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东方日本社会与文化》是一套针对一般读者而非专业读者的译丛。所译介的七种图书，都是由日本著名学者撰著的论述日本文化的专业著作。内容涉及日本的意识构造、风土人情、国民性格、文化特征等。

加藤先生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对日本人的民族特性、精神构造、生存方式、将来的发展趋势等展开了独特的分析。“混合文化论”、“现世主义”等观点，无疑能给思索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问题的读者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本书是加藤周一先生的评论集，收录了1957年至1964年在杂志上发表的八篇与日本人论相关的文章。这几年正是二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经济复苏，创造了所谓的日本奇迹，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对历史没有清算，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对今后的走向也漠不关心。加藤的八篇文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围绕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与民族性这一主题撰写的。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五篇文章，论述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特征，第二部分一篇文章，即“关于天皇制”，第三部分两篇文章，论述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加藤认为，日本人充分具备从落后状态出发，快速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要能力，日本文化本质上是混合文化。天皇制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宗教的微妙替代品为日本国民所接受，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期间，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不仅没有阻止法西斯主义，反而为军国主义编造理论根据，助纣为虐。加藤先生的敏锐的洞察，无疑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译者前言／1

I

何谓日本人／3

日本式的事物／15

日本的艺术风土／30

——精神上的对外开放与传统的继承

从外部看到的日本／38

——关于日本的国际孤立

近代日本文明史之特征／54

Ⅱ

关于天皇制／79

Ⅲ

关于知识分子／107

战争与知识分子／128

译者后记／166

在巴黎看到的两类日本人

我在战后的巴黎，具体来说是195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对在那里旅行的同胞进行了观察，发现存在非常鲜明的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差异与学历、性别、职业、语言能力以及个人能力毫不相干，而只与年龄相关，并且仅仅因为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第一类即当时四十岁以上的人们，他们表现出来的或是对巴黎或法国或西方满怀憧憬，或是感到别扭，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他们明显不同于在巴黎的其他外国人。第二类即当时三十岁以下的人们，他们则没有这一点。他们在本质上和在巴黎的任何外国人毫无区别。他们只是把法国人及其社会看作是另一种人的社会(显然，介于三十岁和四十岁之间则混杂着靠近第一类或靠近第二类的人)。

第一类日本人当中，有的对法国的热爱之情超过了大多数法国人，有的没有勇气独自去参观博物馆，也有的昂首挺胸，充满奋不顾身的大无畏勇气。法国人又不会吃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异现象，归根结底因为“法国太遥远”。第二类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曾经遥远的东西现在靠近了。

这个差异很大，因为那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差异，恐怕可以将之作为对外开放前与对外开放后的差异来看待。西方人变得既不在人之上，也不在人之下。——也就是说。那不是发现可以嘹望在西洋发展起来的艺术和在日本发展起来的艺术的视角(在此意义上，比如消除日本音乐与西洋音乐、日本画与西洋画之间的价值体系的区别)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与岸田刘生的时代不同，拉近日本画与西洋画的距离，并借此发挥各自特性的社会条件第一次具备了。当然如果仅仅如此，还不能保证今后日本的艺术如何发展。

弄明白了的问题

当今，关于艺术我们已经弄明白了的问题只有两点。

其一，在个人的创意和价值得不到充分尊敬的社会里，艺术是难以成长的。无论是纳粹主义或是斯大林主义，都压垮了艺术的创造力。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将文学家和艺术家组织起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把他们的创造力给扼杀了，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看到过的。

其二，曾经兴盛的帝国以及文明有的留下了艺术，有的则没有留下。诚然，从闪族的昔日到非洲黑人艺术的今天，其原因都无法用个人主义的有无来解释。譬如说，为什么5世纪的北魏能够留下那么多的雕刻作品呢？最近在东京举办的中国古代雕刻展中展出的四件土俑(俑，即土偶的一种)，具有捕捉住人的感情的瞬间表现并将之固定的写实主义的准确性，而在云岗石像的佛头上看到的人的面孔，则在进行单纯化的同时具有升华了的理想主义的严肃性。虽然只有两种，但是这种以压倒性力量逼近我们的东西又是如何诞生的呢？还有，一部分青铜像的衣服皱褶的处理，恐怕已经达到了整个佛教雕刻铜像史上最高的洗练境界。为何这些不在别的时代而在北魏产生呢？这无人知晓。也就是说，关于艺术，最为关键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我们只明白这一点。我刚才说过，尤其是对于艺术，我反对得出任何结论，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恢复传统

让我们再回到“传统”这个话题。在现代的“国民文化”的时代，西欧存在着以莱茵河为界的两种典型。一种是深深地扎根于传统的法国绘画，另一种则是几乎没有扎根于传统的德国音乐。

文艺复兴音乐没有在莱茵河北岸繁荣起来。据说，在从东欧到地中海沿岸的地域，民谣都很丰富。不管是对位法、奏鸣曲，还是歌剧，没有一样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巴赫(1714～1788)不是在别处，而恰恰在德国诞生了。这难道仅仅是诞生了一位天才吗？

答案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在巴赫以后天才也并非绝无仅有。从巴赫到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君临人类社会。但在其背景中，没有与从“阿维尼翁的虔诚”到华托(1684～1721)的法国美术的悠久传统相当的东西。

也许一个民族的感受性会悄然成熟，也许在历史的文化根底之下各有其固有原理，而它们扎根于人类存在的某个侧面的深度恐怕也不尽相同。奏呜曲形式和油画的技巧似乎都能吸收它们。

既然如此，便没有必要担心第二次门户开放了。因为精神的对外开放而毁灭的应该不是真正的传统。相反，恢复传统之路会因为对外开放而开辟出来。画日本画并不是对传统的继承，消除日本画与西洋画之间区别的做法，大概是在作画中向继承传统迈出的第一步吧。一一虽然可能什么都不会出现，但也许会出现很精彩的作品。如何创造艺术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下决心来创造的问题。

原载《朝日周刊》1959年5月31日号

P35-37

《何谓日本人》是加藤周一先生的评论集，收录了1960年前后在杂志上发表的八篇与日本人论相关的文章。此书日本版1976年7月初版，译者使用的是2002年10月第40次印刷的版本。可以说，此书是当之无愧的“长期畅销书”。在此，译者拟在用年表整理加藤周一先生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对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分析方法予以简单说明。

本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主要内容

本书收录的八篇文章撰写于1957年初至1964年底，这几年正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国力消耗殆尽，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城市被炸为废墟，国家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之后，在美国的援助下，日本迅速复苏。1955年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1937年侵华战争前的水准，据此，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宣称“已经不是战后了”。1958年开始的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交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安保”运动，日本国内政治对立尖锐化。新条约之后成立的池田勇人内阁一改前任岸信介内阁的强硬的极右政策，致力于推行“所得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高度增长时期，国民生活得到大幅度改善，创造了所谓的日本“奇迹”，而1964年10月的东京奥运会则成了“奇迹”的象征。

当时，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彻底地进行清算，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对今后会走向何方漠不关心。对于这种现象，加藤周一先生深表忧虑：

何谓日本人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反复提出来，无疑是因为“是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这一点并没有弄清楚。而日本人意味着什么之所以弄不清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希求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何谓日本人》

“希求”在这里实际上是指日本人的理想与目标，要想弄清楚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是什么，则要对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与民族性有所认识。加藤周一先生收录于本书的八篇文章，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与民族性这一主题撰写的。全书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五篇文章，论述的是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特征；第二部分一篇文章，即“关于天皇制”；第三部分两篇文章，论述的是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问题。下面，借助从各部分抽出来的关键语句对各部分的主要观点进行整理。

1.关于日本人与11本文化的特征

(1)日本人的精神构造，首先是以非超越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

(2)日本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常寄情于风花雪月，其感觉世界，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敏锐而洗练；第二，充分具备从落后的状态出发，快速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要能力。

(3)日本汇集了多种起源不同、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这是一种混合文化。国学家们所强调的幽情、恬淡、淡泊等并不是日本式事物的本质之所在。

(4)明治以来，日本看重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现在有必要在精神上对外开放。精神上的对外开放不仅不会丧失真正的传统，而且可以开辟恢复传统之路。

(5)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源自日本的双重构造，即在经济上的成功和在文化上缺乏自信。

(6)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生态史观”为了树立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过于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而忽略了西欧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缺乏对历史的客观认识。

2.关于天皇制

(1)直至战败为止，天皇的权威被假设为具有永久性，而且这种假设被大多数日本国民接受了。

(2)天皇制不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宗教的一种微妙的替代品而为日本国民所接受。

(3)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的崩溃，造成了日本国民不相信一切权威的态度，而那种态度现在将其矛头直指民主主义。

(4)天皇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天皇制在内的所有世袭君主制度本身就包含了不合理性，并且以欺骗为前提。

3.关于知识分子

(1)日本知识分子的特征不如英国知识分子的特征那么明显。

(2)日本的知识分子年纪偏轻，而且绝大部分是男性。年纪偏轻一方面说明日本的知识分子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在历史感觉上比较迟钝，这也是自明治以来日本的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贫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3)在战争期间，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能科学地、有区分地把握国家的概念，因此未能阻止法西斯主义。

在具体分析上述问题的时候，其实加藤周一先生一直立足于两点，即“混合文化”和“现世主义一现在主义”的分析观点。

本书由彭曦、邬晓研合译。邬晓研翻译了“日本的艺术风土”、“从外部看到的日本”、“关于天皇制”、“关于知识分子”、“战争与知识分子”五篇文章，彭曦翻译了其余三篇并校译了邬晓研翻译的部分。

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异宾教授，以及南京大学出版社金鑫荣主任，他们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

译 者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