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的通俗文学，由于其思想观念和文学形式总体上是传统型的，所以一向被视为“旧”文学；而且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五四”新文学对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的激烈斗争。因此，人们论及此一时期的文学时，往往把“新”“旧”之别等同于“优”“劣”之别；又往往只注目于二者对峙、争斗的一面，而忽略了因为共处于相同时空和相同的民族文化统一体中，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乃至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补充、转化的一面，而上述情况，至少在民国时期通俗小说的优秀或较优秀部份中，是确然存在的。

本书即试图从这样的角度，对王度庐先生的小说艺术，作一较为系统的初步考察。

王度庐，原名葆祥，字霄羽，出生于北京贫困旗人家庭。七岁父亲弃养，家中还有母亲、未出嫁的老姑母、年幼的姐姐、遗腹所生的弟弟和一位叔祖父。全家靠母亲缝补浆洗、为人帮佣，叔祖摆摊卖花生、糖果维持生计；姐姐稍长，即能做绣活，替裁缝铺钉纽扣，贴补家用。

度庐先生以其“悲剧侠情小说”之成就，而被誉为“我国北方武坛巨擘之一”，然其社会言情小说亦颇精彩。若不拘泥于时序，而从创作思维内部结构层次的角度加以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似可视为悲剧侠情小说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前者题材均属“现在时”；笔者已见诸作，除《海上红霞》写青岛外，其他社会言情说部皆以作者最熟悉的北平为背景；所叙故事、人物，多直接得自作者实生活之体验，更为直接地反映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感受，时时可见创作主体的“写实性投入”。相比之下，其悲剧侠情小说则是上述诸因素的“象征性升华”。度庐先生所撰社会言情说部多系爱情悲剧，可读性强。度庐先生比较优秀的侠情小说，皆以江湖争斗为背景，展现武功高强的侠士、侠女的恩仇情怨；每能熔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悲剧于一炉，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使“悲剧侠情小说”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类型，在展示人性的深度和悲剧美感追求方面，开拓了新颖的境界。

往事如烟(代序)

困顿与奔波

 旗下子弟

 艰苦自学

 相濡以沫

 饥驱远游

海滨“度庐”

 兄弟青岛话别

 沙滩上的沉思

 《河岳游侠传》

“鹤一铁五部曲”的诞生

 成名之作——《宝剑金钗记》

 从《剑气珠光录》到《铁骑银瓶传》 

 “鹤一铁五部曲”的地位和意义

对仇恨的惩罚——《鹤惊昆仑》

 不全无辜的无辜者

 隐含“否定”的正义性

 爱情失败了，它又胜利了

挣扎于情义之问——《宝剑金钗》

 悲惨的选择，未尝不崇高

 “这个领域属于心理剧”

 “名士气”及其“矫情”

“江湖”不讲“理”——《剑气珠光》

 写作策略之瑕疵

 性格逻辑的悖离

生命力的飞跃和突进——《卧虎藏龙》

 八方受敌的玉娇龙

 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生龙活虎的“闾巷之侠”

 附论电影的二度创作

亲子情，生死别——《铁骑银瓶》

 “通则浅，隔则深”

 雪山皑皑映悲情

“左右开弓”的写作生涯

 “霄羽”也在青岛“现身”——《落絮飘香》

 京华月色照愁人——《古城新月》

 风魔了青岛女学生——从《海上虹霞》到《寒梅曲》

 附：王度庐作品连载情况一览表

揭破“金权”、“男权”话语

 告别“英雄时代”

 超越“父子冲突”

 女性的“男权话语”

 作者的“身影”

故都沧桑京华风习

 追寻清朝帝京

 实写民国古城

 故事里的风俗画

 小说中之皮黄声

 附：《落絮飘香》等七部作品中的京剧剧目统计表

有了名气之后

 “假王度庐”的故事

 青岛生活一斑

 后期作品概况

诠释野史稗说

 野史纷纭传“八侠”——《雍正与年羹尧》之一

 旧传说的新阐释——《雍正与年羹尧》之二

 别具一格的复仇故事——《紫电青霜》

 鞭笞兵、匪、官、绅——《春秋戟》

 富有象征性的主题——《宝刀飞》

 有关和坤的故事——《金刚王宝剑》

新鲜笔意的呈现

 喜剧精神——《洛阳豪客》

 新型性格——《风雨双龙剑》

叙述艺术的演进

 从《绣带银镖》《紫凤镖》《燕市侠伶》说起

 继承传统，汲取新潮

 “京片儿”与“细民声口”

桃李岂无言

 一所美丽的学校

 语文组的“活字典”

 狷者有所不为

 慈爱的父亲

 大树下的恬然

 静悄悄的诀别

青史应留名

 “雅”、“俗”与“通俗”

 成见应该破除

 不可或缺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王度庐作品连载文本原件选录

后记

“通则浅，隔则深"

《铁骑银瓶》里的玉娇龙之死和罗小虎之死，可以视为两个既互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悲剧结构。

在玉娇龙与韩铁芳生离死别的故事结构中，作者虽然设置了锄恶扶弱的江湖争斗等冲突，但是真正具有悲剧性的冲突，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与善的冲突，而是母子的天伦关系与这一关系之不能得以相认的冲突。这一冲突，完全是在人物的心灵之中展开的。

母子之情出于天性，这种天伦之情的交流本来应该是毫无障碍的。然而，玉娇龙与韩铁芳母子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交流，从一开始便面临一重又一重的阻隔。交流与阻隔的矛盾，构成了他们母子之情的特殊形态。

韩铁芳散尽百万家财，西行寻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仅从养母秦氏口中得知自己的“母亲”原是一位被祁连山匪首霸占的姓方的官太太。玉娇龙女扮男装东行，则是因为自知病人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她重入江湖，欲向李慕白索还九华全书；她更有一个一直没有对铁芳公开的东行目的，则是查访亲生骨肉的下落，并使养女春雪瓶得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伴侣。之所以不公开，是因为她绝对料想不到，竟然会与十九年前刚出生便被人换走、至今音信全无的亲生骨肉萍水相逢。然而，料想不到的事情，却鬼使神差般地发生了。

当他们相遇之时，在玉娇龙的眼里，韩铁芳是位武艺一般，却敢路见不平、拔刀主持正义、锄恶扶弱的少年侠客。尽管他长得有点儿像罗小虎、正好十九岁、曾经自称姓“方”等情节挑起过她的疑心，但经盘问铁芳的出身、师门之后，似乎那些情节都是出于巧合。她不敢往那个揪心的方向追究，但她喜欢这个青年人，喜欢他的侠义心肠和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韩铁芳作为富家公子而舍财出走、闯荡江湖的行动，还令她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所以，她关心这位年轻人，规劝他多做侠义之事，但要少伤人……玉娇龙还把自己那位远在新疆的“相依为命的人”托付给这位少年侠客，希望他们远离丑恶，终身相守……

在韩铁芳眼里，这个脾气暴躁的“前辈”是位奇特人物。“他”形销骨立却容貌清秀，重病缠身、咳声有如“铜钟”而武功卓绝。在自己面临大敌时“他”一再出手相助，但行踪诡秘，有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尾。韩铁芳曾经推想：这病侠定是一位隐姓埋名的江湖知名人物，也许就是李慕白……不料这种推想竞惹得“病侠”大为生气。

此时，母子二人的关系纯属忘年的“道义之交”，但是，其问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在时时涌动。当“病侠”咳得喘不过气、韩铁芳为“他”轻轻地捶背时，“他像伺候父亲或母亲那样地恭谨”。当韩铁芳和“病侠”在客店再次相遇交谈时，作者又这样描写他的心理感受——

说完了，觉得心里还像是有许多话，但是不知应当怎样说出口，他转身，轻轻开了屋门，走到院中，才走了两步，却又站住发呆。此时那屋里的咳嗽声仍是甚紧。韩铁芳心里就想着：这样的一位盖世奇侠，竞为病魔所困扰，实在是可怜可惜。他不禁长叹了一声，就低着头走回自己屋里，在屋中他不是来回地走着，就是站着发呆，那屋里的病人，实在是时时叫他挂念，记得只有在他母亲秦氏病殁之前，他的心里确曾有过这种凄惨的情形。

外面，二更敲过了又敲三更，室中的那盏油灯越来越暗淡，韩铁芳这才掩门熄灯就寝。他本来已经很疲乏了，一躺下便要睡着，但是那屋里的咳嗽之声，却又如一条线，牵在他的精神上，那边一动，这边就立刻惊醒……

这是一种根于母子天性的心灵感应。然而，这种天性的流露，在韩铁芳一方，却一直只能停留于潜意识层次。作者设定的情境是：此时玉娇龙已得到不少根据，可以怀疑面前这位年轻人即为自己的儿子；韩铁芳却除了曾经疑心面前这位“前辈”或许属于女性之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他”竟会是自己的生母。而且，主要由于韩铁芳不肯透露自己和方太太的“母子”关系(他认为“母亲”被匪首霸占是十分屈辱的事)，所以玉娇龙的怀疑也还一直得不到进一步的印证。

这几层阻隔，使得母子天性不得不以“忘年”的形态，渗透在“道义之交”里表现出来。在韩铁芳这一方面，尤其觉得“病侠”的许多话语都“暖昧不明”，似乎既有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对少年气盛的忏悔，对某些骗人、害人者的痛恨，又有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极大苦痛……但是，韩铁芳弄不清楚这些话语背后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潜台词”。至于病侠所说那位“相依为命的人”，铁芳认为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小伙子，因此他又犯了一个不完全存心要犯的错误——隐瞒了自己失败的婚姻，这就埋下了后来他与春雪瓶之间的“阻隔”，延长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过程。

玉娇龙和韩铁芳之间的这些阻隔，既增强了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丰富了人物的情感内涵，又加深了人物——特别是玉娇龙心灵深处的痛苦。

这些阻隔，还使人物的天伦之情常常与一种“超天伦”的“泛爱”品性合而为一，因为它是在彼此不曾确认血缘关系的情境下流露出来的。其实，在《铁骑银瓶》的第一回里，玉娇龙这种宽厚的母性和母爱便已得到充分的展示。叙及玉娇龙怀抱女婴，冒雪追赶方二太太时，作者写道：

此时她是向东走去，意欲追赶上方二太太的车，将自己亲生的儿子换回，但这小孩藏在自己的怀里也不哭了，直用小脸儿拱奶，她的小身子倒很暖和，脾气倒很乖。玉娇龙用一条绸带将她系在腰上，所以小女孩藏在怀中掉不下来。她腾出双手来，一手挽住缰绳，一手挥着皮鞭，款款地往灰茫茫的前途走去。

她现在的心，仿佛极容易发软似的，即使立时将那群贼人追上，他们若不动手，她也不愿多杀伤人，她只想将那方二太太主仆救出，将小孩换回来就是。她感到做母亲的生了个小孩儿不容易，因此融化了她一向骄傲狠辣的性情，更忏悔她过去所做的事。

生命的创造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竟使这位曾对生命的毁灭熟视无睹的女侠大彻大悟。这是玉娇龙的“生命意志”的升华，升华为博大的母爱。亲子之情，人皆有之，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以人之父母为我之父母，以人之子女为我之子女”。由此反观玉娇龙、韩铁芳的忘年之交，反观他们那种受“阻隔”的天性之流露，在人性论的高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玉娇龙、韩铁芳故事的“转折”，产生在玉娇龙发现韩铁芳随身珍藏的一角红罗——那是当年秦氏从玉娇龙的红罗衣上剪下，塞在铁芳襁褓里，后来又亲手交给他的认母表记。这一表记的发现，加以韩铁芳透露了方二太太的存在，使玉娇龙得以完全确认母子关系。但是，她又克制住向铁芳挑明这一关系的冲动：诸多因素之中，最重要的一条，当是因为她所保存的那件缺角的红罗衣不在身边。所以，她准备与铁芳到达新疆之后，再当着春雪瓶的面揭示一切。玉娇龙的克制，成为母子之间一层新的阻隔。此时，母为“知”者，子为“不知”者。“知”与“不知”的矛盾，使人物的性格和心灵撞击出了更为耀眼的火花。

由于在途中偶然得到与罗小虎有关的信息等原因，韩铁芳对“病侠”某些暧昧不明的言语有所“破译”，他越来越觉得这位前辈与玉娇龙有密切关系，而“十九年前祁连山的风雪之中的那件事决不就是那样简单”。然而，“病侠”时时对他表现出的母性的关切仍令他困惑不解。另一方面，他的一些言语似乎也令“病侠”感慨万分。例如，当他承认“母亲”就是被匪首掳去的方二太太时——

病侠说：“我看你对于你那没志气的母亲，也不必怎么念挂她了！”韩铁芳摇头说：“那怎可以？乌鸦尚且反哺，羔羊尚且跪乳，为人岂能忘了他的母亲？莫说我母亲还是不幸落于贼手，就是她真的是盗妇，难道我还能不认她？”

病侠听了，突然变色，嘴唇有点动，仿佛要说话似的，可是没有说出来。韩铁芳又说：“儿子对于母亲，应当原谅母亲的难处，除非是私生孩子没法相认，否则无论如何，儿子也得见见他的母亲的，即使别人晓得了，也不能够笑话！”

病侠的脸色忽又一变，竞簌簌地落下眼泪来了，说：“你说的话，令我很难受！就这样吧！我们快走到新疆，我命我那个亲近人跟你在一块，你照拂他，他替你报仇。”

这段对话，玉娇龙的内心活动是极其复杂的：她既为儿子的孝心所感动，又因触动了内心的隐痛而苦楚，还为不能将内情和盘托出而揪心。

P88-93

往事如烟(代序)

李丹荃

徐斯年教授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王度庐(霄羽)同在一所中学里工作，那时，徐斯年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朝气勃勃、多才多艺的学生。以后我们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想不到的是，他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来。

霄羽虽然写了几十部小说，并且至今仍有许多读者，但他生前并没有太看重自己写的东西。后来他有了固定的工作，就封笔不写了。不料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在华人聚居的地方，时有他的作品再版或在报刊连载(当然，盗版、抄袭者也有，还有随便改编出版的，有的甚至不署原著者名)。霄羽是个性格内向的文弱书生，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他善良，有同情心，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故土，这可能也是许多读者喜爱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霄羽的作品多写于五六十年前。那时我们寄居在亲戚家中，他很希望能找到一个谋生的工作。一次他去街上闲走，回来后对我说遇见了一个北平的熟人，说有一个刊登连载小说的机会，条件是要写武侠小说。我问他：“你能写吗？”因为他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从未见过他拿刀弄棍，可是他说能写。不久就有了他的笫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当时这部小说颇受好评，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就以写小说为主要生活来源，“混”了十余年。

他还为写武侠小说临时起了个笔名“度庐”，我问他“度”是什幺意思，他说“度”就是“渡”，也许我们靠此能够“混一混”，可以“渡”过这段困苦时期。以后果然如他所料。

霄羽写东西很快，并不十分推敲字句，常常是振笔疾书，数页下来一气呵成，不留底稿，不看二遍，所以文字也时有粗糙的地方。那时生活条件不好，用的稿纸就是自己裁成的十六开白纸，他用一支蘸水钢笔蘸着墨汁竖写，写成一段后，看看差不多够连载几天的，就卷成一卷交差。曾有五六年的时间，他不间断地同时写着两部连载小说，一部武侠，一部言情。现在想来，他如此一部接一部地写，无底稿，也无资料可查，能使写出的故事有读者，而且前后连贯，绝无矛盾，实在不容易。

那时候他身体瘦弱，有很严重的胃病，除伏案写作外，即卧床休息。他不常外出，不应酬，不管家务，不在乎环境嘈杂、孩子吵闹，对物质生活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他总是很平静，可是却写出了不少热闹的故事；他平时话很少，却也塑造出了不少伶牙俐齿的人物。所以我总想，在他称病卧床的时候，在他看似“魂不守舍”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而他的思绪已翱翔在他想像的世界之中了。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王度庐的小说，为此我应感谢李安先生和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我很难设想，如果霄羽能够知道他写的东西在今天还有人喜爱，他会作何感想。

衷心感谢徐斯年教授，感谢所有喜爱王度庐小说的读者。

这部书稿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从2002年2月3日动笔到2003年3月杀青，正好一年零一个月。

李丹荃老师一直关怀、支持我的这项研究课题；动笔之后，小妹王芹和小弟王宏也给了我大力支持，共同提供了许多资料——包括各种原著和连载文本的复印件，订正了不少事实。

提起李老师，我的脑海里总会首先闪出两组“镜头”。

第一组镜头：寒冬的夜晚，我躺在担架上，但并不十分痛苦，所以几个抬担架的同学不免有点儿嘻嘻哈哈。他们都是膀大腰圆的小伙子，其中包括校冰球队的三名主力，因此步速很快。这可苦了旁边的李老师，她手中拿着我的病历，必须走一程再小跑一段才跟得上。我只能顺着眼角的余光，看见她的头巾在冷风里飘拂。——那是高中一年级的事。我本来在一个名叫“四方台”的偏僻农村参加“扫盲”工作，突然腹痛呕吐，直不起腰。村里只有一个兼职兽医，来看了看，说是“‘狼’尾炎”(他大概不知道第一个字应该是“阑”)。时已黄昏，无法送回沈阳，只得躺在炕上听天由命。折腾、翻滚了一夜，居然没有送命。第二天，先坐铁轮大车，再换火车，硬被遣归学校。其实危险期已过，李老师却坚持一定要送医院检查，最好动手术。她不但替我挂号，陪我就诊，还准备履行“家长”职责，在手术文件上签字。结果是：医院没有空闲病床，大夫认为可以采取保守疗法，回校按日打青霉素。我幸而免受一刀之苦，李老师却累得够呛。后来对她提起此事，她说记不得了。这种事，对于我们的“家长老师”，确实也算“稀松平常”。

第二组镜头：夕阳下，昆明湖一碧如洗，万寿山分外静穆。李老师陪我穿过整个颐和园，去赶返城的公交车。其时园中几无游人，处处幽恬空阔。七十多岁的李老师，身体清健，思维敏捷，一路所谈，离不开两个话题：度庐先生和实验中学。——那是1990年夏天，我到蓝靛厂去拜访李老师。告辞时，她一定要送，说顺便也“散散步”。原本约好，她“散步”到颐和园门口为止；不料届时变卦，非要送我上车不可。车开了，老人家还站在那里挥手。

当然，小妹小弟也早已不“小”了。但是，王膺牵着弟弟的小手，在寒假里到宿舍看望我们几个“无家可归者”的情景，至今宛在眼前。那年，全班留校不走的只有四人：我和一位姓杨的同学，是因为家庭都在千里之外；另两位同学是本市人，既想利用假期多用些功，也有陪伴我俩之意。我们把宿舍整理得干干净净。雪光从窗外反射进来，一片明亮洁白。暖气嘶嘶微响，室内温和如春。大家倚床而坐，指点江山，海阔天空；小弟在旁玩着我们自装的单管收音机。老实说，王膺的来访有点出乎意外，因为大家的印象里，这位“生物学家”脾气似乎比较孤僻。这次探望，使我发现他其实很重情谊，只是平时感情不大外露罢了。

这部书稿里，确乎潜伏着我的“实验中学情结”。最先动手的，也正是“桃李岂无言”那一章。我是1953年插入初二十二班的，所以在那一章里，经常取的是初中生的“视角”。

母校帮我找到了李老师。与李老师联络的过程中，我又先后结识了宫以仁、叶洪生、黄汉立、张赣生、周清霖、林保淳诸先生。赣生兄辞世已近九年，他曾以“或书信往来，或促膝长谈”十字描叙这些朋友的关系，而在学术和友情两方面，他们惠我尤多。例如，我撰写的第一篇介绍度庐先生生平、著作的文章，就是洪生先生为《中国时报》向我约稿的；赣生先生曾陪我走访天津市的和平区图书馆，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馆里，居然找到了度庐先生的好几种社会言情小说；现在定居于美国的汉立先生，至今未得谋面，却接连寄赠大量图书资料，提供了极其可贵的援助。

1985年随我去青岛做调研的，是五位当时的硕士研究生：李彬、宋延平、陈子平、张国安君和李廷小姐。他们知道，跟我出差，一般是住不好、吃不好、玩不好的。一个星期多一点儿的时间，要通检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三十四年(1945)的全部《新民报》，只得每人负责一个时段，重点阅读所连载的“霄羽”社会言情小说；档案馆休息时，就走访当时也在青岛的李丹荃老师。工作虽然紧张，还是偷闲去青岛大学附近的一处海湾玩了半天，白浪、沙滩、渔港、海带、螃蟹，令几个年轻人欢乐得好似小孩子。返校之后，大家围坐在我家的地板上，对着录音机轮流“讲故事”，用“接龙”的办法，把度庐先生各部作品的基本情节整理出来。如今，这些作品的单行本大多已经印行，而在那时，却不得不做这样的“笨工作”；然而，这是值得的、也是必需的。这五位研究生，现在都已事业有成。我很怀念他们——特别是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又突然“失踪”的张国安君，不知他现在何处，是否安康。

他们的一位学弟张缮君，则曾代表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虽然稿约后来落空，却催生了动笔撰写这部书稿的愿望；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的沈登恩先生，则促使我将愿望转化为决心和行动。但是，最终决定印行这部书稿的，是苏州大学出版社，没有它的支持，这本小书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为这部书稿提供过帮助的，还有青岛画报社的王铎先生，山东师范大学的韩之友先生，青岛大学的刘增仁先生，苏州大学的刘祥安先生、季进先生等；金振华先生担任本书责任编辑，花费精力不少；南京的孙芸律师，亦曾为此书仗义援手。当年查阅资料，得到青岛市档案馆、苏州市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天津市和平区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诸多协助；以范伯群教授为首的苏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也提供过不少支持。

对于上述师友和单位，均此一并致谢！

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时，曾对《施公案》《彭公案》十分入迷，以至专心摹绘绣像，施以彩色，自赏自玩；还很得意地把一幅黄天霸像寄给大姐，不料写下一个错字，大姐回信道：“黄天‘西朝’是谁呀？”。隔了几十年，再看这两部书，很奇怪当初怎么竟会那样沉溺？可见，确如阐释学者所说：“文本”是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的；现在，我已找不到童年时代自己所“创造”的那种“美学现实”了——它比《施公案》《彭公案》的“实际文本”一定生动得多！度庐先生的著作，距今也有五六十年了，读来并无“隔世”之感；尽管如此，这本小书里所反映的，主要仍是作为读者的“我”的“实现文本”，是“我”心目中的度庐先生及其作品。是焉非焉，期待方家和同好指正。

自家有病自家知，我所遗憾的，首先在于若干资料至今犹未“见底”。

度庐先生的早期作品，只见到一本薄薄的《红绫枕》，是在首都图书馆查到并复印的。倘若能够觅得《小小日报》，再以它为中心扩大范围，通检民国二十年(1931)至二十六年(1937)相关的北京小报(也许还应查一些刊物)，肯定会有所得。这一时期，度庐先生的写作总量不会太少，从《红绫枕》可以看出其文笔已很老练，而且肯定还写过一些其他文章，如能有所发现，至少对研究他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本书在这方面大致还是空白。

青岛市档案馆的《新民报》既然残缺，我们所遗漏的就不单是那几种作品的一部分连载文本，而且不排除还遗漏了其他相关信息的可能——包括“傅俐琳式”的书评等。据说，1985年我们见到的那几张《民治报》，现在已经调不出来了，《金刀玉佩记》究竟是否写完，会不会变成一个永无确证的谜呢？1945年之后的《民言报》据说基本完整，遗憾的是当年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未能过目；既然《雍正与年羹尧》曾在该报连载，则不排除其他作品或亦在此连载过的可能。度庐先生后期作品的确切写作时间，至今大多无法认定，这与我们漏检《民言报》是否有一定关系？——经验证明，只凭单行本版权页上的“初版”年月，往往是并不足以认定写作时间的。对于所见旧版的度庐先生著作单行本，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多数未能复印，只能在书末所附的“主要参考文献”中，就版本情况留一记载。

“左”的思潮和近年来急功近利的“商业风气”(它已全面涌入学术领域)，对学术研究造成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前者的罪孽之一，便是无数史料的毁灭和散失；后者在资料领域的流毒之一，则是信实的出版物越来越少，因而，版本学、校勘学的功夫，必将也在通俗文学研究中变得日益需要。面对上述态势，“个人”的力量真是太渺小了！

本书的其他遗憾，则与作者学养、能力和知识面的局限直接相关。这就不必多做解释了。

徐斯年

2005年3月12日于姑苏杨枝塘

每一部成功的小说，一定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主角。

王度庐的小说里，写得最成功的一个男人，就是李慕白。

王度庐的小说里，写得最失败的一个人，也是李慕白。

王度庐绝不想把李慕白写成一个失败的男人，更绝不想把李慕白写成失意的男人。

可惜王度庐已经不由自主了。

因为李慕白已经脱离了王度庐的控制，因为李慕白在王度庐笔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一个作家能够在他的笔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摘自古龙《写当年武坛风云人物于酒后》

中国国自有武侠小说以来，或尚奇谈、或摭异闻；借古讽今，无所不包。惟以写情之缠绵悱恻，写义之慷慨激烈，而又千回百转，动人心魄者，殆无过于王度庐和以血泪之作。

这就是王度庐小说的艺术魅力：他打破了既往“江湖传奇”(如不肖生)、“奇幻仙侠(如还珠楼主)乃至“武打综艺”(如白羽)各派武侠外在茧衣，而潜入英雄儿女的灵魂深处活动；以近乎白描的“新文艺”笔法来描写侠骨、柔肠、英雄泪，乃自成“悲剧侠情”一大家数。爱恨交织，扣人心弦！

——摘自叶洪生《论剑》

度庐先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他内心深处所尊崇的实际上是新文艺小说，因而他本人或许更重视较贴近新文艺风格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创作。但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的武侠言情小说火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对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有极深远的影响，是他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

——摘自张赣生《<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