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的全版译本，弗里德曼经典巨著，中译本首次授权出版。

本书以货币存量为主线，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的细致描绘，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于一国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货币在稳定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将繁杂详尽的历史统计材料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经济分析完美地融于一体。书中许多视角独特的分析以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结论，

本书被公认为是弗里德曼的影响最为深远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

“《大衰退》的全版译本，弗里德曼经典巨著，中译本首次授权出版”

本书看点：

1.经济学大师的经典巨著。弗里德曼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2.本书是对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分析得最为透彻的一本书。而当前日益严重的美国金融危机与“大萧条”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性。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日益深化、波及全球的大背景下，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3.尽管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它是写给普通人看的。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事例和生动的类比，确保“门外汉”也能读懂，这也是本书有潜力成为一本学术畅销书的原因。

读者对象：

1.金融机构(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2.各级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

3.广大高校教师、研究生；

4.对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第1章 绪论

第2章 绿钞时期

2.1 1867年货币存量的构成

2.2 货币、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2.3 恢复铸币的政治斗争

2.4 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2.5 与绿钞时期相联系的几个特殊问题

2.6 总结

第3章 银元政治和价格长期下降(1879—1897)

3.1 货币、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3.2 银元政治

3.3 导致货币存量改变的因素

第4章 黄金通胀和银行改革(1897—1914)

4.1 经济复苏时期(1897—1902)

4.2 相对稳定增长时期(1903—1907)

4.3 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

4.4 支付限制解除后的银行改革

4.5 后危机时代(1908—1914)

4.6 货币存量数学意义上的变动

4.7 回顾比较

第5章 联邦储备体系的初期(1914—1921)

5.1 货币和银行结构的改变

5.2 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

5.3 1920—1921年的衰退

第6章 联邦储备体系的发展期(1921—1929)

6.1 货币、收入、价格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发展历程

6.2 商业银行运营的变化

6.3 货币政策的发展

6.4 影响货币存量的因素

6.5 总结

第7章 大萧条时期(1929—1933)

7.1 货币、收入、价格、速度和利率的发展历程

7.2 引起货币存量变动的因素

7.3 银行倒闭

7.4 大萧条的国际特征

7.5 货币政策的发展

7.6 其他可选政策

7.7 为何货币政策如此无能

第8章 新政时期银行结构和货币本位的变化

8.1 银行结构的变化

8.2 货币本位制度的变化

第9章 周期性变动(1933—1941)

9.1 货币、收入、价格和流通速度的变化

9.2 引起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9.3 基础货币的变动

9.4 联邦储备政策

9.5 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变动

9.6 1937年紧缩及随后复苏过程中货币性因素的角色

第10章 二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10.1 美国中立时期(1939年9月—1941年11月)

10.2 二战赤字时代(1941年12月—1946年1月)

10.3 战争结束到价格高峰(1945年8月—1948年8月)

10.4 收支余额

第11章 货币政策的复苏(1948—1960)

11.1 货币、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11.2 导致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11.3 货币政策的发展

11.4 为什么货币存量保持稳定增长

第12章 战后货币流通速度上升

12.1 替代资产收益率的变化

12.2 货币替代物的发展

12.3 以上考虑因素的综合效果

12.4 稳定性预期

第13章 总论

13.1 货币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13.2 货币关系的稳定性

13.3 货币方面变动的独立性

13.4 表象的欺骗性

附录A 基本表格

附录B 名义货币存量的主要决定因素

理事评论

主题词索引

译后记

1.在信用货币本位制下，也就是1862—1879年，高能货币是由政府行为决定的。政府对高能货币尚无明确的政策，其发行量完全是影响税收和支出、借债和偿还的多种其他行为作用的结果。但是政府最终有权决定向公众和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从而决定高能货币的总量。从这方面讲，绿钞党及其前身对绿钞的重视是正确的。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看到，铸币本位制和信用货币本位制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在国际铸币本位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必须能够与其他采用相同货币本位制的国家保持平衡，所以高能货币的数量要根据铸币进出口来调整。在单一国家使用铸币本位制或者全世界都使用铸币本位制时，铸币的存量是由可用的实物储量加上对货币及其他用途的相关需求所决定的；而其数量的变化是由铸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决定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高能货币的数量都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且不受政府左右。绿钞时期，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弹性汇率切断了货币存量和国际环境的联系。这使高能货币和货币存量完全由国内情况决定。两者仅有的联系也不是货币机制层面的，而是政治层面的：即政府要恢复战前平价水平的铸币本位制。

2.存款一准备金比率首先取决于银行体系。当然，这不是指银行的一致行动，而是指每家银行独立行为的综合作用。一家银行可能只分别关注储蓄和准备金的绝对量而不是它们的比率，并且任何一家银行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资产范围内确定准备金的数量。而从整个银行体系的视角出发，则是另一番情形。全部准备金的数量受到银行和公众手中全部高能货币数量的限制，银行能得到的份额除了取决于自身的行为，还取决于公众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货币的动机。银行体系能决定的只是存款和准备金的比率。不论政府和公众采取何种行动，银行都可以达到任意比率。同时，这一比率与政府规定的准备金率相关；与银行对公众存取款变化的预期相关，即与存款一通货比率的变化相关。当然，这一比率还会受到其他资产运用渠道收益变化的影响。

3.存款一通货比率是由公众决定的。同样，这不是指公众的一致行动，而是指所有持有货币的个体行为的综合作用。虽然个体的行为能够决定上面两个变量，但是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既不能决定存款也不能决定通货的数量。因为这两个变量取决于银行存款创造的意愿和高能货币的数量。公众仅仅能决定存款一通货比率，而且该比率是与政府和银行密切相关的。就政府而言，存款一通货比率是与货币发行和吸收存款的法律环境相联系的，会影响公众的意愿；而对银行而言，该比率是与其向存款人提供的服务和存款利息相关的。

上述两个比率共同反映了在分母中的准备金和通货对于增加高能货币总量的必要性。银行可用高能货币发放贷款、投资，支付营运费用，加上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促使它们向公众提供存款利息，并为了吸收更多存款而提供免费服务。相应地，公众的行为就会决定一个存款一通货比率。如果这一比率使银行的高能货币少于银行希望持有的量，那么银行就要变卖资产以充实其准备金，这样一来存款额就会减少，在给定的存款一通货比率下，公众就会持有更少的通货。如果这一比率使银行的高能货币多于其希望持有的量，那么银行就会用多余的准备金去购买资产，这样一来存款就会增多，公众将会持有更多的通货。在均衡的条件下，银行会从准备金资产或非准备金资产的成本与收益角度来评估，并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来持有存款和准备金，当然两者都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成本收益。

上述的简短分析表明，这种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是为了便于分析货币存量的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去理解它们，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阐释的。  图4描述了1867—1879年的货币存量和三个决定因素，它的最大特色就是高能货币以平稳甚至近乎水平的走势运动到1879年2月的经济周期谷底(后来又伴随着经济的扩张上升，见第3章)。从1867年到1879年货币存量的增长反映了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尽管此时高能货币是下降的。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高能货币每年降低1％。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存款比率保持不变的话，货币存量也会以同样的速度下降。但实际上，货币存量每年却增长了1.3％。在从高能货币下降到货币存量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两个存款比率基本上各贡献了一半。

高能货币的影响在1867—1868年最为明显，这时其他两个比率的增长仅部分抵消了高能货币的下降，从而使货币存量下降。在其他时期，高能货币对货币存量的影响并没有上述两个存款比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这么明显。货币存量仅在如下年份中与高能货币同方向变动：存款相关比率与高能货币同方向变化(1870—1873年、1878—1879年)，或存款相关比率基本不变(1875—1876年)。P33-35

本书的由来，起源于十多年前我们中的一员与已故的沃尔特·斯图尔特的一次谈话。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对商业周期中的货币因素进行统计研究(这是当时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所作的关于经济周期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斯图尔特强调最好将美国内战之后的货币发展情况加以“分析性描述”(analytical narrative)，以作为统计研究的背景，同时也指出有关“描述”的资料在当时并不容易获得，但是这种“分析性描述”会在数据之外为分析增加更为需要的视角。

他的建议使我们在原计划的专题报告中，增加了一章来描述货币存量的历史背景。这一章是在我们已经完成其余章节的第一稿之后才开始着手撰写的，但是它的确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由开始的一章变为两章，然后成为独立的一部分，现在已独立成书。虽然本书与统计分析各自单独成书，但是本书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本书所使用的一些统计数据在即将出版的姊妹篇《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中有全面的解释(后者成稿在前，但是付印在后)。当我们修订《美国货币存量的趋势和周期，1867—1960》一书时，斯图尔特具有先见性的建议一次又一次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遵嘱所增加的对货币史的描述对我们所做的统计分析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货币因素的周期性的兴趣，起源于它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与当前研究直接相关的最早研究成果是1947年出版的关于货币和库存现金的技术论文第4号(1947)。该书所作的估算，虽然目前已经被取代，但是它是货币序列研究的第一步，这些内容构成了本书以及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1875—1955》一书中有关统计的主体部分。一些早期的成果发表在两篇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定期出版物上，以及一篇关于插值计算方法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技术性论文中。

尽管本书的篇幅已变得很长，我们还是痛苦地意识到它的覆盖面有限。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已经触及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它不可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在记录美国货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扮演的全部角色时，本应对经济和政治历史也进行全面的描述。当然，我们没有那么雄心勃勃。相反，我们紧紧固守着最初的目标，即：为有关美国经济中货币的长期性和周期性表现所做的统计研究提供开场白和背景介绍，至于与此目的无关的材料，则被排除在外。

在本书创作的若干年中，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帮助。几年前，我们就将本书的一份较早版本的手稿发送给了一些学者，他们对书稿的评论和建议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特别要向Clark Warburton致以深深谢意。他对本书数稿所作的评论，都详尽而宝贵，对最终定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不止一次地发现，当我们觉得似乎是得出一些原创和新奇的结论时，其实他早已经想到了。在此，我们还非常感谢其他许多人的宝贵意见，包括：Moses Abramovitz，Gary S.Becker，Arthur F.Bums，Phitlip Cagan，Lester V.Cbandler，C.A.E.Goodhart，Gottfried Haberler，Earl J.Hamilton，Bray Hammond，AlbeRt J.Hettinger，Jr.，James K.Kindahl，Darid Meiselman，Lloyd Mints，Geoffrey H.Moore，George R.Morrison，1ay Morrison，Edward S.Shaw，Matthew Simon和George J.Stigler。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美国的货币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非常细致地研究它的运转。因为很多原始资料并不公开，我们不得不经常依赖二手资料。为此，本书的倒数第二稿曾被送到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以及很多前任和现任美联储官员处征求意见。在此，我们要衷心地感谢三位为本书稿提供宝贵意见的人，他们是：现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顾问Clay Anderson；1930—1938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和副主席的伦道夫·伯吉斯；1940—1954年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Allan Sproul。正是他们的意见使本书的最终版有所变化。另外，Sproul先生使我们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George Leslie Harrison关于联邦储备体系的若干报告，我们在终稿中大量使用了这些报告。Harrison的报告与Charles S.Hamlin(1914—1936年间任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日记，是我们在研究联邦储备体系历史中一些关键时期时所主要依靠的信息来源。

很多学者非常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尚未出版的资料，比如：Phyllis Deane提供了英国价格指数；Raymond W.Goldsmith提供了1900—1919年间美国净国际资本流动数据(1919年以后的数据就可以从商务部获得了)；Simon Kuznets提供了年度国民生产净值数据。

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拥有Charles S.Hamlin日记全部版权的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主任David C.Mearns，允许我们引用该日记。我们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别藏品部主任Roland Baughman，他授权我们可引用前面提到的Harrison报告中的著述。当然还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爽快地授权我们引用。Harrison报告中的其他部分。我们还要向E.A.Goldenweiser夫人表示感谢，她允许我们引用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所存的Goldenweiser报告中她已故丈夫尚未发表的著述。

本书需要极其大量的统计计算。其中大量的工作，主要由国民经济研究局的MarkIJ_Wehle完成，他也为本书的手稿提供了宝贵意见。另外，我们在研究的不同阶段还接受过其他很多人的帮助，他们是Edith Hanover，Juanita Johnson，Phyllis A.wallace；此外，还包括Nadeschda Bohsack，John Helbok，Martha S.Jones，David Laidler，Esther D.Reichner，Sophie Sakowitz，Hanna Stern，Judie Tomkins和Tom Teng-pin Yu。Harry Eisenpress和Millard Hastay为解决计算难题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另外，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本书的起草期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一度在此任研究员)、货币与银行研讨会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提供了统计方面的帮助。我们感谢上述机构，感谢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已故的Mary Girschik和她的助手们，感谢芝加哥大学的Lilly Monheit和她的助手们。最后还要提到的是，Janet Friedman牺牲了很多个夏天愉快地为她的父亲操作计算机。

除了计算方面的帮助之外，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在一些研讨会上与其他研究员的讨论，以及一些非正式的讨论都非常有价值。在芝加哥货币与银行研讨会上本书草稿也被讨论过，会上所提出的建议在最终书稿中都有迹可循。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贝克图书馆、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分校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便利。这些地方的图书管理员一直很合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还有Inring Forman在绘图方面表现突出。Margaret T.Edgar提供了编辑上的建议，我们和读者都要感谢她。

最后，我们要感谢国民经济研究局和研究部先后两位主任Arthur F.Burns和Solonon Fabricant，正是在两位主任的管理下，本研究才得以完成。本着专心致志、追求真理的原则，他们一直鼓励和帮助我们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即使这意味着最终成果的再三延期，意味着最终成果实际上大大有别于我们刚开始的计划。

米尔顿·弗里德曼

安娜·J.施瓦茨

在2006年底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交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经典巨著《美国货币史》的译稿时，全球金融市场还一片繁荣，中国股市也同样处于一个空前的大牛市的中场。那个时候，阅读和翻译《美国货币史》更多的是看重这本经典著作所具有的对金融理论史的怀旧和总结，以及对经济史进行跟踪研究的价值。

两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完成了相关的编辑校订程序，即将正式将该书付梓之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从华尔街迅速扩散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从纽约、伦敦到香港、上海，环球同此凉热，大家都把这次金融危机称为“金融海啸”，都沿用格林斯潘先生等对于此次危机的判断——“百年一遇”。

既然是百年一遇，自然只有美国历史上的“大萧条”可以媲美；而对于“大萧条”，从金融方面分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大概应首推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了。

在百年一遇的危机面前，人们必然会像在此前的多次危机中一样，感到迷茫、困惑，在这个时期往往也空前关注历史的分析与比较，试图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方向感。全球的资产管理行业在危机中似乎也都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类似特点：在大牛市中，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基金经理往往是十分年轻、新锐、激进的专业人士，因为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牛市中的最大利润；而在大的调整时期，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最受欢迎的，则往往是经历了多次市场波动的资深专业投资家，因为他们在大的动荡中更具有历史感和方向感。

《美国货币史》洋洋大观，其主旨，以金融研究界的共识，就是“货币很重要”：货币是一个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独立而可控的力量。在经济史上，可能很难找到比当前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好的案例来分析和印证“货币很重要”这个观点了。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活动扩散到金融市场的话，那么，当前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从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新的经济周期，货币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主导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制造出来的、被高杠杆扩散到全球的“有毒资产”，是华尔街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魔鬼”。货币从这个层面再次证明了它自身的重要性。

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的政策深受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因此，在即将付梓之前，我特地对两年前的后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向读者解释这本原本很专业的金融史著作，却因为时势关系可能变成畅销读物的种种原因。

实际上，在2005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美国货币史》的翻译出版合同时，我心中已经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如此经典的巨著，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一直没有中译本?当然有许多特定的原因，例如难度过大，翻译工作过于艰苦，等等。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的金融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中译本的意义显然是重大的，我自身也深刻体会到当年上学时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的一系列翻译名作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震撼。鉴于此，我以“聊发少年狂”的心态，组织了我的多位研究生，开始了这项艰苦的翻译工作，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内的中文读者尽快获得一个能够大致掌握弗里德曼教授思想全貌的机会，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与瑕疵。不少业界同仁知悉我在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时，都多次询问此书的中文本何时可以出版，我一直以“不能着急、慢慢来”回应，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复他们说，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翻译过程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当然这是研究中的本来组成部分。我想，通过适当的渠道，或许可以联系到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弗里德曼先生为他的这本成名作的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一直在这两年来的多数时间，随身带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正当全书的翻译工作接近收尾、进入全面的统稿阶段时，我当时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欧洲金融周，突然听到了弗里德曼先生辞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们加快了统稿的进度。

2006年末我们完成了统稿，书稿也提交给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也陆续在境内外媒体上见到了不少悼念的文字。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辞世一样，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报道，然后开始寻找新的热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已经投入了两年来的时间进行翻译的全体翻译成员来说，弗里德曼对我们来说不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以前阅读中的学习之外，这一次的翻译，让我们感觉到似乎与弗里德曼先生有了两年的交情，反复地揣摩，反复地斟酌，尽管翻译的质量未必高，缺陷未必少，但是态度是虔诚的，我们自己是得益的。现在我再次修订后记时，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投入了四五年的时间。

弗里德曼辞世已经两年，种种的喧嚣已经过去，反过来再看当时的种种悼念文章，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司马迁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又再次体现出来。

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一帮研究生，竟然如此机缘巧合，承担了这一翻译的重任。

作为一名研究者，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早就拜读过，但是在细致翻译之后才发现，粗略的作为阅读者，得其大意可也；但是作为翻译者，需要对原作者负责，也需要对翻译的阅读者负责，不容易。对于我陆续带领参加翻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我更多的是把这本巨著作为经典教材，整个翻译过程，就是一门经典金融文献的阅读课程，是美国货币金融史的研讨课程，也是专业英语的钻研课程。我多次组织不同的同学，就不同的章节，分头组织讨论，大家分别发言，共同探讨。因此，最终要署名的话，可能很难分清楚，究竟哪些部分完全是由哪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是反复讨论、交叉修订的产物。

因此，当我们经过几年来的翻译、讨论、反复校订和斟酌以及近期的集中再次修订，本书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时，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段翻译的时间内尽力了。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是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从译著出版之日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关于翻译有许多戏谑之辞，例如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就是被翻译所遗漏了的那部分”，尽管大家都知道翻译需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但是，经过自己亲身参与，方才明白语言本身的真实准确传达已属不易，语言之外的意境更是难以描述的，彼时的风云变幻往往难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让读者也感同身受，据说语言学上，这叫做“语言的痛苦”。也才明白翻译著作绝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否则金山快译软件足矣；翻译的难度和资源投入远甚于自己著书，因为好的翻译往往包含了再创作的艰难过程。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为数不少的译作出版，我相信多数译者同我一样，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经典，并在翻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能力所限，结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加之读者的英文水平显著提高，翻译著作也日渐成为一件费力难讨好的工作。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曾说，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哪怕最终可能是读者觉得翻译的版本质量欠佳无法阅读，转而翻阅英文原版，也就姑且自我安慰，认为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吧!

本书的翻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到2006年底完成初稿，经过出版社两年的编辑整理，我们又在最后阶段由巴曙松、王劲松和牛播坤集中对全书进行了再次的校订。初稿翻译的参与人员分别为(根据参与翻译的顺序)：巴曙松、刘先丰、吕国亮、方磊、程晓红、刘润佐、牛播坤、矫静、郝婕、尹竹青、陈华良、向坤、王凡、王淼。其间，王劲松、伍刚做了许多有益的协调工作。之后两个月组织了相互校译，在2006年中完成的初稿中发现仍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庞大的翻译团队加大了语言风格的统一以及对全局把握的难度，随即组织了几位进行集中校对，包括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伍刚、王凡、牛播坤。此次校对主要集中在语句和措词的修正上，但限于校对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我发现往往还是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在参与翻译同学的提议下，我们尝试对各章采取了小组集中讨论的形式，即由我来主持，一名同学负责主要修订，其他同学讨论前也需认真阅读并提出校对意见。不仅从语言上确保用词的准确性，还可以在相互讨论中理顺作者演绎货币历程的基本思路，深化对该书的理解，以求完整传达作者的表述。在此期间，我们组成了三个讨论小组，并在小组内设置了审读员。审读员均是之前未参加过翻译的同学，只负责从中文的行文习惯上考察翻译的可读性。三个小组的成员构成及其负责的章节分别为：第一组，吕国亮、程晓红、方磊、李晶(审读员)；第二组，牛播坤、刘润佐、矫静、张旭(审读员)、赵晶(审读员)；第三组，向坤、王凡、郝婕、王俊(审读员)。经过此轮集中校订，翻译质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遗留的个别难句由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牛播坤负责。随后，我又进一步组织了小组间的交叉校订，并由上一轮的小组负责人审定此轮所做修改。附录部分的校对由王淼、向坤、王凡、谢国良、李辉雨、王琳磷、张铮和任杰等同学参与。在最后阶段的统稿和协调方面，张旭和王凡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前后大约五至六次的校订中，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承担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尽可能地查漏补缺，唯恐辱没经典，希望能以程序的繁复和巨大的投入弥补我们自身水平的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以便我们在下一步的校订中继续提高改进，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众多著作与成就中，这本《美国货币史》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数量、逻辑与历史三种分析工具中，如果要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数量；再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逻辑，无论如何，他要保留历史。从个人的偏好看，我也认同这种选择。

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革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发展历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参照、一些案例、一些思考。发端于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研究案例。我们一直在事实上把欧美金融体系作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现在这些重要的参照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和危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路径只能更多地依靠深入分析欧美金融业发展的轨迹和中国自身的金融需求来寻找。因此，如果这本书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引导作用，则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书分析框架与基本理念的把握之上。

巴曙松

2008年12月于北京玉渊潭公园

《美国货币史》改变了有关大萧条的争论。这部为所有宏观经济学家所熟知的著作，详细考察了美国货币存量的变化——无论是当局的主观货币政策所致，还是银行体系变化等非个人力量所致——与国民收入和价格的变化的关系。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探究近一个世纪以来货币力量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伯南克(Ben Bernanke)，美联储主席

本书将难以计数的事件巧妙完美地融合在货币制度、法规、政策、人物和政治的历史演进中，叙述引人入胜，并以清晰的写作手法跃然纸上……本书将成为货币研究领域少有的名留青史的著作之一。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美国货币史》是一个著名的、长期的历史性和经济性学识的成功。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把90多年的繁杂的、多变的经济史组织成一幅条理清晰的画面，在这里，主要的事件因为其原因已被确认而变得很容易理解。这幅画面与我们的直觉是一致的：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是一次本不应当发生的事件，它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部著作必将为经济学家们所推崇。本书注定从一开始就成为经典，而不是逐步被认可的经典。这部鸿篇巨制耗费了巨大的工作量，作者们倾尽全力地描写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货币史，并且没有被他们所考察的烦琐的细节所迷惑。全书充满了原创性和学术性，并有其他很多使之成为“经典”的因素。所有这些都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兰·梅尔策(Allan H. Meltzer)，著名经济学家

对于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从货币理论上分析得最为透彻的经典著作应首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因此，在这次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海啸”发生之时，读者可以从这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指导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应对之策理论的蛛丝马迹，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林毅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