读的时候，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父亲去向一个所谓的百万富翁亲戚借钱，那人白了父亲一眼，大声地问他：“你能拿什么还我？”这事儿是在父亲病倒时那个富翁来给父亲道歉时我们才知道的。

我们的大学是靠着父亲借来的高利贷读完的。

退休后父亲执意要回蒋庄去，又回到蒋庄的父亲得到的多是人们的羡慕和赞许。父亲说，这些都是我们给他的，这让我们多少感到一些欣慰。

在蒋庄人的羡慕和赞许中生活了没几年，父亲就突然病倒了；那一年他不到六十三岁。病倒之后父亲就再不会说话，看着他直直的目光，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可是每次当我探亲期满要离开他时，他都会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呜呜地大哭。每次告别父亲之后我都会想，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做点能让他高兴的事儿，做点能让他感觉到，真正捍卫他颜面的东西。

父亲的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父亲临咽气的那一刻，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张着嘴却没有留下一个字。我的堂姐大声地哭着说：“我的亲叔啊，你不知道啥是享福吗？”

早已学会安详的我，现在只想坐下来为了我的父亲写一写蒋庄，那个父亲出生和咽气的地方，那个父亲有荣有辱的地方，以便能在他坟前焚烧一把，一祭他辛苦的一生。

一九九九年秋，我厌倦了在高楼阴影里的生活，厌倦了脚下无边无际坚硬的水泥路，独自一人踏上了德国的土地，为的是头上的那一片蓝天，耳边的鸟鸣和脚下那散着泥土气息的小路。

二○○五年的夏天，我带着我的洋丈夫和洋朋友回了一趙蒋庄。从北京到离北京千里之外的蒋庄所在的县城，一路上，他们都在惊叹着中国的巨大变化，惊叹着和世界上毫无距离的现代化，可是到了蒋庄他们却实实在在地睁大了眼睛。“这是一九○○年的德国！”他们说。

我不能想象出一九○○年的德国，但是他们也根本不认识蒋庄的人，从本质上，从状态上，从各个方面，他们看到的只是蒋庄的一个表层，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趙又一趟地回蒋庄。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住着我的亲人，那里还有我熟悉的传统，人们的行为和他们做人的方式。我不想跟他们有更多的解释，因为我知道，这是个跨地域跨时空跨文化的差异。

那年的秋天，母亲打电话给我说，政府要建设中国的新农村，蒋庄要和附近的十几个村子一起集中居住。

“政府给盖房吗？”我问母亲。

“不给，政府给贷款。”母亲说话的声音很平静。

“如果有的人家还不起贷款咋办？”

“不知道。”

我又问母亲：“那蒋庄呢？”

母亲没有明白我的问题，她说：“蒋庄要跟周围的十几个村庄一起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集体住，政府已经在那儿给大伙铺好路了，是水泥的，又宽又平。”

我紧接着又问：“那蒋庄的老屋呢？”

“扒了种地。”

“那老坟呢？”

“平了也种地。”

“如果以后再死了人呢？”我又问母亲。

她接着说：“入公墓，政府把公墓也建好了。”

“入公墓要钱吗？”我再问母亲。

“如今哪儿有不要钱的事儿。”

我不再问母亲，我不知道那些没钱的人该怎么办，他们能顺利地搬进集体农庄吗？他们死了以后能入土为安吗？

放下母亲的电话，我坐在那里发了很长时间的呆，先生过来问我是否家里出了事儿，我突然就泪流满面。我说：“我的蒋庄即将消失。”先生说：“这不是消失，而是重新开始。”

二○○六年夏我再回蒋庄时，人人都在议论着集体农庄的事儿。人们说政府让五年之内全都搬进集体农庄。政府说的话蒋庄没人说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必须，根本不需要讨论，这就像士兵必须执行命令一样，根本不需要知道过程和后果，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按照领导的命令行动。蒋庄家家都去看过那边即将属于自己的地盘，计划着怎么在那百十平方米的地方上盖楼。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惶恐地打听着谁是自己将来的邻居，那家的为人处世。有些按捺不住的年轻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去丈量过属于自己的那块领土，不停地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展示着自己的计划和宏图。那一条平整的大路让他们升起了城市生活的希望，他们是那样激动于即将到来的城市生活，他们笑话着老年人的各种顾虑和啰嗦。一些到城市里打过工的年轻人天天向人们炫耀着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和外面的精彩世界，他们频频地游说着蒋庄的老人，让他们不要做井底的青蛙。

蒋庄的老人们不停地诅咒着年轻人的浮躁，说他们像空气里的浮尘一样毫无分量地飘来荡去，他们常常劝年轻人，要他们安生下来好好地掂量掂量日子。变来改去的历史已让他们明白什么是世界。他们说：“天不欺人，地不骗人，农民只要有地心里才会踏实。吃饱穿暖就是日子！太多的梦想，太多的变化会改变人的本质。”

一年之后我再回蒋庄时，有人已经在集体农庄那儿盖了房，搬了家。老房子里留守着老人。没有了老人的人家便把蒋庄的房子扒了，砖用到了在集体农庄的新房子上。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地围着蒋庄绕几圈，看到的是没有生机的萧条。

因为在集体农庄里家家得到的面积都一样，所以家家都盖的是两层三层的小楼。还有的人家盖了四五层高。也许是一个建筑商干的活儿，零零散散的几栋小楼，从外观上看都很相似。一条大路连着另一条大路，路面全是柏油铺的。我为蒋庄人感到高兴，他们再不用走在泥泞的路上，一边拔陷进泥里的鞋一边骂娘了。路两边是一块块面积相同的宅基地。人们很容易想象，如果几年之后路两边都盖满房子，绝对像几十年前的县城。

二十一世纪初，在大城市里的一部分人往大山里树林里搬迁的时候，蒋庄人赶上了城市现代化。

再次离开蒋庄时，心里很是伤感，害怕再回蒋庄时，心里的蒋庄不再存在。

路过集体新农庄时，我没能认出，哪家是蒋庄人，哪家是外村人。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每个在集体农庄的人脸上都灿烂地笑着。他们很激动于他们的新生活。他们高声地跟新邻居打着哈哈，说着天论着地，并相互交流着对新生活的计划。

父亲去世后，住在城里的兄弟接走了母亲。可是，住上一段时间后，母亲执意要回蒋庄。她说，城里的楼太高，从楼上往下看眼晕，说城里的大树太少，城里的天空太灰。有了母亲在那里，便有了我对蒋庄无尽的牵挂。

电话里我问母亲：“谁家又搬到集体农庄去了？”

“都是年轻人。”母亲说。

“没有大树荫的新农庄热吗？”

“有的人家在院子里撑起了大太阳伞，跟城里一样。”母亲回答道。

“那太阳伞会用坏的。”

“伞坏了的时候，种在院子里的树也就长大了。”母亲笑着回答说。

这就是蒋庄，蒋庄的人和蒋庄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