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美国社会学者眼中的中国。书中，他将从中国的身体素质、民族性格、生存现状、工业发展、禁烟运动、中国女性、宗教信仰、西部中国和教育方式这九个层面记叙并分析20世纪1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帮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一双慧眼。

大约在1910年，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来到中国，从华南地区到华北地区再到西南地区，用了六个月时间，一路行来一路问，一边感受一边思考，写下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直观感受和理性思考。他从身体素质、民族性格、生存现状、工业发展、禁烟运动、中国女性、宗教信仰、西部中国和教育方式这九个层面记叙并分析了中国社会当时的生活状态，这部访问笔记也被人称为“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

前言

第一章 中国随笔

第二章 身体素质

第三章 民族性格

第四章 生存现状

第五章 工业发展

第六章 禁烟运动

第七章 中国女性

第八章 基督教

第九章 西部中国

第十章 教育方式

编辑后记

近年来，在几个大城市里有了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警察，他们穿着黄色卡其布做的警服，手持警棍在街上巡视。但那些清朝警察从未在骚乱发生时起到应有的作用。广州的士兵给人们的印象总是赤着脚，没精打彩的样子，毫无权威和尊严。

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水桶内泼出的水每天将石级打得湿淋淋的。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澈后再饮用。

城市里也都没有公共照明设施。一到夜晚，街道一片漆黑，没有行人，显得冷落萧条，感觉有些阴森。在使用煤油灯以前，人们常常用蜡烛做的纸灯笼或点燃花生油碗里棉花条做的灯芯照明。因为受到照明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煤油灯的出现给中国人的生活增加了不少便利和欢娱：晚上，人们可以在灯下读书，家人也可以聚在灯下聊天。

可以认为，中国城市的燃料严重缺乏，成捆的干木柴被整齐摆放着作为商品。在广东，许许多多载满木柴的小船沿西江顺流而下，作为薪火运往广州和香港。随着伐木者不断逆流而上进行开伐，那里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干草、树枝、稻草等其他可用作燃料的草木也被充分利用起来，烧炕取暖，同时在炕头的炉壁上煮饭、烘衣。不少穷人家庭为了节约燃料，养成了将大街上卖的熟食作为主食的习惯。所以，在各地城镇流动的小吃摊生意非常兴隆。但我们西方人一直以为大街上出售的食品价格很高，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

在中国内地，一般居民家中没有烟囱，做饭的地方，墙壁总是被炉灶中冲出的烟雾熏得黑乎乎的。由于门窗上都没有玻璃，室外的光线不能充分进入室内，以至于房间内总是暗暗的，但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中国人保持室内亮度的惟一办法是在窗户上贴白纸。室内的地面是由泥土、砖铺成，屋顶是以瓦或茅草为材料铺盖。这不免使人感觉，城里人的生活并不舒适，更谈不上奢侈。在院宅外面，人们很少能看见富人家漂亮的房屋和庭院，它们总是被高高的围墙保护着。此外，除了偶尔能在庙宇中看见一些树木外，并没有见到什么修理得整齐的花园和草地以供老百姓休息和娱乐。

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即使是一些富裕的中国家庭，虽然不乏美丽、漂亮的东西，但往往不够整洁雅致。佣人们对室内的灰尘、蜘蛛网、破损的用具好像视而不见，而主人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在富人的豪宅中，可能收藏着最贵重的瓷器、最漂亮的家具，摆放着精美的刺绣，但这些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内地人的优雅，实在无法与西方的同等阶层相比。

中国人在料理和修理器物方面显得毫不在乎，宁愿造新的也不愿保存好旧的，几乎不遵循“及时一言项九针”的箴言。在保持器物整洁方面，中国人和日本人明显地不同。在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情景：被风吹雨打的用破草席搭着的小船，倾斜着的残墙断壁，庙宇下陷的屋顶，破烂的茅草屋，松散的泥瓦，长满了绿色苔藓的石头路面，凹凸不平，祭坊东倒西歪。而在日本，草屋修理得整整齐齐，墙壁白白净净，屋内明亮洁净，路面平平整整，没有乱堆的垃圾。在环境整洁方面，似乎只有荷兰、法国的诺曼底和英国的一些城市才能和日本相媲美。

在日本的乡村，看不到在中国大多数农村随处可见的情景：成堆的垃圾、粪便、泥坑、倒塌的断壁以及散乱的碎石。在日本，一旦屋顶、墙壁、围栏、水坝、小路等受到损坏，立即就能得到修复。在美国，也只有新英格兰人和美国侨民居住地的环境能与日本相比。1910年8月，日本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洪水，但是日本人在洪水过后整理环境和办事井然有序的作风为世人所称道。  在中国，令外国游客最难忘的是一种不易磨损的蓝棉衣。各地的老百姓一般都身穿深蓝色粗布衣服，质地粗糙、厚实。色彩鲜艳的丝质服装或精致的浅蓝色衣服是大多数中国人节日的盛装。冬天，穷人穿的是厚厚的棉衣，富人穿的是有毛皮的丝棉袄，而西方人穿的是毛料西服。中国人一般不穿毛料服装，因为中国没有大规模养羊，要生产出自给自足的羊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是，他们将棉袄的开口留在侧面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的开在前面。这样，当中国北方遇到强烈无情的西伯利亚寒流袭击时，人们便可以把身体整个儿裹住，不会因中间有一个V型开口而损害稚嫩的喉咙，也不会因、此将前胸暴露在严寒中。西方人在这种时候，就会感到中国人的明智和在生存环境中的自我保护能力。

在中国各地旅行，一路上都能发现，只要有石头的地方，就有一些横跨主干道的纪念性石拱门。这些石拱门就是经过官方同意后建成的闻名遐迩的牌楼，以此纪念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学士的高尚一生。但那些荣立战功的士兵死后却享受不到这样的殊荣。牌楼中门两侧各有一个或两个与中门式样接近的小门。门的造型非常精美。构造牢固的牌楼能够耸立几个世纪。牌楼越建越多，建立这种纪念物是博爱的中国人原始的几种资金消费方式之一。在有些接近城市的路段上，建有很多式样单一的牌楼，单个看起来虽很漂亮，可人们仍会讨厌这种单调的重复。

在华南地区，不少城市里都建有一些六七层高的平顶塔楼，四周有壕沟，塔楼上面有小天窗，它们立于破旧的平房中间，犹如欧洲中世纪城堡中的塔楼。城内有当铺，既可作为贵重物品的保险处，又可作为银行。在大城市中，有行会大厅和外省人建造的会馆，典雅华丽。这些外省人如同1 3世纪在伦敦谋生的比利时佛莱芒人或汉莎商人，深感自己是他乡客。有时，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会馆，我还记得西安有一座颇具气派的富丽堂皇的“三省会馆”，那里聚集了四川、河南、山西的异乡客。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河流被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船特别多，接近于世界上其他地方船只的总数。由于没有好的公路和能够承载重物的牲口，人们不得不利用水路交通，所以河流的价值在中国各地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还拥有世界上从事水上劳动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船民的能力也堪称世界一流。河面上，人力驱动的船只星罗棋布，划桨的人站在甲板的前端。大的船需要十六至十八人划桨，船夫们裸露着上身，一边哼着船歌，一边有节奏地划桨。他们时而顺风而行，时而沿着河岸牵引船只逆水而上。在西南地区，山高水深，河流湍急，由于没有修缮好的纤道，纤夫们只能沿着陡峭的河岸爬行，在岸边的岩石上攀登，沿着狭隘的壁架，缓慢行进，使劲用力，苦不堪言，这似乎也可被称为世界之最。

在南方，失去了土地的人们被迫来到河上，很多贫穷的人在船上或舢舨上安居，成为船民。天晴时，他们会像居住在河两岸、陆地上的人们一样，走出单间房，在船上走走，一副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的样子。在这里，不必担心会遭到地主的解雇，没有雇主来压榨他们，也没有工头要求他们快快干活。在河中、岸边的山坡上，人们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随处都可听到婴儿的呀呀学语声，船只之间的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大人们无休止的谈话声，使人们忘记孤独为何物。由于用水的方便，船上人家都清理得整齐洁净，如同荷兰人家里一样。船户们可以自愿交换他们的邻居、住所、周围环境而不用支付费用。因为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所以他们更自然、更活泼、更随心所欲，即使在贫困中，他们仍不感觉到自己的窘迫，并保持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他们的孩子——水上的流浪儿，智力很早得到了开发。婴儿出生不久，就被父母拴在一个封口的空坛子上，一旦孩子落水，就可以根据坛子在水中的位置将婴儿救起。那些孩子相当于我们西方国家六七岁的儿童那么聪明懂事，刚满周岁的幼儿就懂得如何照料自己，三四岁时可以摆动船桨和撑船的竹竿，他们用黑亮的眼睛观察任何东西，能像意大利人的婴儿那样讨人喜欢地哄走你手中的零钱和食物。

在中国，城市里的人们从来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和农村人断绝来往，尽管每到夜晚就会关上城门。他们顾念在乡下的血亲，决不轻易失去联系。有一段时间，香港的造船和修船业萧条，但这一切并未给失业者带来致命的打击，原因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都分散到了自己的祖籍农村，重操前人的旧业，在故乡继续生存，直到城里的情况好转。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村的大家庭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只是这一待遇与母姓有关的姻亲无法享受，根据传统和感情，人们不允许姻亲长久寄住。同时，那些来自农村的在城里发了财的商人，一般在自己族里的祠堂内记录有关儿子的情况，赞助保养费。在节庆日返回故里，与家人一起分享一年一度的家族盛会，把孩子介绍给左邻右舍，有的还让孩子在祖先居住过的村子度过童年，并寄钱回农村为自己家庭买更多的土地。这样，即使他们日后不在了，他们的孩子们仍能热爱这片土地，珍视与乡亲的关系。所以，那些已经在城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们，还一直保持着与故乡的联系，直到因为洪水或战争等原因致使族人灭绝为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城市，并不是真正的市民社会，而是由属于许多不同的小组织的个人拼凑而成的团体。随着城市市政议会的建立，随着公民管理公共事物意识的加强，将有利于培养和创造一种城市的集体精神，并逐渐减弱市民对农村血亲的依恋。

在中国城市的近郊风景区内，埋葬死者的坟墓随处可见，一般葬在家族的墓地里而不是公墓。在广东，基督教学院的校园就涉及了上百个财产转让证明，至今还能看到有些坟墓夹在其中，这些墓地的所有者拒绝出售土地。这么占用土地，影响了城市向外扩展的空间。对于死者，入土之前灵柩通常要在灵堂里停放数月，有的甚至数年，直到风水先生选定风水宝地和良辰吉日才能入土。有的灵柩竟然是用一整段挖空的圆木做成的，而不是用木板拼接而成，这样虔诚又铺张的习俗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植被，而且也使人困惑：不知中国是属于活着的人还是属于死去的人。

P5-11

变动中的中国

认识自己历来是一个难题。最熟悉的有时候正是最说不清楚的，因为，一是毕竟凡事不可都公诸天下，二是自己看着有情有义的筚路蓝缕的成绩，别人看来只像邀功的报表。所以，也才会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美国社会学者E.A.罗斯的这本著作，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帮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一双慧眼。

在对某个事物或某一群人作出客观判断之前，有必要了解真相，也就是明白“是什么”的问题，否则“应该如何”未免纸上谈兵。实证调查是社会学最通用的方法。美国社会学者E.A.罗斯在近一百年前花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旅行访问，写下了他对中国人的直观感受和理性思考。这些内容在今天究竟有没有价值？今天的中国女人不再裹小脚；今天的中国孩子正坐在课堂里听悠扬的歌声随风而起；今天的中国男人不再是单薄秀才；今天的西部正在新发展观的阳光雨露中重新崛起。一百年的沧桑，一白年的成长，中国再不是旧模样。如此说来，遥远的感叹和疑惑就不值得记取了？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今天的中国女人尽管早已摆脱裹小脚的痛苦，但束缚身心的障碍仍没有消除，坚强而美丽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中国孩子的童年比起他们前辈来当然要幸运得多，但“学什么”、“怎么学”这样的老问题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城乡之间平等教育机会的获得还有待时日：今天中国人的身体素质较以往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强健其体魄”的背后，一定要有“文明其精神，，来支撑，而精神文明的工作来日方长今天的西部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他强”、“人强”并不等于“自强”，而要自强，西部还需要解决客观条件方面的许多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由此可见，罗斯书中所写不是和我们无关的残痕印记和前尘往事，而是一直可能活着的回忆。

罗斯的访问笔记总体来说体现了三个基本的原则，即现实与理论双向对照，现实与历史双向对照，同类经验双向对照。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进场者”，他也面临着如何充分进场和保留现场的问题。他基本上没有要求中国政府专门官员陪同，更没有把访问作为某项行政任务层层安排，这样就不容易受某些信息偏好的控制。一路行来一路问，一边感受一边思考。因此，客观性的成分至少是有所保证的。他善于把当下取得的经验与调查前所拥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对照，使经验既是丰富具体的又是高度抽象的，这在有关宗教问题的感受和分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民间信仰的实用性和信仰队伍的不稳定性有深刻分析，“临时抱佛脚”的普遍心态被形象地揭示出来。他还善于在历史演进和独特的人文背景中描述现实社会生活，对底层普通民众的生存疾苦抱有同情心，这在有关抽吸食鸦片的原因分析中起了作用。也许在今天，吸毒涉及的因素远不止贫困，镇痛和麻醉仿佛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这种从社会客观经济发展水平来研究问题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他还善于把在中国访问获得的感受与美国同类情况进行对比，通过差异的展示来说明问题。这在新式教育章节中有很好的例子。总之，罗斯有着较为广阔的比较研究视野，相对客观的描述和分析。当然，话说回来，他有自己作为价值判断者的立场。他是一个理性研究和好奇新鲜的结合体。如果他在访问中国之前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那么调查很有可能变成瞎子摸象而如果理论框架先行，完全忽视好奇者的第一手资料和新鲜眼光，那么调查很可能歪曲事实。只有调查者站在理论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才不至于陷入武断的境地。

书中写到的中国人的诸多毛病，今天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正视历史，更要正视现实，因为现实有对历史相当程度的承袭。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就在现代人自身，传统在本质上就是真正的现在。传统不在古典文献中，不是现代人的身外之物，而是通过自我运动转化成现代人本身存在的东西。所以，埋怨传统不如埋怨自己，抛弃传统不如抛弃自己(旧我)，保存传统不如保存自己，革新传统不如革新自己，转化传统不如转化自己。这个过程实际上不就是我们主体人的现代化进程吗？中国人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化中必须自我承当。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首先应是现代人的生活实践问题而非观念问题，只有现代人达到了能够自我批判的水平，才能比较客观地理解民族自身的传统结构。

但愿看了这本书，你也有“含泪的微笑”，你也会对传统与现代的中国人有新的感悟。

晓凯译者

2004年6月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20世纪中国社会特征，那就是：一切都在变革中；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20世纪初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那是一件难上加难的难事。不过，这件难事被一位叫E.A.罗斯的美国社会学者用一部访问笔记破解了。

大约在1910年，E.A.罗斯不知出于什么缘由，也不知通过什么路径来到中国，从华南地区到华北地区再到西南地区，用了六个月时间，一路行来一路问，一边感受一边思考，写下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直观感受和理性思考。他在这部访问笔记中从九个层面记叙并分析了中国社会当时的生活状态，这九个层面分别是：身体素质、民族性格、生存现状、工业发展、禁烟运动、中国女性、宗教信仰、西部中国和教育方式。

作为美国的社会学者，E.A.罗斯在价值取向上，依然有着一种文化优越感。他过于突出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引领和推动；他看到中国工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后，认为“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必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会对西方造成威胁而担心，这将是我们的孙子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一个问题重重、发展缓慢的中国是不会成为美国的强有力的对手，这是E.A.罗斯在这部访问笔记中流露出的傲慢和优越。

作为社会学者，E.A.罗斯不同于一般旅行者记下自己的见闻，他以社会学者的专业眼光见微知著，在较为广阔的比较研究视野中进行相对客观的描述和分析，他在九个层面上发现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如人口激剧增长，森林滥伐风土流失，企业的低效率，教育方式等等。

一百年的沧桑，一万年的巨变，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中。我们有理由把E.A.罗斯的这本书当作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正视依然存在甚至恶化的问题与难题；我们应有清醒的意识，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问题与难题还需我们来解决！

读完本书，你的感受怎样？请写下你的感受、想法、评论，邮寄给我们。

上海宛平南路187—191号 200030

明君文化工作室(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