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者(从富兰克林比尔·盖茨到爱因斯坦和伍迪·艾伦)》是《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时代周刊》前总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经典之作 。

本书选取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多位美国式英雄，包括富兰克林、里根、比尔·盖茨、爱因斯坦、伍迪·艾伦等。通过对他们的精彩描述，突出显示了是什么在推动美国前进，支撑其成为强大的国家。

传奇再现历史创造者，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和它经历的时代。

《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曾说过：“若要描述历史，就应着眼于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物。”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从现场记者到《时代周刊》总编辑，最后出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总裁，这么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赋予他最敏锐的观察力和讲名人故事的能力。

《创造者(从富兰克林比尔·盖茨到爱因斯坦和伍迪·艾伦)》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美国历史，并将推动历史的传奇人物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解读。他们中有人因为强硬而立命，有人因善于妥协而开创历史，有人让思想穿越万物，还有人坚信“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有人认定“心性使然”。

艾萨克森并未拘泥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而是撷取了他们生活中的片段，巧妙地揭示他们个性中的不同方面，呈现其他传记作家所无法挖掘的人物层次感。他指引我们透过这些个人成就，认识创造、改变、未来的含义，展示美国这个国家的独创性、坚韧的力量和智慧。

引言 我眼中的写作生活

第一章 美国开国元勋

 富兰克林及其领导艺术

 国父们眼中的神

 对人类舆论的尊重

 最佳配角

 微妙的平衡

第二章 治国者

 聪明绝顶的麦克乔治·邦迪

 基辛格及其现实主义的由来

 他回来了

 重新评价基辛格

 詹姆斯·贝克是智者吗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战争

 科林·鲍威尔：优秀的战士

 乔治·特尼特：迎合他人

第三章 美苏新纪元

 我们又见面了

 戈尔巴乔夫的挑战

 是的，他是说真的

 弄懂罗尼

第四章 白宫旧主

 希拉里：以牙还牙

 克林顿：矛盾综合体

第五章 怀有敬畏之心的反抗者

 爱因斯坦的上帝观

 质疑权威

 心怀好奇：重新看待科学

 原子弹：不相信爱因斯坦

 最后的探索

第六章 科技时代

 探寻真正的比尔·盖茨

 安德鲁·格鲁夫的激情

 如何改变人类

 我们的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世纪人物：创造历史和未来

第七章 新闻业新闻人的使命

 最保守又最自由

 编辑的感知力

 过于热闹的一生

 回归新闻业的本质

第八章 插曲：新闻业的秘密

 伍迪·艾伦：“心性使然”

第九章 新奥尔良：我的爱

 我的小时候

 如何再创奇迹

后记 收复未来

致谢

比尔·盖茨六年级时，父母断定他需要接受心理咨询。他与母亲玛丽总有冲突。母亲是一个外向的女人，认为儿子应该照她说的去做。盖茨的卧室在地下室，那里一团糟，她几次让他打扫未果，最后放弃了这徒劳的要求。每次母亲叫他上来吃饭，盖茨都置之不理。“你在做什么呢？”她有一次冲着电话分机喊道。

“我在思考。”他喊着回话。

“在思考？”

“是的，妈妈，我在思考。”他狠狠地说，“你从来没有思考过吗？”据盖茨回忆，父母给他请的心理医生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他每次和我聊完之后都会给我弗洛伊德的书看，我那时的确开始对心理学着迷了。”一年的治疗加上一系列的测试之后，那位咨询师得出了结论。他告诉玛丽说，“你的目标无法达成了，你最好适应比尔的状态，因为就算你打他也没有用。”据盖茨的父亲回忆，妻子玛丽很固执也很聪明：“但是她还是转变了态度，接受了与盖茨较真是徒劳的这一现实。”

很多电脑公司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从哈佛辍学后开办微软公司的21年来，41岁的威廉·亨利·盖茨三世（比尔·盖茨全名）曾经击垮过全球许多开发桌面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竞争者。现在他正大胆地致力于将微软由一个软件公司拓展为媒体与内容公司。

在此过程中，盖茨积累了239亿美元（上周五的数据）的财富。1996年微软股票上涨88%意味着他创造了超过109亿美元的票面价值，相当于每天3 000万美元，这使他成了当时的世界首富。但是盖茨的身份远不止于此。他还是当代的爱迪生和福特，一个由技术家转型的企业家，一个承载了数字时代的人。

盖茨的成功源于他的个性：才华横溢（虽然有时会惊世骇俗）、动力十足、好胜心强、热情四射。微软公司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尔·盖茨的个性决定了微软的文化。”他的智力搭档内森·麦沃尔德（Nathan Myhrvold）说。尽管盖茨已经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商业名流，但是他个人对所有人（除了亲密的朋友们）而言，仍然难以捉摸。

盖茨之所以如此神秘莫测，有一部分是天性使然。打开微软界面，在对话框中输入“比尔”，看计算机用语怎么描述它：他有“不可思议的操作能力”和“无线的带宽”，善于“平行操作”和“多任务处理”。看看他的办公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用两台电脑工作，其中一台有4个用于排列来自互联网的大数据的窗口，另一台用于处理上百封电子邮件，将他的思路整理成网的备忘录。他处理数据时极为严谨，会让人觉得他的大脑是数字化的：没有人的粗心和计算机的模糊，数兆二进制脉冲的脑力将输入的数据瞬间转化为正确答案。

“我认为人的智商没有什么特别的。”盖茨在他办公室附近的单排商业区里的一个冷清的印度餐馆吃晚饭时说。他似乎连吃饭时也在做着多项工作；他双手灵活，一顿饭中来回换着手拿叉子，无论用哪只手都能轻松地比比划划或者记笔记。“所有构成认知和情感的脑神经都是以二进制运作的，”他解释道，“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机器上复制大脑的模式。”现实生活是以碳为基础的，电脑是以硅为基础的，但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最终我们能够编码人类基因，在碳基础的系统里复制自然界创造智慧的方法，”他承认这个概念有点惊世骇俗，不过他开玩笑说这也有可能只是骗人的，“这就好比把别人的产品逆向加工以应对挑战一样。”

盖茨对整个宇宙的意义会更大吗？无论是忙碌着还是谈笑着，他都口若

悬河。他挥舞着手，餐馆中回荡着他洪亮的声音。“也许宇宙只是为我而存在呢？这点你也说不准。”这种说法颇具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和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式的幽默嫁接而成的风范。盖茨开玩笑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太走运了。”他开怀大笑，眼睛闪烁着光芒。这可是机器做不到的（我以为是这样）：对其处境自娱自乐，放声大笑，乐在其中。

真的吗？难道人的灵魂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也许是神圣的东西吗？盖茨突然面无表情，声音戛然而止，双手交叉置于腹前，习惯性地前后摇晃起来——他这个怪癖在微软被竞相模仿，开会的时候会议室里就好像围坐着一圈欣喜若狂的不倒翁。最后，盖茨好像是从机器人状态回过神来一般，回答说：“我没有依据，”他继续摇啊摇，“我没有依据。”

寻找灵魂的依据是比尔·盖茨的智力操作系统深处的任务，这项任务对这个大男孩来说也称得上一个挑战。

盖茨的父亲回忆道：“他小的时候常常在摇篮里前后摇啊摇。”和矮小蜷缩的比尔不一样，盖茨的父亲是一个高大魁梧、让人想拥抱的人。他退休前是律师，还住在坐落在西雅图郊区的华盛顿河畔一所通风的房子里，那是比尔·盖茨长大的地方，父亲将他唤作“特雷”。（“特雷”一名来源于“三点的纸牌”，不过现在这位父亲已经习惯被人称作“老比尔”了。）

老比尔说，盖茨的母亲玛丽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善于社交和打理生意，供职于很多学校和机构的理事会，其中包括华盛顿大学、联合劝募协会、美国西部电信和第一洲际银行。1994年，玛丽去世后，西雅图市市政府便以她的名字为通向他们房子的大道命名。

比尔·盖茨的父亲说：“特雷对社交信心不足，我记得他曾为邀请一个女孩参加毕业舞会而焦虑了两个星期，后来被拒绝了。但是玛丽不是这样的，她是社交圈的明星，她可以（很随意地）走进一个房间……”老比尔有着与儿子一样的露齿笑容，一样模糊不清的眼镜后都有一双闪耀着光芒的眼睛。但是现在，就那么一会，他竟然要落泪了。他的脑子不像计算机。他的双臂交叉于胸前，开始轻轻地摇动。

老比尔起身去拿玛丽和她母亲的照片。因为都爱玩牌，每周日一大家人吃过晚饭后，他们会组织玩桥牌、猜词游戏和其他小比赛。“游戏很严肃，”老比尔回忆道，“重点在赢。”

老比尔在房子里漫步，为我指出更多装裱好的儿子的照片：小童子军特雷；特雷与长他一岁的姐姐克里斯蒂（如今是比尔的税务会计）；与小他9岁的妹妹利比（现在住在几个街区外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与老比尔和他的新任妻子米米（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特雷在1994年元旦的夏威夷婚礼上听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的音乐时，拥抱妻子梅琳达。

老比尔说：“他很忙，因此我们不经常见面，但是我们会一起度假。”感恩节是在华盛顿斯波坎市的克里斯蒂家过的，圣诞节时在加州棕榈泉（老比尔和米米在此有住所）打高尔夫。他们主要通过邮件交流。就在今早，他还收到了儿子的一封邮件，特雷在邮件中为父亲生动描述了要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台复印机。

老比尔慢慢地走到一张桌子旁，那里放着他收集的一些暑期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他们和朋友在距此两小时车程的胡德海峡拍摄的，那里有一排名叫“君再来”的出租小屋，每逢暑期，他们都会与朋友去那里度假。那里有篝火晚会、家庭小品，还有盖茨家热衷的竞技小游戏。“周六有网球锦标赛，周日是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包括各种游戏和其他活动。”老比尔回忆道，“比起团体活动，特雷更喜欢个人运动，比如滑雪。”

P148-151

我眼中的写作生活

我曾被邀请为《华盛顿邮报》写一篇名为“写作生活”的文章，这让我颇为犹豫。像我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家都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作家，至少不是那种适合反思“写作生活”的人，记者出身的作家尤其如此认为。我那13岁便成为人气作家的女儿，以她的见识和文学自信一语中的地指出，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记者加传记作者。对此我“供认不讳”。

1974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致力于在中东穿梭外交。在一次执行外交使命时，他在专机上和同行人议论起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时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Golda Meir)等领导人时说道：“作为一个教授，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历史是由很多客观因素推动的。”但他又说：“不过从现实状况看，你会发现很多名人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也一直认为客观因素和人为力量对历史的塑造作用是平分秋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当记者，同时也是一名传记作家。因此，本书的各个章节都与人物相关，将讲述这些人物如何思考，他们为什么极具创造力，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历史的。

我曾在《时代周刊》供职多年。该周刊的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有一条简洁的工作指令：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来讲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总是以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话题或某个事件)的肖像照作为杂志的封面。成为编辑之后，我也尝试模仿他的做法。即使有人让我推倒重来，我也不会放弃这种做法，甚至还会更加郑重其事。有些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指摘《时代周刊》过分突出人物，每逢此时，卢斯都会回应道，《时代周刊》这样做并非首创，《圣经》才是这一做法的鼻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人物故事传递思想、普及价值观和讲述历史的。

我对富于创造力的人物尤为感兴趣。我说的富于创造力不仅指聪明。作为新闻记者，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事实上，聪明人比比皆是，但他们无足轻重。一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富有想象力或者创造力，那是一种跳跃性的思维，是一种能以全新的视角看问题的能力。比如，1905年，欧洲那些最有学问的物理学家试图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无论人们以何种相对速度运动，光波总是匀速传播。瑞典伯尔尼专利局的一名普通职员凭借自己在脑海中设想的实验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光保持匀速运动，但随着人们运动状态的不同，运动时间并不相等。正如爱因斯坦后来指出的那样，“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我见到的第一位真正作家是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沃克·珀西(Walker Percy)。他的两部作品《看电影的人》(The Moviegoer)和《最后的绅士》(The Last Gentleman)都快被我翻烂了，但每次重读时，作者高深的哲思和昔日的风采总会使我肃然起敬。他住在伯格湾边上，那是一条像河湾的河流，河水缓缓流经我的家乡新奥尔良的庞恰特雷恩湖。我的朋友托马斯是沃克的侄子，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这群小孩的“沃克叔叔”。我们常去他那儿钓鱼，去抓正在晒太阳的海龟，用水橇滑行，或者与他的女儿安打趣玩闹。当时我们还不清楚沃克叔叔究竟是做什么的。他曾经学过医，但从未给人看过病。其实他每天都宅在家里工作。安说他是一名作家，但直到他的第一本书《看电影的人》得到认可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写作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和当医生、渔民或者工程师没什么两样。

沃克是一位非常温和的绅士，他面色平静，仿佛看破红尘，眼睛却总是在微笑。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待在一起，追问他当作家是什么感觉。他给我看他自己尚未出版的文章，我全神贯注地读着那些文章，而他则在一旁小口饮着波旁酒，似乎对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感到很开心。后来我注意到他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更确切地说，那些小说传达了许多玄妙的宗教信息。不过，当我要他阐释个中含义时，他却总是笑着拒绝。他说，路易斯安那州出两种人，一种是传教士，另一种是作家，还是当作家比较好。

这句话也成了我当作家的准则。我生来就不是什么评论家或者传教士。虽然我有很多想法，但我自己从不确定那些想法是否正确。《圣经》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假借人物之手说教的力量，它还告诉我们讲述(即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魅力。不管怎样，毕竟《圣经》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开头：“起初……”与那些乏味的说教章节相比，《圣经》里面的寓言、叙事和故事有意思多了。

……

最初，我们还考虑要不要让用户为这种特权埋单，但在我们提出网上横幅广告这个想法时，麦迪逊大街上那些年轻的业务代表马上就提着巨额现金蜂拥而至，纷纷表示乐意根据我们吸引到的人数支付相应的广告费。于是我们相信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魔咒，即“信息应该免费，因为当今社会信息复制和发行已变得轻而易举了”，却忽视了他的下一句话，“信息要收费，因为在信息时代，没有什么比时机适当的准确消息更值钱的了”。他这个概念的两个部分互为矛盾，我们还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

新技术为这种所谓的写作生活提供了很多精彩的可能性。比如，我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Kindle或索尼电子阅读器这样的电子阅读设备制作出来，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字与音乐、图像和声音整合在一起。我认为新闻业在这个数字国度里也能繁荣发展。公民记者和博客将极大丰富新闻内容，而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则可以从各种新技术中受益。即便是旧式打印技术也可以惠及人类生活。不管怎样，纸张是一种很好的信息储存、提取、发行和阅读的方式。想象一下，如果400年来人类一直把所有信息储存在荧屏上，那么某一天，当一位现代古腾堡式的人把那些文字和图像导出来，并将之印刷在设计精美的纸张上时，我们就能在浴缸中、汽车里或者后院中随时随地阅读文字了，那时，我们就会宣称纸张是一种极好的技术发明，甚至将来会代替互联网。退一万步讲，我认为作为信息发布的电子形式的补充，纸张既讨人喜爱，又十分方便，因而有着持久的竞争优势。

但不管未来怎么发展，我们都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那些作家(还有影视、音乐、应用程序和新闻等可数字化领域的创作人)将如何在这样一个数字信息免费复制的时代里生存下去呢？这就是我在考虑所谓的写作生涯时最大的顾虑；我希望继续我的写作生涯，也希望我的女儿和未来的几代人也能继续这种写作生活。

自从史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在英国创立以来，300多年来那些从事创作的人就一直处在一种制度的保护之下。在这种制度下，写书、作文、谱曲、摄影的人都有权从他们的作品传播中获利。基于这项版权制度，300多年来，我们鼓励和奖赏了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使得人才的智慧财富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这项制度还使各种各样的人——从沃克·珀西到我本人——可以靠这种所谓的写作生活谋生。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也有机会享受这种愉悦。

收复未来

最后一次见沃克·珀西时，我跟他讨论了飓风。那是1988年8月，正值暴风雨多发的季节。我南下新奥尔良，因为共和党人正在那召开全体会议。珀西委婉地告诉我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请我去看望他。在一个周二上午，估计应该没什么新闻，于是我偷偷溜出《时代周刊》在共和党全体大会的工作区，沿着庞恰特雷恩湖(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东南一湖，位于新奥尔良以北)堤道驱车前往他的住所。

我们一起午餐，吃着猪头肉冻，喝着波旁酒，席间他提出了一个理论：飓风即将来袭之前是人们最开心的时刻。他解释道，当你日复一日过着单调平凡的生活时，就会患上一种被称为“倦怠”的小病，那是一种游离在外的绝望，觉得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也不与世上其他人有任何交集。你被隔离，被孤立。但是，如果飓风即将来袭，就不是这种情况了!所有人都变得专注起来，而且紧密相连，置身其中。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也会去做。但当大水退去、大地开始复原之后，那种倦怠之感又会悄然而至。

那天我下午3点才回去。上了堤道后，我打开收音机，才知道乔治·布什挑选了丹·奎尔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当时我是《时代周刊》的国内新闻编辑，因而同事们正四处找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我因为没有事先告诉我的上司去了哪里而身陷麻烦，但我没有后悔，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沃克·珀西。

我想，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是珀西理论的一个反例。它的破坏如此巨大以至于即便大水退去多年后，那种隔离和倦怠之感仍未回来。事实上，卡特里娜飓风使生活在新奥尔良的人们置身其中，并相互联系。危难过后是敏锐的创造力，同甘共苦的经历培养了人们的集体感。这个城市仍然充满诱人的挑战，吸引着来自这个国家各地的年轻人，以躲开倦怠感和每曰单调平凡的生活。

我在拿破仑大街一个叫布罗德莫的居民区长大。那是一个多种族混居地区，位于新奥尔良的中心。这里种族融合的情况类似于新奥尔良的其他地区：白人和黑人住在同一街区，但到了晚上，他们各自去不同的街角酒吧——经常是在街道的两端。黑人酒吧外面挂着一个杰克斯啤酒的巨大招牌，而白人滔吧则打着迪克西啤酒的广告。在我待过的其他地方，比如波士顿、亚特兰大、华盛顿和费城，那里的上层阶级倾向于认为自己摆脱了种族偏见，事实也普遍如此，他们的邻居却总有一种种族和阶级隔绝之感。种族混居区既有摩擦又有友谊——这样的地方为数不多，而新奥尔良老城区是其中之一。

我仍旧记得自己第一次意识到“种族”这个概念时的情景。当时我6岁，和堂兄艾伦还有他家的黑人女管家及其儿子走在奥杜邦公园里。艾伦想去公园里坐旋转木马。突然，我想起了那个旋转木马门上的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白人专用”。在那之前我从没有认真想过那是什么意思，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试着说服其他人不去玩旋转木马，但没有成功。到那之后，我们看到了那块指示牌，知道自己不能进去。有好一会儿，我们都默不作声，一动不动。那时的痛苦至今仍困扰着我。

我越来越相信，由这个小镇种族多样性而产生的文化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诸如布罗德莫街区、崔迷街区、中心城、马里尼街区和爱尔兰海峡街等种族混居的居民区触发的触电般的兴奋感——是创造力的来源。我家附近的瓦朗斯街上有一个私人酒吧瓦伦西亚，那里是年轻白人预科生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历史悠久的黑人家族和有色克里奥尔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内维尔兄弟——他们把一首乡土音乐取名为“新奥尔良”。长大后我们不再去瓦伦西亚，而是去真正的酒吧。我们去了密西西比河旁边的拿破仑大街上的提皮提纳酒吧，那里是诸如内维尔兄弟、约翰先生、长发教授(Professor Longhair)和钢琴师艾伦·托塞恩特(Allen Toussaint)等新奥尔良乡土音乐大师的殿堂。

我们还经常去切平透拉斯街的F&M Patio酒吧。一天晚上，我们花了好多钱去听著名爵士乐歌手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演唱会。演唱会上聚集了新奥尔良人，种族混杂，热情洋溢。唱到第二首歌时，我的朋友斯坦芬妮．布鲁诺小声告诉我：“那不是艾瑞莎·富兰克林。”我没理会她。过了一会儿，斯坦芬妮用更大的声音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于是，我悄悄走开了。很快，斯坦芬妮开始对周围所有人宣扬她的观点。随即人们开始嘀咕。“那个白人女孩说的没错，”人群中有人这样喊道，“那不是艾瑞莎。”突然那个歌手急忙跑下舞台。原来是这个场地的租户设下的骗局。但我们最终未能把钱要回来。

……

技术和媒体可能恶化或改善这种部落主义。有了这么多信息，一些人可能倾向于把自己封闭在由与自己思想相近的人组成的意识碉堡里。他们守着自己喜欢的电台，找出那些强化自己偏见的新闻主持人的节目，或者潜伏在与志同道合之人共享的博客圈子里。但在另一方面，好的叙述故事可以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激发共有的情感和根本价值观。正如沃克·珀西所说的，只要对隔绝和疏远做出诊断，就有利于医治它们。故事叙述和新闻业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共同的立场——我早期的英雄之一安东尼·卢卡斯(J．Anthony Lukas)就根据波士顿废除种族歧视斗争而给他的一本书命名。这正如我们这个国家最早建立的城镇都有一个下院，背景迥异的人们可以在那儿一起探讨问题、交换理想。

本杰明·富兰克林对美国的最大贡献是，他对跨越部落主义、提倡多元化的重要性的强调。他逃出极具排他性的波士顿清教原教旨主义而来到费城。(当时如果质疑占上风的正教就意味着要被迫搬出波士顿到罗德岛或者其他地方居住。)在那里，不同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的人学习如何相处。在他的一生中，富兰克林为费城的每一处教堂捐过建设基金。有一次，费城正在建设一座会堂以收留巡回传教士。富兰克林写了一纸公文以募集资金，宣称：“即便是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司派出教士给我们传教，他也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布道坛。”临死之前，他已经是费城首个犹太教会会堂的最大捐赠者。所以在他去世时，为他送葬的不仅是他的牧师，而是费城全部35名牧师、传教士、神父和犹太拉比一起为他送行。同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歌颂了那种丰富了这个社会令人愉快的多元创造力。那种情感见诸于我们的叙述故事，也体现在他的歌里，比如《西域蓝调》(West End Blues)和《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超越部落主义、强化种族多样性的社会纽带是我们今天的一大挑战，此事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在写这本书时，我认为那些追求写作生活的人还是有一席之地的，而且我希望将来也是如此。我相信，好的叙述报道和文章通过讲述故事——那些故事与我们相关，并能激发出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和情感——使我们回归共有的人性。在最佳的状态下，通过富兰克林式的鼓励我们欢迎不同的思想所带来的欢乐，以及阿姆斯特朗式的敲响能引起我们共鸣的乐章，它们还能帮我们找到共同的立场。

令人叹服的作品！生动再现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科克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