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丛书》作者都是新中国资深外交家，其中有从新闻记者走向外交官、足迹遍布五大洲、并为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做了大量艰苦而又充满睿智工作的前驻联邦德国大使王殊；有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转而从事外交工作的前驻印度大使李连庆；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日本、在日本官方与民间广为结交的前驻日大使杨振亚；有在法国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四十年，与从戴高乐到萨科齐等历任总统建立起特殊友谊、经历中法关系曲折历程、终使中法关系峰回路转并进一步加强的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有在中东地区长期工作的时延春大使；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西班牙语专家、从事拉美地区外交工作三十余年的黄志良大使；还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作十七年、见证了从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非洲历史变迁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交往发展历史的江翔大使；有先后在叙利亚、埃及、土耳其任职，亲历了中国与这些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国家重续友好篇章的詹世亮大使等。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60—90年代亲历的非洲风云变幻，非洲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中非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终于挣脱数百年殖民枷锁的非洲，迎来了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的大好机遇。然而美苏争夺、政局动荡、经济落后、内部纷争、灾害严重等等，使非洲的发展道路十分艰难曲折。作者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60—90年代亲历的非洲风云变幻，非洲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中非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序

独立之初的非洲——在马里

“希望的十年”

从中国到非洲的漫长旅途

独立之初的马里

和中国农业专家在马里农村

陪同新华社记者造访非洲未建交国家

团结紧张艰苦创业的使馆生活

接待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

民间艺人做客中国大使馆讲述马里历史

非洲国家独立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刚果(利)事件

非洲走向联合与统一的历程

冷战时期的非洲——在刚果(布)

中国与刚果(布)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冷战时期美苏在刚果河两岸的争夺

全面稳步发展的中非关系

向往社会主义的刚果(布)

在刚果(布)经历军事政变

中刚关系由建交到高潮

新中国第一代

杰出外交家王雨田大使

中国和扎伊尔复交与建交之争

随王雨田大使赴赤道几内亚谈判建交

走进“小人国”的村落

危机中的非洲——在布基纳法索

20世纪80年代处于危机中的非洲

布基纳法索的“八·四革命”

在危机中奋斗的布基纳法索

在农村大树荫下递交国书

桑卡拉——非洲第三代革命领袖

经历孔波雷发动的军事政变

一场不寻常的外交活动

我所知道的卡扎菲劝和内幕

军人四兄弟政权的结束

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中国援建的布基纳法索农业垦区

中国为布基纳法索医疗事业付出的沉重代价

瓦加杜古中餐馆

布基纳法索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大起大落

告别瓦加杜古

动乱的非洲——在几内亚

带着困惑与忧心前往几内亚赴任

非洲陷入多党民主运动的动乱

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利比里亚内战

几内亚由军政权向

民选文官政权的过渡

中国和几内亚悠久稳固的友好关系

中国大

使馆的义卖活动

对几内亚总统孔戴的印象

告别非洲

中国水稻耕种技术与非洲的粗放式耕作

我们水稻专家组的工作地点是塞古省下辖的科隆戈托莫县的一个农村，地处马里中部尼日尔河流域。在马里独立前，这一带是法国在西非的农业垄断公司尼日尔局经营的农业区。我们到达的时候，马里政府正在逐步将尼日尔局在马里的机构与土地收归国有，但行政事务和技术指导仍都由法国人在掌管。

科隆戈托莫县原本是尼日尔局的水稻种植区，法国人在这里种植水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农民的耕作方式仍然是粗放式耕作，水稻种植不经育秧和插秧过程，而是直播。在雨季来临之前将种子撒在地里后就等着收割了，中间既不除草，也不施肥，任其自然，因此农业产量很低。我国农业专家的任务就是要向马里农民传授全套水稻种植技术，从培育秧苗到插秧、中耕除草、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一直到最后收割。这就是说要改变非洲农民传统的粗放耕作方式，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到达农村的第一个星期，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走访了一些村庄，主要是就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并向农民介绍我国的水稻种植技术，重点介绍插秧种植技术的好处。我们觉得，要帮助当地改变其传统的耕作方式，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直播改为插秧。但这很困难，因为非洲农民自古以来一直是采用直播方式种植水稻的，他们头顶一筐稻种，播种时一边走一边用手在筐里抓起一把稻种随手撒在稻田里就行了。这种方式很简单，也不吃力，播种时身不弯腰，脚不沾水。而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特别是插秧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首先要培育秧苗，培育秧苗的秧田的整治要求很高。插秧时，对水稻田的要求也很严格，田面要平整，泥土要松软，田里不能有一根杂草。特别是插秧的劳动强度很大，插秧时脚要泡在水里，还要90度弯腰。这套生产技术对非洲农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我们事先也估计到要在非洲农村推广中国水稻种植技术，特别是插秧技术的难度会比较大，因为要马里农民在短期内改变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耕作方式是不大可能的。但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马里农民对我们的水稻种植技术不仅是不接受，而是非常反感和坚决抵制。

在我们走访农村时，人们对我们来访的意图可能也有所闻，因此有的农村长老就不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作为朋友和兄弟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非常欢迎，要是来推广你们的插秧技术，就请免开尊口。这使我们非常尴尬。回到住地以后，我们就研究为什么这里的农民对插秧如此的反感，我们也同当地的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经过研究和调查，我们了解到并不完全是农民不愿改变他们祖传耕作方式的问题，其中还有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问题。原来，以前法国人在这里推广过插秧技术，当然他们作为殖民者不会先向农民做宣传和说服工作，然后进行示范和逐步推广，而是强迫农民采用插秧种植技术。由于法国人推广不得法，结果农民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是颗粒无收。农民吃了苦头，有了这样的教训，因此很难再接受插秧技术。马里的现实是农村人少地多，平均每户可拥有l至2公顷水稻田，如果要用插秧等精耕细作的种植方法，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需要的劳动力也多，一家人是忙不过来的。此外，非洲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是妇女，而她们一般是不着上衣的，仅在下身围一条长裙，一块布从腰部到脚踝紧紧一裹。这样的穿着干起育苗、插秧等农活就有诸多不便。所以，作为农村中真正农民的妇女尤其反对插秧等耕作技术。

我们还是希望能帮助马里从粗放式耕作逐步走上集约化耕作。但通过走访一些农村，我们认识到马上就在农村推广插秧耕作技术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我们决定先自己种试验田，让农民看到中国的插秧技术能带给他们切实的好处，能提高农业产量和增加他们的收入，待农民看到实际效果后再逐步在农民中间推广。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水稻种植技术培训班，由当地政府选拔10多名稍有文化并能说法语的青年参加培训。我们的农业专家一面讲课，一面带领这批学员和他一起种示范田。农业专家讲课，我当翻译。他到示范田给学员做示范，我一边翻译，一边当他操作示范的助手。在做稻田的平整时，劳动强度很大，不能有一点坑坑洼洼，不允许有一根杂草。为了使稻田的水平面更平，农业专家和我两人抬着一块长木板，将稻田的表面一寸一寸刮平。我们一边作这高强度劳动的示范，一边还要不停地说话，农业专家讲解，我翻译。对于我这样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这样艰苦的劳动还真是一场考验。

通过讲解和实际操作，培训班的学员逐步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除草时能分清秧苗和杂草，稻子成熟后能分清稻谷和稗子。当然这些还只是初步的，要完全掌握技术还要不断实践。这批学员经过培训后将成为在农村中推广水稻种植技术的骨干和技术员。

后来我国政府又向马里赠送了插秧机，并增派了一名传授操作插秧机技术的农业专家，这位专家姓梁，比我还年轻几岁，我们就叫他小梁。这样我们水稻专家组就由两人增加到三人。我们培训班的学员又增加了一项课程，学习操作插秧机。

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向马里农民传授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效果如何呢？可惜我在水稻收割以前就调回使馆了，不知道马里农民兄弟是否最终接受了我们专家传授的水稻种植技术。不过后来我在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工作时，看到这些国家的农民在种植水稻时基本上仍是采用非洲传统的直播方式，少数使用插秧技术的稻田都是外国援助耕种的。

不一样的中国专家

我国派到马里的这四位农业专家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政治思想也很过硬。他们牢记出国前领导的教导，严格遵守我国政府的有关规定，遵守受援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生活上不特殊，只享受和受援国同级技术人员一样的待遇。他们使马里人民看到了新中国专家的形象，他们的工作和日常举止反映着新中国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平等、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新型关系。

中国专家工作勤勤恳恳，处处为马里人民着想，诚心诚意地帮助马里发展农业，因此很快就在工作上取得了成绩，使马里人民切实受益，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好评，也受到了国内的肯定。例如，我们的甘蔗专家唐老，由于他的辛勤劳动，在他的工作地区很快就建起了大片的甘蔗生产基地，为发展马里的制糖工业奠定了基础。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时特地接见了甘蔗专家唐老。后来我听说唐老回国后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马里独立之初，原法国殖民当局的农业技术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都在。我们的农业专家同法国殖民当局的技术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能和马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专家则有着优厚的待遇，带着妻子儿女住在配备有空调的别墅里，按时上下班，生活非常舒适。他们有时也来到田间，但那是坐着车子来的。下了车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指手画脚地交代一番后，即又开着车子扬长而去了。我们的农业专家不带家眷只身来到非洲，住在没有空调、设备简陋的房子里，不仅和马里农民在一起劳动，还常在一起聊天。时间长了，马里人民感觉到中国专家是与西方专家完全不一样的新型专家。因此当地的马里朋友同我们很亲近，家里和村子里有些什么事都愿意跟我们聊聊。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专家和他们所看到的西方专家不一样，因而也引起当地少数人对中国专家的误解，认为中国专家之所以这样甘愿吃苦，是因为在国内找不到工作，是到马里来找饭吃的。这主要是少数有点文化的人的看法，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媒体对新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水稻专家和我就有过一次被误会的经历。那时我们刚到达驻地不久，被安排在一幢两层楼的小旅馆里住。我们俩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房间内没有空调。为我们做饭和服务的是一位50多岁的老厨师，他过去是长期伺候法国人的。正是这位老厨师误会了我们。他看到我们不住别墅而住小旅馆，而且又是两人住一个房间，还同农民一样汗流浃背地在地里劳动，从地里收工回来两腿沾满泥水，因此就认为我们不是Patron(老板)。当地人当时把领导和头头都统称为“老板”。这位老人认为老板是从来不下地干活的，只有下面的人才在田间劳动，因而他对我们的态度就显得不那么热情，服务也比较马虎。有一天早餐时，光给我们喝咖啡不给面包。我们问他为什么没有面包，他漫不经心地说面包房的炉灶坏了。因为我们要下地干活，早上不吃主食是不行的，于是我们便问他能不能做点别的食品给我们吃，他竟回答说没有办法。其实他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为严格执行使馆的规定，我们没有坚持，只喝了一杯咖啡就下田干活去了。由于我们干的是体力活，接近中午时，骄阳似火，这时我就感到饿得都发晕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坐在田边的汽车背后，靠车身挡住阳光的一小块阴凉处休息，熬到中午吃完午饭后才感到体力得以恢复。我们向使馆领导报告了这一情况后，使馆领导对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很关心，立刻让使馆厨师为我们做了一大饼干筒的桃酥。有了这一大筒的桃酥，我们就再也不怕没有面包了。

那位老厨师后来也受到教育而对中国专家刮目相看，不敢再怠慢了。这是因为有一天马里农业部长到我们所在的县城来视察工作，并且特地到我们住的小旅馆看望我们。老厨师看到从首都坐着汽车来的部长都来到这小旅馆拜访这两位中国人，他才明白原来我们这两位中国人并非“等闲之辈”，也应属于Patron(老板)的行列。在这以后，他不仅认真给我们做饭，而且每次我们从地里收工回来，他都笑脸相迎热情服务。

P22-26

在我40年的外交生涯中，17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简称非洲)，8年在欧洲，其余时问在外交部非洲司和西欧司工作。

非洲是我一生工作的主要阵地，而且最后我也是在非洲从外交岗位上退下来的。我曾三次去非洲工作(1961—1964年，1969—1975年，1986—1994年)，三次都逢非洲处于不同的历史转变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非洲，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和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展开的时期，是非洲正充满希望的年代，也是我国外交首次走进非洲和在非洲艰苦开辟外交阵地的年代。我第二次在非洲工作，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这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时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非洲和非洲动荡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逐步排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以及中国和非洲斟家都面临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我国同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在70年代进入了全面稳步的发展时期，我国为非洲国家援建的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如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我第三次在非洲任职，是在冷战结束前后，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80年代非洲面临内外危机，是最困难的年代，而90年代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刻变化，非洲局势异常动乱和非洲人民在动乱中重新觉醒的年代。

我亲眼看到了非洲在这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和剧变。有些历史进程与重大事件，我是身临其境，是与非洲人民一起经历的。

我看到60年代初非洲人民以无比的激情迎接独立和对独立后的前途满怀希望的情景。在这个时期我同时也看到刚果(利)等非洲国家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所遭遇的艰难曲折。我经历了在赖亚力大使等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领导下，我国在非洲开辟外交阵地的难忘岁月。我目睹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在中部非洲的激烈争夺。我在刚果(布)多次遇到惊险的军事政变，看到我国老一代外交家王雨田大使以他过人的智慧与外交艺术，在美苏激烈争夺所引发的动荡与混乱的环境下，在各种政治派别中广交朋友，使我国在政局动荡多变的刚果(布)稳稳站住脚，保持住了刚果(布)这块我国那时在中部非洲唯一的外交阵地。

80年代后半期，西方国家开始迅速发展高科技工业，非洲赖以生存的作为世界原料市场的地位下降，非洲在经济上进入独立后最困难的时期。在政治上，世界社会主义正处低潮与变革时期，苏联走向衰落，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此外，国际政治格局正在深刻转变，非洲在政治上有很深重的失落感。我以无比同情的心情目睹了那时仍向社会主义方向寻求出路的布基纳法索的艰难与无奈。我在那里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

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我在几内亚期间是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我目睹了非洲在这期间所经受的冲击和动乱；经历了非洲多党民主运动的全过程，看到了非洲在80年代末东欧政治形势剧变的冲击下，多党民主风潮在90年代初席卷非洲，不少非洲国家陷入激烈动乱，甚至内战与瘫痪。然而，最终我看到非洲人民在动乱所造成的苦难中重新觉醒，痛苦的经验教训使非洲人民重新认识到非洲的当务之急与根本任务是稳定与发展。在这场非洲多党民主运动中，我还从几内亚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看到了非洲刚毅独立的个性与传统。

人老易忆往事，退休以后我时常回忆起外交生涯中的那一幕幕，最令我难忘的是在非洲度过的这17年不平凡岁月。我重温了在非洲的经历与见闻，再次思考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初到非洲时，我对非洲充满好奇心，见到新鲜事爱写点观感。后来我在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任职期间，开始记一点工作日志。每当深夜，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外交活动后，在静静的灯光下，将白天的重要见闻记录下来。退休后，由于我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和生活，对非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仍经常不由自主地思考非洲问题，怀念我的非洲朋友，关心非洲的发展，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非洲的报道和评论。每到年底我还要对非洲的形势进行一番总结，也曾为一些报刊杂志撰写过有关非洲的文章。由此也就渐渐记录下非洲自独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的时世变迁。

我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干部，谈不上写什么回忆录。我之所以记载下经历过的非洲一些重大历史变迁，主要是想表达我对非洲这片古老而又历经磨难的土地的关切与期盼，寄托我对非洲人民和我的非洲朋友们的怀念，了却我对非洲的不了情；如果同时也能为人们了解20世纪后半期的非洲和中国在这期问同非洲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点旁证，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书书稿完成后，承蒙著名非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前所长葛佶同志详细地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