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詹世亮大使出使土耳其、埃及两国的经历。作为新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和改革开放后驻中东国家的大使，他不仅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烦琐的政治事务，而且为中土、中埃之间经贸合作的发展作出了很大努力；在大使任内，他还与土、埃两国的主要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本书以一种平和的语气，还原了詹世亮在担任大使工作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不平凡的贡献，显现出了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在外交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曾孕育古赫梯文明和尼罗河文明，土耳其和埃及的古老大地早在两千年前就与遥远东方的中国往来交通。当“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已成绝响，新时代的使者重又架起友谊的桥梁。昔日曾经辉煌、近代又同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文明古国，如何携手合作重振雄风，请您沿着作者的足迹，走进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遣访亚历山大城、开罗。

前百

土耳其篇

白雪辉映下飞抵安卡拉 ／ 庄严隆重的递交国书仪式 ／ 向凯末尔致

敬 _／ 远见卓识的埃夫，仑总统 ／ 锐意改革的叵扎尔总理 ／ 邓小平

同厄扎尔畅谈经济改革 ／ 高昙领导的密切互访 ／ 努力推进经贸合

怍 ／ 在伊斯坦布尔建立总领事馆 ／ 深受欢迎的中国饽 ／ 日趋活

跃的中土文化交流 ／ 一百年老店 名不虚传” ／ 构建现代空中“丝

瓷之路” ／ 与“东突”兮裂势力的较量 ／ 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友

谊 ／ 木马计就发生在这里 ／ 温暖的东地中海北岸行 ／ 关于库尔

德族问题 ／ 动人的土远景发展蓝罔 ／ 依依不合告别土耳其 ／

埃及篇

二十三年后重返开罗 ／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巴拉克 ／ 中埃友谊的丰

碑 ／ 粉碎台湾当局的图谋 ／ 患难见真情 ／ “穆巴拉克是老朋友，

一定戛见见面” ／ 中美外长在开罗机场的“巧遇” ／ 遥看海湾战

争 ／ 李鹏总理亲派医师为总统长子治病 ／ 中埃关系全方位发展 ／

中埃经贸关系在改革中前进／ “两大文明的自然汇合” ／ 互结友好

城市 全面加强合怍／ 苏伊士运河见证中埃情谊／ 借鉴阿斯旺高坝

建设经验／ 开罗与北京之间直达航线的开通 ／ 对金字塔的思念 ／

尼罗河与埃及人 ／ 西奈半岛南北行 ／ 参观以色列巴列夫防线废

墟 ／ 巴以19题与拉宾遇刺 ／ 协助促进中以建交 ／ 同加利夫妇的

深厚情谊／ 拉加布和法老村 ／ “人民友好使者”黑白夫妇 ／ 满

载中埃友好情谊回国 ／

重大事件见闻录

周恩来总理亲手培植中埃、中阿友谊之树 ／ 目睹埃叙统一与分裂 ／

记1958年伊拉克革命胜利与艾森豪威尔主义破产 ／ 难忘的1960年刚果

(利)之行 ／ 阎总理三次访问埃及 ／ 两伊战争亲历记 ／

夫人活动的温馨回忆

初涉外交，难忘教诲 ／ 亲切而又活跃的土耳其夫人活动 ／ 穆巴拉克

总统夫人来使馆做客 ／ 开畏多彩活动 广泛结交朋友 ／ 出任亚洲外

交官夫人协会主席／

后记

1984年9月21日外交部领导正式通知我，土耳其最高当局同意我为新任驻土耳其大使。10月25日至30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哈莱夫奥卢应吴学谦外长的邀请来中国访问，我即以新任大使的身份全程陪同。哈系职业外交官，曾先后l两次出任土驻苏联大使，对我国友好，他还是土耳其的中东问题专家。在北京期间李先念主席曾予以接见，并着重讨论了两伊战争和中东问题。吴学谦外长向他介绍了全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意义和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以及中土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我和爱人邵木兰还陪同他和夫人去西安、上海和广州访问。哈埘此行很满意，认为日程安排得非常好。他对秦兵马俑的印象尤为深刻，对广州新建的白天鹅宾馆的服务也大加称赞。

白雪辉映下飞抵安卡拉

接待哈莱夫奥卢的工作结束后，我即抓紧准备上。因为是新任，所以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同经贸、文化等部门及外交部有天单位进行联系和沟通。我把公务事安排好后在12月上旬先走，邵木兰则待家务事处理好后再去。当时中土没有直达班机，我先乘中国民航班机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飞机降落后才知道土耳其全境大雪，安卡拉机场一度封闭。于是便赶紧同我驻土使馆联系。不久使馆告知机场已经开放，费汝诚参赞已去伊斯坦布尔安排来首都事宜。我很快到达了伊斯坦布尔，在机场稍作停留后，便转乘土航班机去安卡拉。这时天气已经晴朗，安卡拉四周环山，在大雪覆盖下显得格外美丽。

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一直是在著名的伊斯坦布尔，1923年10月29日凯末尔在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的同时宣布定都安哥拉(1930年改名安卡拉)。这象征着他要进一步割断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联系，同时还有着重大的战略考虑。由于安卡拉地处土耳其中部，建都于此，可以相对远离西方列强的威胁和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而且安卡拉是一座历史名城，早在公元前13世纪，赫梯人就在此建立了城堡。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进行反对外国侵略和推翻素丹封建帝制的革命斗争时，安卡拉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逐渐成为斗争的中心，凯末尔领导的大国民议会、国民政府和国民军总司令部就设于此。现在安卡拉除了是土耳其政治中心外，还是全国的第二大城市和联络土耳其东西两部分的枢纽。

安卡拉海拔978米，市区人口约400万。冬季多雪，夏季气温适宜。安卡拉分为新老两大城区，自北向南逐步发展。老城区保存着众多的古旧建筑，最高的一处建筑物是一座最古老的城堡，高110米，也是安卡拉的象征。议会和政府主要部门以及各国使馆集中在南城新区，该区有宽敞的马路，商店林立，相当现代化。安卡拉是个山城，许多房子建在山坡上，整个城市不是非常繁华，但是很适合居住生活。

安卡拉所处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巾部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多种文化，并且建立了设备比较完善的城市。在安卡拉有一座“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珍藏着许多独特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青铜器，特别是赫梯时期的各种珍贵文物，包括一些石碑、大型石雕，非常精美，显示了当时较高的文化艺术水平。安卡拉现在的城徽就是一个“赫梯人的太阳”。目前它也是土耳其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拥有安卡拉大学、中东技术大学等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高等学府。安卡拉的工业已有一定基础，主要有通讯、家电、纺织、水泥、食品、建材和军工。该市周围的农业和畜牧业相当发达，盛产小麦、豆类、水果、烟草，安卡拉山羊的皮、毛在世界上一直享有盛誉。安卡拉的交通四通八达，同全国各地的联系都很方便。

使馆所在地比较适中，距离总统府不远，去土政府各部门交通也比较顺畅，是一个使馆比较集中的地区。它有一座四层小楼，会客厅不大，四周庭院也很狭窄，难以开展较大的活动。而且使馆办公室、官邸和文化处、武官处等都集中在这座楼，大家都感到局促、不便。后来，经外交部同意，我们将距使馆不远的一座新近造好的楼房长期租用，作为官邸和部分外交官的宿舍。一楼改建为可举行数百人招待会的大厅和会客室。屋后有一小片树林和平地，树林中有一棵高大的樱桃树，这棵樱桃树结果很多，而且果大汁美，相当罕见。每到收获季节，使馆便有组织地采摘，一片欢声笑语，令人难忘。平地则改建为一个篮球场，这既可作为对外开展活动的场所，又是内部生活、休息的良好去处。为了更长远地开展使馆工作，根据我国外交部指示，我在离任前同土外交部草签协议，双方交换提供建设新馆址的土地，我们还初步选定了安卡拉近郊贺兰地区的一块地皮。

庄严隆重的递交国书仪式

我在12月15日抵达安卡拉，土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和使馆全体外交官到机场迎接。20日我向土外交部次长稚乌扎尔普递交了国书副本(当时土外长正存国外访问)。雅告我28日将向埃夫伦总统递交国书。这距我抵达土耳其不到两周，足见土方对发展中土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视。后来土外交部礼宾总司长柯吉曼向我表示，埃夫伦总统曾亲自指示对我递交国书一事要尽快安排。因此在苏联总理吉洪诺夫27日访土结束后的第二天，便安排我递交国书。

土弓其安排使节呈递国书的仪式很有特色，十分庄严隆重。首先土耳其政府派一辆插有中土两国国旗的特别迎宾车在开道车的引导下迎接我去总统府，使馆全体外交官也乘土方派遣的专车紧随同往。进入总统府后，要在礼宾官和侍卫官陪同下，检阅由120人组成的三军仪仗队，海陆空军每队40人，身着华丽的制服，三队颜色各不相同，红衣黑裤、绿衣灰裤和灰衣蓝裤，可谓五彩缤纷。他们都头戴白色的钢盔，手持枪支，笔直站立，十分神气，在军乐伴奏下，向我们行注目礼。在我登上作为检阅台的总统府的大门台阶时，乐队高奏巾、土两国国歌，这时我强烈意识到大使代表着国家，深感十分光荣，也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竭尽全力，不辱使命。检阅完毕后，我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向仪仗队致谢和问好。这几句话都需用土耳其语，我事先作了专门学习准备。然后我在翻译陪同下进入接见大厅。大厅很宽敞，人不多，安静肃穆。埃夫伦总统身穿礼服站立中央，后面为外长和侍卫长。我立即趋前，在距总统一定距离时站定，用双手向总统呈交国书。接着总统同我握手，表示欢迎。这时使馆全体外交官也都鱼贯进入大厅，总统、外长和我及全体使馆外交官便合影留念。然后总统同我到一小厅单独进行谈话(外长在座)。谈话进行了约半小时，十分亲切友好。

埃夫伦总统首先欢迎我到土耳其任职，相信在我任职期间，土中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到希望达到的水平。他强调指出：土中两国对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是一致或者相近的。土中虽然距离很远，但都面临共同的威胁。他同时又说：土耳其的态度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不十涉土的内政，并对土没有领土野心，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土都愿意同它友好相处。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在世界政局中举足轻重，如果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就会更加太平，对此土耳其将感到高兴。对两国关系他认为是好的，不过土中贸易额1983年仅2000万美元，1984年可望达到5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很小。他相信1985年5月厄扎尔总理访华将对土中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作出新的贡献。

我感谢埃夫伦总统的友好谈话。首先转达了我同家领导人对埃夫伦总统的问候，接着赞扬土耳其在埃夫伦总统领导下，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土耳其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和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表示随着两国元首互访，中土之间已经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良好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真诚希望这种关系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我还强调我同重视加强同土耳其的经贸合作，正期待着厄扎尔总理不久对中国的访问，相信访问会取得成功。我又谈了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

埃夫伦总统也要我转达他对我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

递交国书后，我就可以正式开展活动了。一开始的两三个月我忙于向土议长、总理、副总理、有关部长和外交部次长、有关司长以及外国驻土使节的拜会活动和了解情况的工作。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土大国民议会议长卡拉杜曼在议会接见我时就表示，土中关系正在进入高潮，土现政府高度关注同中国发展关系，希望两同交往进一步扩大，以有利于世界和平。他还告诉我，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即将成立土中友好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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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底至1991年底，我曾先后在土耳其和埃及担任大使，这两个国家分别处在地中海东部北南两岸，隔海遥遥相望。土耳其跨越亚欧两洲，埃及地接非亚大陆，而且我第一次去驻外使馆工作的国家又是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后米我还曾在邻近叙利亚的伊拉克工作四年，并曾担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北非处处长。因此，可以说，我的外交生涯长期是在这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度过的，同时电经历了20世纪最后近40年激烈的中东风云变幻。

我是在1954年9月参加外交工作的，在这以前我曾在上海学习和丁作。194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我从上海中学(当时称为沪新中学)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1946年1月由李寿琪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就存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学生运动。1949年5月上海解放，组织上决定我离开学校去从事青年工作。最初在上海青年报社担任编委、学校组长，不久被调到共青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宣传部，先后任宣传科长、教育科长，1953年8月出任共青团老闸区(该区后来与黄浦区合并，系永安等四大公司所在地)工委书记。一年后，由于日内瓦会议成功召开，我国外交工作预计会有较大发展，党巾央决定乘各大行政区撤销的机会，抽调一批青年干部去外交部工作，我虽在上海市区工作，但也被调去参加考试。经过笔试、面试，最后华东地区确定有70多人，同乘一节专列于1954年9月1日抵达北京。这次各大区总共调去约200人，原来都被安排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外交学院前身)学习，两三年后再分配，但是我刚参加学习两个星期，便被通知因为需要我同其他十几位同志一起被调去外交部上班。

我在外交部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外交部团委专职副书记(自建部后这个职务一直是兼职的)。1955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胜利举行，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1956年地处西亚非洲地区的埃及、叙利亚先后决定同我国建交。我也在1956年底被调去驻叙利亚使馆工作，担任二秘，负责调研室。一年后叙利亚同埃及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驻叙使馆改为驻大马士革总领事馆。1959年1月组织上让我去开罗待命，准备去摩洛哥参加筹建使馆工作，但不久又决定我留在驻埃及使馆，仍然负责调研室，直至1964年8月。回国后担任西亚北非司北非处处长，“文革”期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和学习达5年零8个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我被派往驻越南使馆工作约一年，接着转到驻伊拉克使馆(两伊战争爆发时，我在使馆任临时代办)。1983年8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参赞。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可以看到我在国外使馆常驻合计约十九年。其中十八年是在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中东地区，在埃及我就先后待了约十年。这一地区是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情况复杂，头绪众多，矛盾冲突持续不断，同时东西方多种文化在此碰撞和交融。这里既有十分迷人的异国风情，又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美国尼克松总统曾在《领导者》一书中写道：“地球上没有什么地方能与中东相比，它是传奇轶事的中心，又是战略要地。”直到今天它仍是世界上动乱最为严重的热点地区。在这一地区工作，人经常要保持紧张的状态和清醒的头脑，同时也深感饶有趣味和富有意义。

埃及和土耳其是在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埃及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约6200万；土耳其面积78.3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100万，两国人口加起来相当于中东18个国家人口总和的一半。众所周知，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卢克索神庙等都为世人熟知。土耳其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所处的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地区曾发现人类最早的定居点和城镇，有着最早开始养猪、羊等家畜的纪录。公元前17世纪这里曾创建了可以同古巴比伦王国抗衡的赫梯王国，后赫梯攻灭古巴比伦王国，成为帝国。这两个国家都曾在古代经历沧桑巨变，成为群雄争斗的战场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古代希腊、罗马、波斯人都曾在这一大片如同十字路口的土地上驰骋厮杀，并将它们的文化融进了这块土地。公元前13世纪末希腊伟大诗人荷马笔下的传奇“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沿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个城市。希腊人还在埃及建立了不朽的亚历山大城，后来在托勒密王朝时期，这里兴建了驰名的图书馆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灯塔。女王克列奥巴特拉同罗马统帅凯撒和安东尼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后来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而安纳托利亚却成为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中心。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在这里建立的新城市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曾被形容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购物中心”。后来这两个国家又发生巨变，各自为不同的民族所拥有——阿拉伯人与突厥人，但他们都皈依了同一宗教——伊斯兰教，走上了相近而又不同的发展道路，并拥有不同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公元641年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成为连结阿拉伯帝国东西部的要地，后开罗又为法蒂玛、阿尤比等王朝的首都，埃及逐步发展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在公元9世纪，一部分居住在亚洲北部阿尔泰地区的突厥汗国的后人逐步西迁至中亚细亚地区，后皈依伊斯兰教。13世纪他们又进入小亚细亚，建立国家，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灭亡，建市起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首都设立在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其版图包括埃及、叙利亚等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直至20世纪初。

埃及和土耳其都占有连结东西方的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土耳其现有面积97％属于亚洲，欧洲部分仅占3％，但当中隔着世界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条海峡还把黑海与爱琴海、地中海连成一片，是俄罗斯从海上南下必经之路；海峡最狭窄处仅有708米，又是欧洲和亚洲相互来往最便捷的通道。埃及主要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东部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但是两者相隔的苏伊士运河，连结地中海和红海，是亚、非、欧三洲的交通要道，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海上通道之一。19世纪末两方列强进行空前规模的对外扩张和争夺，正在衰落的奥斯曼帝国首当其冲，英、俄、奥、德、法等同都积极插手和干预帝同内部事务，并企图将其瓜分。1882年英国乘机占领了埃及，将当时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置于其保护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国正式将埃及变成其“保护国”，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名义上的宗主权。大战结束后，土耳其面临被列强宰割亡国的危险，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领导土耳其人民进行抗击外国干涉者，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民族独立运动，终于存1923年取得胜利，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埃及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腐败的法鲁克封建王朝，建立起共和国。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但都实行政教分离的共和制度。埃及独立后一直奉行积极中立政策，是西亚非洲地Ⅸ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同家，巾埃两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土耳其共和闰建_上较早，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但迄今仍属发展中国家。二战结束后，它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执行一条完全亲两方的外交路线，但到20世纪70年代土政府同时强调奉行“平衡和多边”的外交政策，要发展同所有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1971年8月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往来，同我国正式建交。80年代以来，土中两国往来增多，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我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任这两个国家的大使，这一时期正值我国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早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政策也有着重大调整，对驻外使馆丁作也有着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在党中央和外交部领导下，我国同土耳其、埃及的友好合作关系都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承蒙上海辞书出版社约稿，让我将出任这两国大使期间的经历进行一个小结，算是80年代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侧面，供读者研究同际形势和中东问题与了解使馆工作情况作参考。

我在整八十岁时，写成此书。先后近两年，进展缓慢。主要由于还是在笔耕爬格子，加上体力渐衰，记忆减弱。感谢老友、外交笔会会长王殊，副会长黄桂芳和蒋本良以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文祥的关心、鼓励，现在终于可以将书稿呈献给读者。

我自1954年9月参加外交工作，2001年9月正式离休，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战士，将近半个世纪。我在离任时曾经写道：这几十年，我在工作中总是经常想起周恩来同志的各种教诲，用以提醒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后来我结合自己在外交工作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实践学习了《周恩来外交文选》和《邓小平文选》，写了《综论跨世纪的国际关系》一书。我将牢记周恩来同志的嘱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改造者，就是要使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适应新的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要与时俱进，奋斗终身。

我在编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还经常怀念两位引导我努力做好外交工作的老大使，他们是首任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和首任驻叙利亚大使陈志方。陈志方大使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并且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是军队医务工作早期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时，他曾任广州市副市长。陈家康大使也早在1935年就入党，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曾一度担任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和英文翻译，并曾随董必武同志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54年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他们两人经历不同，风格迥异，但都具有十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都是我同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后来陈家康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志方历任驻瑞士、越南等国大使)。我跟同他们工作多年，他们对我言传身教，十分关怀，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由于事件较多，时隔较久，为了能够准确反映有关情况，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档案，感谢外交部档案馆和西亚北非司领导与主管同志给予积极的协助。书稿还承蒙安惠侯大使、吴克明大使拨冗阅看并提出宝贵意见；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刘立德大使和田小平同志给予了大力的技术援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王国勇、冯一等各位编辑，他们花费相当大的精力，进行校阅和编排，致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詹世亮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