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史事繁矣,即此内讧外侮之复杂,仆已更难详。宫闱之祸,启自武元,藩王之祸,肇自汝南,胡虏之祸,发自元海;卒致铜驼荆棘,蒿目苍凉,鳌坠三山,鲸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晋内讧外侮之大较也。王敦也,苏峻也,陈敏杜弢祖约也,孙恩卢循徐道复也,而桓玄则为篡逆之尤,此东晋内讧之最大者。二赵也,三秦也,四燕五凉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则为强胡之首,此为东晋外侮之最甚者。盖观于东西两晋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晋武开国二十余年外,无在非祸乱侵寻之日,不有内讧,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
在中国历史上,两晋可以算是群雄争锋而纷纷攘攘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中原人对外夷是没有什么偏见的,更不会用高低贵贱来看待。这么说吧,当时要是有位统御有方、清明廉洁的元首,再加上贤能兼备、办事称职的文武将相鼎力辅佐,那么把天下诸侯联合起来,拼凑成一个空前辽阔的大邦,也并不是太难的事。可是,当时就是缺少圣帝明主和护国良将,有了外患也只知道据守本地,猥琐得很;何况西晋开国之时,就已暗伏下不可收拾的局面。至东晋,君臣开始还有胜战。可因为骄傲而产生了惰性……于是两晋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一直未有停息,实在令人叹惜……
7 心狠手辣的贾皇后
杨骏见皇帝驾崩,就搬人太极殿主持国家大事。他先让太子司马衷在棺椁前即位,宣布大赦天下,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新皇帝就是晋惠帝;然后尊杨皇后为皇太后,立贾南风为皇后。这时,朝中的老臣大多都已去世,就连荀勖和冯魷这两个小人也相继病死,宫廷内外已经没有人能够和杨骏抗衡。杨骏于是肆意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平时为非作歹,难得人心,所以想要通过封赏来笼络众人,于是让已继位的晋惠帝下诏将所有的大臣普升一级官职,准备丧礼的官员更是加封两等,赏粮二千石以上。一些大臣前来劝说,都被杨骏贬官或迁走。杨骏虽然得掌大权,但也怕贾皇后阴险狡诈,所以还是时时防备着,特别把自己的外甥升职为散骑常侍,共同执掌机密政事。于是这位晋惠帝就像是被牵着线的木偶一样,外事由杨骏负责,内政又有悍妇贾皇后独揽,根本没有一点国家首脑的样儿。
贾皇后也不是善人,天生嫉妒心重。此时统领六宫,更是野心膨胀,居然觊觎起外权来了。但是偏偏有个杨太后和杨骏,什么事都要经他们的牵制,不能为所欲为,就慢慢产生了积怨,恨不得马上除掉这两人。此外,当年武帝在世时,贾妃见统领六宫的杨皇后,总是明着规劝,暗着调和,虽然在一些事上帮了自己不少忙,但一直觉得她在到处搬弄是非,所以处心积虑地想要置她于死地。正巧,殿中中郎孟观、李肇一直被杨骏排挤,所以恨杨骏入骨,自愿为贾皇后效力。贾皇后还有一个心腹,名叫董猛。这样,他们几人就开始密谋怎样能除掉杨骏并且废掉太后了。李肇先去教唆汝南王司马亮,希望能和他一同“清君侧”。可是,司马亮胆小怕事,不敢答应,李肇只有去找楚王司马玮。司马玮少年气盛,性格暴戾,竞不假思索,满口答应,决定于下年与淮南王司马允一同人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贾皇后看到两人回到都城,就马上发起政变,让孟观和李肇两人晚上去启奏惠帝,说是杨骏谋反了。惠帝没有什么头脑,自然不知道是真是假,马上写了一封诏书,罢免杨骏所有官职。孟观和李肇还觉得不够,就请惠帝下令讨伐杨骏。惠帝也答应了,便命令东安公司马繇率领殿中士兵四百人去杨骏府中“平乱”;同时,命令楚王司马玮带兵驻扎在司马门,又命令淮南相刘颁为三公尚书,在殿中防守。
散骑常侍段广听说杨骏要发动政变的传闻,连忙人宫,哭着对惠帝说:“杨太傅受恩典于先帝,所以辅佐您的时候尽心尽力,而且年老也没有儿子,是把您当做自己的儿子一般,怎么会造反呢?您要三思而后行呀。”惠帝没有回答。段广知道再说也没用了,就立即去通知杨骏。杨骏此时已经得知了,忙着召集各官员商议。主簿朱振说道:“今天这起政变肯定是那些宦官和贾皇后设的局,要加害于你,你最好带领家将们去把云龙门烧了,嫁祸于那个要害你的人,然后拥立皇太子人宫,要求交出真正的奸人,恐吓一下皇帝,他就一定会把首犯斩了送你,不然就难逃此劫。”平时的杨骏很是刚愎,现在反而忸怩,不敢决定。他口中喃喃自语:“云龙门是魏明帝建造的,工程那么大,怎么忍心烧去呀?”侍中傅祇见杨骏多疑虑,估计不能成事,就对杨骏说他要去宫里探探虚实,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就转身走了。走时,傅衹劝说大家都走,免得惹祸上身。可见杨骏当天真已是众叛亲离了。杨骏的左军将军刘豫还算对他忠厚,在万春门驻守。当刘豫遇到右将军裴頠时,便问他是否知道杨骏的下落。裴頠则乱说道:“我在西掖门看到杨太傅带了两个侍从朝西方逃走呢!”刘豫听了大吃一惊,说:“那我们怎么办?”裴頠告诉他可以到廷尉处自首,好好向他们解释。刘豫连忙丢下人马赶去。裴頠乘机接领了左门将军,把守万春门。
贾皇后怕杨太后设法救父亲,就派心腹偷偷地去监视,果然获得从宫中射出城外的帛书,上面有杨太后亲笔所写的六个字:“救太傅者有赏”。贾皇后自然借事嚷嚷起来,说太后和杨骏一起造反了,叫大家不要听她的命令。这时,司马繇已经将杨骏的府邸包围住,还派了弓箭手站在高处向杨骏宅子里放箭。杨骏与家人没办法逃脱,司马繇就率领兵士进去搜,顷刻间杀了百余人,可独独不见杨骏的下落。最后在马厩里发现有一人蜷缩成团,众人喊他不应。便随手刺去,几声惨叫后,就见血洒马粪堆了。等把尸体拖出一看,原来正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杨太傅!接着孟观、李肇又活捉了杨珧、杨济、张劭、李斌、段广、刘豫、武茂、散骑常侍杨邈、中书令蒋骏和东夷校尉文鸯等人,都一概斩首,株连三族,杀了不下千人。
结果了杨骏,贾皇后开始对付杨太后了。她假传圣旨,让杨太后迁到永宁宫中,特别留太后的母亲在太后身边;又暗中唆使群臣弹劾太后。大家都懂得趋炎附势,不敢违命。于是左仆射荀恺等人一起上书,让惠帝取消了太后的尊号,将她关在曾关过贾皇后的冷宫——金墉城。不过,这个蛇蝎心肠的贾南风连白发苍苍的太后母亲庞氏也没有放过。杨太后于是上表给贾皇后,说自己愿意称妾,希望能够保全母亲。可贾南风还是下令将庞氏斩首。杨太后被幽禁在冷宫里,贾南风不让人给她送吃的,没过多久便被饿死了。
对这次事变中有功的人升官加赏,是最自然不过的了。汝南王司马亮回到都城辅佐政事,渐渐地也自高自大起来。迁任御史中丞的傅咸一再劝说司马亮要吸取前车之鉴,可并没有什么作用。
这次事变后,贾皇后同族哥哥贾模、贾皇后母亲的堂兄弟郭彰以及贾皇后妹妹的儿子贾谧等都加官封爵了。不过,这些人都是些无能之辈,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辅佐朝政,替国家效力的。P17-19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丁丑)6月13日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邮,号东藩(又作东帆)。他创作了11部、1040回、600余万字的演义体历史小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2()年(民国9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
蔡东藩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半。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还替人做过科考枪手;23岁时,以贡生朝考优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县候补。
蔡东藩在那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称病回家。辛亥革命后,他来到上海,与好友邵希雍一起编撰图书。那个时候,蔡东藩对革命前景十分乐观,他编撰的图书《中等新论说文范》就很能反映这一点。可惜好景不长,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热血迅速冷却,“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且看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中的描写:
小子每忆起辛亥年问,一声霹雳,发响武昌,全国人士,奔走呼应……无论绅界学界,商界工界,没一个不喜形于色,听得民军大胜,人人拍手,个个腾欢,偶然民军小挫,便都疾首蹙额,无限忧愁……把二百六七十年的清室江山,一古脑儿夺还,四千六百多年的皇帝制度,一古脑儿扫清。我国四万万同胞,总道是民国肇兴,震烁今古,从此光天化日,函夏无尘,大家好安享太平了。当时我也有此妄想。
谁知民国元二年,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已把共和二字,撇在脑后……那足智多能的袁项城……竟仗着兵力,逐去议员,取消国会……竟欲将辛苦经营的中华民国,据为袁氏一人的私产……
南方也党派纷争,什么滇系,什么桂系,什么粤系,口舌不足,继以武力。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咳!好好一座中国江山,被这班强有力的大人先生,闹到四分五裂,不可究诘,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转令无知无识的百姓,反说是前清制度,没有这般瞎闹,暗地里怨悔得很。
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事业心的蔡东藩,看透那所谓“民主”真相之后,决心要做一些实事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他对“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粱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说法非常认同,觉得“这才是熟谙史实的学人悟出的真理,深析社会的智者找到的实径”。
的确,客观认识历史,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有很大现实指导意义。唐太宗说得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二》)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刻以其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实在是事半功倍,再好也没有了。
问题在于,记载史实的书籍——确切说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全部都是用典雅深奥的文言写成。在那个知识基本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年代,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通过阅读,直接与真实的历史面对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客观认识它并使之转化为內心力量的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才“饱含无奈和希冀”说出那样的话。
首肯了意义,摆到蔡东藩面前的依然有两条道。一条是结合风行民间的戏剧、话本甚至口头传说,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力求“无一事无史料来历”,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冯梦龙等人的《东周列国志》)。
他将如何选择? 答案其实很简单、
蔡东藩作为具有“史家”秉性的文人,他当然不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记载到拥有严肃意义的作品中去。他说“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蔡东藩:《唐史通俗演义·自序》),应是对自己及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他根本无意于人物、情节、高潮、铺垫这些小说要素,他最为着意的是对史事“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自序》)。由此可见,二月河评价蔡东藩的小说“在文学性上……是中平之作”,不但没有任何轻视之意,更可以算得上是蔡东藩的知己了。蔡东藩的演义作品,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当做历史未读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就如此片面地认为蔡东藩是一个泥古、教条的作家。蔡东藩无论训诂还是历史观都有他难能可贵的灵活一面。
先说训诂。当遇到正史与轶闻——即经、纬冲突之时,他并不会一味迷信正史;而是通过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权衡,作出适合的判断。用吴泽的话来说,叫“择善而从”,“例如:《宋史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他(蔡东藩)下注文说:《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稱(注:系“称”之误)《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不但不影响小说的严谨,更显得“近人理、合人情”。这充分说明了蔡东藩是一位思辨的、力求客观完美的历史小说作者。
蔡东藩的历史观,比起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也不知进步多少。不说他对“民国”的精彩诠释,单单看他解析“皇帝”,就足以臻大家之境。且看:
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唯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蔡东藩:《前汉通俗演义》)
一番快论,将那些“出生时有如何异相”又“某某星宿下凡”的“天子”伪装活脱脱剥落下来,露出一身乌糟皮肉,大白于天下。读来令人酣畅不已。这种笔调以及这种良心,到现在仍会使许多人深感汗颜。
从1915年开始动笔写《清史通俗演义》到1926年9月完成最后一部《后汉通俗演义》,蔡东藩用了¨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套11部鸿篇巨制,所涉及的朝代之广,人物事件之多,可谓空前。到了1935年,会文堂书局将其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40回,予以全部改印,总书名定为现在大家所熟知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书籍出版后,立即风行大江南北,深受各个阶层的国民喜爱。
作品大获成功,蔡东藩却因为积年的劳作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完成著作后的第二年即1927年,蔡东藩拖着病躯回到家乡临浦镇,先做小学国文老师,后来办了一个名叫“坤元”的毛巾厂,想要借此带动乡人发展经济。可惜抗日战争旋即爆发,临浦沦陷,他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避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吴泽:《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蔡东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和数百年前的陆游一样,怀着国仇家恨悲愤离世。对于他去世的细节,我想不妨引一段文章来作为纪念:
(19)44年深秋,有一天来了四个青壮年农民,自称是富阳紫阆来的,因为老父有病……特来请祖父(即蔡东藩)去给他们的父亲看病。当时祖父虽自觉身体不适……仍坚决前去。老农的病是治好了,可是他自己回来后,就发“三日疟”(即“四日两头”的疟疾),从此每隔三天发一次疟疾。到了年底,就卧床不起……1945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半夜,他溘然与世长辞了。(蔡福源:《祖父蔡东藩》)
蔡东藩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几代国人。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1月,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致电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套。他所说的演义,就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泽东本人也将这套书珍藏,并时刻置于卧室床头,以便阅读。
从毛泽东浑厚渊深的文学素养和历史功底,即可反观出蔡东藩作品的价值。二月河说“读此书可以入门民族历史”;个人以为,它不仅可以入门民族历史,更是民族历史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丰富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与二十四史等量齐观。
近年来,说史、讲史的影像、图书越来越流行,很多读者早已经不满足于接受他人用现代的眼光、个人化的观点品读的历史。他们渴望与真实的历史贴得更近,没有隔阂地观察它、了解它、审读它,发掘完全属于自己的历史宝藏。
蔡东藩的作品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即便这套丛书名号“通俗”,其文字也因为年代的变迁而不再通俗;再加上它的线索有时显得过于繁复乃至芜杂,使得如今许多青少年读者与它渐行渐远。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于是我们才决定邀请深谙历史的学者,在保留原书基本特色的同时,删除一些繁芜的支线,进行了更贴近时下的改编,以期奉飨大众。
改编前人历史著作,其实早已有之,《柏杨版资治通鉴》堪称典范,各类白话读本、故事读本更难计其数;但改编蔡东藩著作尚属首次。
除了前文提到的文字的白化和线索的简化,基于方便读者阅读条理的考虑。编者还对丛书进行了体例上的处理,即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主线,将每部书划分成若干部分。基本保持每一章节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每一部分是一个大的完整事件;而各部分结合为整部小说,则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譬如《后汉的故事》,编者将其分为《光武中兴》《“戚”“宦”专权》《曹魏篡汉》和《三国归晋》四大部分。其中《光武中兴》是记载刘秀重建刘汉王朝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戚”“宦”专权》则横贯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大半个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主线雷同,很有共通共鉴之处,故列为一部;《曹魏篡汉》是记载东汉末年军阀四起,曹魏独秀江北,最终曹丕取代汉献帝称帝,而与此同时西南刘备、东南孙权各自建国的事件;《三国归晋》则为分割丁东汉的三国画上句号。
在文字白化的大前提下,编者保留了蔡东藩自序的原文。不是说这些文字不能译白,关键在于只有原文才能完整表达出蔡东藩撰写该作品的初衷、命意和立场。
同时也保留了各个朝代帝王世袭图。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错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既希望读者朋友能够喜欢,更渴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
2007年9月19日
我看它(蔡东藩的作品)的生命力起码比我的书要强……现在还有多少人能看竖排版繁体字的“二十四史”呢?不能。就是简体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们的民族历史要承,要绪,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且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于它的丰富蕴藏。
——作家·二月河
蔡东藩对历史不但忠诚。而且有感有情,由此他的著作不但博大,更见美感和细腻。
——诗人·柏桦
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自两汉一气呵至民国,至今能玩此大器者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就这一点来说他可称是中国第一人。
——学者·罗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