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洞悉时代并影响时代之思想者，读懂哈耶克，你才有机会读懂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秋风编著的《漫说哈耶克》深入解读20世纪最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家之精髓，全息呈现哈耶克其人其事其师其友其“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联袂推荐。读懂哈耶克，才有机会读懂这个时代和未来。

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先后任维也纳大学讲师、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等。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但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毕生发表了130篇文章和25本专著，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著有《致命的自负》、《通向奴役之路》、《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物价与生产》、《资本纯理论》、《法律、立法与自由》、《货币的非国家化：共存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分析》等。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也许再没有比哈耶克的思想影响更深远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为中国彻底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终极武器。哈耶克对中国经济学思想，对中国市场导向改革，基本上全部是正面影响。对于正努力走向市场经济和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哈耶克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指导作用。

《漫说哈耶克》作者秋风，长期研究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漫说哈耶克》中，他以时间为经，历史和轶事为纬，用风趣通俗的笔触介绍了哈耶克的老师、朋友、论辩对手和对中国变革产生的影响，不仅让读者从学术和理论方面了解哈耶克，也从他的朋友师长论战等多个角度更深入地认识哈耶克的思想与为人。可以说，《漫说哈耶克》是一本彻底了解哈耶克其人其理论的非常好的作品。

此外，哈耶克的师友和论战对手，都是知名经济学家或学者，叱咤一时，所以读者也能通过《漫说哈耶克》更好地了解20世纪的经济学大师们及其思想。

卷一 哈耶克的老师们

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设计师 3

李嘉图：一位天才的业余经济学家 8

曼彻斯特学派开启自由贸易 13

巴斯夏：一颗辛辣的流星 18

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 27

经济学界的冷漠：米塞斯在美国 33

作为导师的米塞斯 40

见识一下政治家柏克 46

卷二 哈耶克这个人

在自由主义谱系中为哈耶克定位 51

哈耶克：重申自由市场 58

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 63

哈耶克与凯恩斯：朋友与对手 68

哈耶克与朝圣山学社 74

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漫谈 79

思想的力量 85

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戏剧 90

哈耶克与诺贝尔奖 95

哈耶克对金融市场说了些什么 100

我们为什么需要竞争？ 107

工程师、企业家与政治家 113

哈耶克和奥威尔：龟兔赛跑 118

哈耶克的爱与痛 123

卷三 哈耶克的朋友们

自由市场经济学之双城记 135

铅笔的经济学意义 142

经济学家可信吗？ 148

弗里德曼、哈耶克与皮诺切特 153

弗里德曼 印度 数学家心灵 159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多余的？ 164

用实验为市场作证 168

德鲁克笔下的波拉尼家族 174

理性的政治还是自由的政治 178

卷四 哈耶克的论辩对手们

干预主义与经济学家下海 185

经济学辞典与教科书风向的变化 189

萨缪尔森创办的凯恩斯主义加工厂 195

确实是信息不对称，然后呢？ 206

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含义 210

卷五 哈耶克与中国

哈耶克是如何进入中国的 219

为什么罗尔斯在中国没有哈耶克吃香？ 225

哈耶克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42

那一代和这一代 250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257

从哈耶克到《哈耶克传》 265

《哈耶克传》在线访谈实录 270

昨天的异端，今天的信条 282

后记 289

哈耶克与凯恩斯：朋友与对手

如果说凯恩斯是20世纪国家干预论的急先锋，那么，哈耶克就是自由市场的守护神。他们两人的观点分别是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的经典表述。这种局面使一些人误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互不往来的死对头。事实并非如此，哈耶克本人曾专门澄清说：“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是我们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两位对20世纪影响最大——尽管是完全相反的影响——的经济学家的大家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哈耶克第一次遇到凯恩斯是在1928年，那是在伦敦经济周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有报道说，凯恩斯起初以他惯常的态度，试图以强势手段压服这个比他小16岁的年轻人。但是，哈耶克并不买账，立即站了起来，严肃地同他进行论战，并相当有力地为自己的论点做辩护。于是，凯恩斯很认真地看待哈耶克，并从此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了。

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友谊。在经济学上，两人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而在其他方面，却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哈耶克的个人感受是，凯恩斯的举止有点盛气凌人，对年轻人的不同意见会武断地置之不理。不过，要是有人支持他，此后他便会永远尊重此人，即使他与这人意见相左。哈耶克1931年从维也纳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两人便一直有许多机会进行交谈或通信。

尽管个人关系尚算不错，但在公众心目中，哈耶克和凯恩斯则是论敌。1931年，哈耶克刚到伦敦，就跟凯恩斯交上了手。当时的凯恩斯是英国政府一位资深望重的文官，又写过几本非常严肃的经济学论著，所以在学术圈中也极具声望。而哈耶克也因为商业周期、资本理论的研究而在经济学界颇具声望。因此，两人的论战引起了广泛关注。哈耶克—凯恩斯论战也许可算20世纪货币理论中最重要的争论。

论战始于凯恩斯1926年的一篇论文“自由放任的终结”，该文试图在指导当时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揉进干预思想。然而，凯恩斯却被媒体吹捧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没有人认为他在鼓吹通货膨胀和政府干预。

应罗宾斯之约，哈耶克为《经济学》杂志撰文评论凯恩斯的文章。哈耶克用了大量精力撰写分成两部分的评论，第一部分发表于该刊1931年8月号。他自己认为是公正而有效的批评。因为此前，他刚刚完成了对于当时美国几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就业与需求理论的批评，他相信，自己对于该问题有相当透彻的研究，并已经完全解决了该问题。凯恩斯的《货币论》则原封不动地照搬哈耶克认为已经被驳倒了的关于总需求与就业的关系的论断，好像他的批评就不存在似的。所以，哈耶克迅速完成了那篇对凯恩斯的评论，全面驳斥了凯恩斯的主要论点。哈耶克指出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不明白利率和资本结构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然而，凯恩斯并没有善意地看待哈耶克的批评。对于第一篇，凯恩斯的回应是攻击哈耶克的《价格和生产》。然后，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到哈耶克的第二篇批评文章发表的时候，凯恩斯却说，他在这段时间已改变了看法，不再相信他在那本书中所说的话了。大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凯恩斯那本后来广为人知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哈耶克没有起而进行驳斥。哈耶克担心，在自己完成分析之前，他会再次改变看法。不过，哈耶克后来说，他对此十分后悔。是的，如果我们设想哈耶克全面驳斥这本著作，那么，凯恩斯主义还会成为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济学圣经吗？这是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

其实，凯恩斯的善变是出了名的。据说，当丘吉尔在同美国商谈“二战”后世界金融体系时，他写了一封短简寄给凯恩斯称：“我正在接近您的观点。”凯恩斯的回函是：“获知此事非常遗憾，因为我已经在开始改变原来的观点了。”

哈耶克后来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是被政治需要腐蚀了。他著名的口头禅是“从长期看，我们都得死”，这就能很好地说明他如何受制于现时的政治需要。他不再去思考从长远地看何者是可取的。哈耶克的结论是，历史将证明，凯恩斯并不是能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思想的创造者，他的思想只是一种时尚而已。他总是在左右摇摆。哈耶克说：“他总是站在中线上，琢磨现在什么思想正在走俏。”

对于凯恩斯的经典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哈耶克也毫不客气地称为“一部应时之作”，是为了应付当时的货币政策的需要而写的。哈耶克并没有直接批判凯恩斯在《通论》中的思想，而把自己的相当大精力投入于研究资本理论。哈耶克深信，反驳凯恩斯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的关键，隐藏在资本理论中。哈耶克就着手写作他的著作《资本纯理论》，最终却成了他的所有著作中最不为人知的。

哈耶克的这种学术取向与整个经济学界刚好相反。当时，整个学界倒向均衡分析、总量分析，而哈耶克参加的另一场大论战——社会主义核算大论战中，有些经济学家竟然运用均衡分析工具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令哈耶克察觉到他自己也多少具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缺陷，由此，他转向研究知识问题，走上了一条一般经济学家完全陌生的道路，最终形成了论证自由市场原则之正当性的全新观念体系。但在主流经济学和公众眼里，到20世纪30年代末，凯恩斯已经打败了哈耶克。哈耶克丧失了在学术圈和学生中的声望，凯恩斯的经济学如日中天，西方经济学进入了凯恩斯主义时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此后尽管不再风光，但凯恩斯主义仍然风韵犹存。

经济思想史家说，当时的经济思潮向凯恩斯方向的转向，根本不是经济理论争辩的逻辑结论，而是世界基本局势变化的结果。早从19世纪末起，国家干预和政府统制及福利国家的政策就开始滋生，而日益左倾的知识分子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诠释，更令大众丧失了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计划经济和德国国家统制经济建立初期所创造的令人目眩的成就，也对西方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干预巍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哈耶克同凯恩斯著名的辩论，其关键的分歧是：二人对于政府干预的态度不同。不管怎样，当年的凯恩斯自认为自己仍是个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不过，为了维持这个传统，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做出一些妥协，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即由政府提供每人最低限度的维持生计的费用，以使自由社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他主张政府干预的基本依据。哈耶克则说，凯恩斯没有意识到，他偏离自由主义的传统有多远。哈耶克拒绝对自由原则做出任何妥协，因为在他看来，一旦这种权宜之计为国家干预提供了依据并开创了先例，我们就无法划开国家干涉自由和提供福利二者间的界限，无法使国家“到此止步”。这就是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竭力论证的。

后来，哈耶克在进一步探寻凯恩斯及主流经济学的错误的这几年之中，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与凯恩斯及主流经济学分析的分歧，主要不在于任何理论细节上，而在于根本性的方法论分歧。哈耶克质疑“所谓的宏观分析是否正确”。哈耶克承认，从长远观点看，《通论》的主要意义是，它决定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理论暂时的衰落，在这一点上，没有哪本书可以同它媲美。这一点，凯恩斯之后的凯恩斯主义领袖人物萨缪尔森先生是完全同意的。萨缪尔森先生认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在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方法论分歧突出地表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种种宏观经济理论的区别。凯恩斯一开始主要思考的就是各种总量，比如大谈特谈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此后，他又越来越顽固地相信，由于这些平均数和不同的总量是可以统计的，故有理由认为它们至关重要。他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在可计算的总量，如总需求、投资或产出之间，存在着简单而稳定的函数关系，而且这些假定的“不变因素”，具有可以从经验上加以确定的价值，这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预测。哈耶克则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些“函数”会保持不变。哈耶克甚至认为，在凯恩斯之前很久，微观经济学就已经证明了它们不可能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数量甚至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但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相信总量之间的那种精确关系。

到了晚年写作《法、立法与自由》的时候，哈耶克更深刻地揭示了凯恩斯的谬误所在。哈耶克把凯恩斯放到他所批判的理性建构主义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如果现有的规则不合乎“理性”，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将其放弃。哈耶克说，就当代的思想家而言，凯恩斯可以说是对这种思想状态做出最佳描述的一个代表。1938年，凯恩斯曾在一篇题为“我的早期信仰”的演说辞中这样评论35年以前亦即他20岁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状况：“当时，我们根本就不承认我们对遵守一般性规则负有个人义务。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根据每一个个别情势本身的是非曲直对它进行评判，并且认为自己具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所需要的智慧、经验和自制力。这是我们当时信念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持有这种信念的方式是极为粗暴且极富侵略性的，因此对于外部世界来说，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明显的，也是最危险的特征。我们也完全不承认习惯性道德规范、惯例和传统智慧。这就是说，我们是严格意义上的非道德论者……对于那些需要服从或遵守的道德义务和内在约束力，我们也一概不予承认。面对上帝，我们竟宣称我们是裁定自己事务的法官。”在哈耶克看来，一切计划经济、国家干预的教条，都源于这种理性的自负。

当然，作为严肃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分歧并不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势不两立。反而是在争论之后，战争爆发之时，两人的交往最为密切。伦敦经济学院在战争爆发时迁至剑桥，凯恩斯为哈耶克在剑桥找到了一套寓所。到了周末，当他回剑桥休息时，哈耶克同他见面的时间很多，两人从共同感兴趣的历史、珍本书籍、艺术等领域找到了许多乐趣。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两人也不乏共识。“二战”爆发，哈耶克与凯恩斯都立刻认识到，必须设法避免因战争的庞大支出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而他们提出的避免通货膨胀的方案基本相同，实行强迫性的，并在战后偿还的储蓄。他们两人还曾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击他人的批评。

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是这样评论的：“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我发现，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从哲学上，我对此书的论点可谓全盘接受：不仅只是赞同，而且是深表赞同。”

从这一点看，凯恩斯本人似乎并不是个“凯恩斯主义者”了。

后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说凯恩斯晚年已经又准备变了，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观念正在被用来摧毁他心目中的自由。1945年，哈耶克曾经跟凯恩斯一起参加一次会议，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距凯恩斯去世仅三周）。哈耶克问凯恩斯，他是否已经警觉到他的门徒们将如何对待他的思想。他说：“哦，他们都只是些笨蛋，这些思想在30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会再次改变公众舆论的，就像这一次一样。”哈耶克评论说：“我敢肯定，如果他活到战后，他也一定会成为反对通货膨胀的斗士的。”

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曾把思想家、文学家区分为“狐狸”和“刺猬”，哈耶克本人也区分过两种不同的头脑，一种是“自己专业中的大师”，他们聪明过人，无所不知，一种是“困惑型”的思考者，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刻钻研，执拗地沿着自己的思路艰难前行。哈耶克本人说，他可不想和自称无所不知的“狐狸”、“大师”相提并论，他只是一只“只知道一件事的刺猬”，拥有一个困惑的头脑，这颗头脑始终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捍卫自由市场制度？不管外界的政策、社会气氛和学术潮流如何变化，他都坚持自己的这一思考方向；而凯恩斯则是一只聪明绝顶的“狐狸”，对短期的社会经济需求极度敏感，从而成功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决策。

不幸的是，短期的政策却变成了长期的制度，它本身具有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特征。尽管凯恩斯本人晚年似乎不再想做凯恩斯主义者，但凯恩斯主义却成为一种教条，统治经济学界长达30年之久，它越来越成为一种为政府干预张目的理论工具。哈耶克曾经大胆地预言过，一旦我们明白凯恩斯理论依据的方法论基础的缺陷，“凯恩斯主义革命”就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对正确的科学方法的歪曲，曾经遮蔽了前人已经取得的许多重要见解，但在经历了一番痛苦之后，我们终于又找回了它们。

但是，我们找回了吗？

P68-73

这本书稿，在2004年春天就编好了，交给一家出版社，但后来没有出版。

我则投入其他领域的研究，没管这部书稿。电脑更换了好几次，电脑内容反复复制、转存，也从来没有在意这部书稿。

2010年，我加入天则经济所。今年，天则所为庆祝成立20周年而出版丛书。我想到这部书稿，将其翻出来，倒也颇为合适。基本保留原书稿，包括2004年所写的后记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各篇引用了一些文献，但时间久远，也一时难以全部找到确切的出处，能够找到的就予以补充，不能找到的，也就不再补充，敬希读者谅解。好在这是一本“轻学术”之作，旨在与读者一起体认哈耶克这个人，不合严格的学术规范，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

阅读哈耶克，是我治学的入门路径。

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是否接触过哈耶克，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90年代初期，则仔细地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1999年以后，对政治理论兴趣大增，系统阅读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法、立法与自由》，从此，就成了一位铁杆的“哈耶克主义者”（Hayekian）。

顺着哈耶克的学术路径，2001年开始，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撰写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习作，汇集为《为什么是市场》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从2002年开始，与几位朋友一起，学习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与政治理论。从2003年开始，仍然是沿着哈耶克的路向，学习普通法传统的理论与司法制度。

除此之外，近几年所翻译的东西，也大多与哈耶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第一本译著就是我自己在学习哈耶克的过程中随手翻译的一些文章的结集，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初出版的《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一书；同时出版的《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萃》则有哈耶克所写的序言。当时吉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翻译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这是哈耶克编辑的一本书。后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鲁诺·莱奥尼的《自由与法律》，我是经由哈耶克才知道的，并且其理路与晚年哈耶克完全相同。本来我也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7本，其中包括哈耶克的两本，已经翻译完成。不过，由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迟迟无法出版。

当然，我之所以为报刊写作本书所收录的有关哈耶克的文章，则与2003年出版译著《哈耶克传》有关。同时写作的不少文章，因为我关注的是哈耶克，因此也都是围绕着哈耶克来写作的，谈论他的知识前辈们、他的思想同道们以及他所批评的知识对手们。

收入本书的绝大多数文章已在报刊上发表过。因话语的对象是普通读者，因而力求通俗，但我也努力保持思想的连贯性，不因为通俗而丢失思考的逻辑。

当初发表时，文章大多经过删节，这里收录的则是我自己保留在电脑中的原文，因此，与报刊的文字不完全一致。

我自己的思考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回头再看这些文章，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既然是自己曾经的所思所想，能够有机会集中起来，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如果这些浅薄的思考竟然能够引起一部分读者对哈耶克理论的兴趣、对清算欧陆性和重新解读中国古典的兴趣，那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了。

整理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感谢我的妻子，是她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悉心照顾孩子，处理几乎全部家务，使我有时间读书、写作。

我也感谢范亚峰博士、刘海波博士，他们与我坚持不懈的定期讨论，给了我很多思考的灵感。

2004年4月26日于京城月坛北街

2013年4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