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
冯夏熊
中国的作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于自己子女的有志于文学事业，无不曾经表示过反对甚至严厉禁止。这样一件事实，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中国文坛上脚踏实地地开拓着的新老作家们，是具有何等的毅力和勇气。
中国的作家，对于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一群感觉特别迟钝的人。他们之中的精明者，早就背着作家的头衔吹吹打打地当官去了；他们之中的自知者，也已退避三舍，悄悄地舍弃了作家的身份；他们之中的忠厚者，则往往逆来顺受，吞着声苛责自己。
他们之中自然有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倔强者，他们能咬牙，肯牺牲，在委屈下坚持，在绝望中希望。他们的最大长处，就是甘于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承受这历史的磨难。这一群，就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他们一肩肩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优良的过去和美好的将来。
冯雪峰就是这行列中的一员，虽然他已经死了。
他，从18岁时发表第一首题为《到省议会旁听》的诗作，到临死前不久写下最后一则寓言《锦鸡和麻雀》，在长长的55年时间里，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结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浸透了血和泪的关系。有的研究者形容他是新文学运动浪尖上的人物，但这并不确切；从沉浮起伏的情状上看，不如说他是旋涡中的搏击者。因为不论是在他活跃于文坛之日，还是在他被逐出文坛之后，甚至在他死后的每一场论争，他几乎都置身其中，每每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
挨牛鞭的学生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里。在江湖码头上，以义乌为中心的这一带山乡以“拳头”著称，因为这里除了贫穷，就只剩下山民的剽悍了。
在历史上，这一带山乡也曾出过一些漂亮人物，不过都是些“乡巴佬”——我借沈从文先生一词。明朝大将戚继光所以能叫倭寇望风寒胆，是因为他手下有三百不知死活的斗士——全是从这儿招募去的山民——这算是所出的“军事人才”吧。在上海、杭州一带繁华城市里开柴炭铺子的，尤其是那些担挑斧劈、脸叫烟熏得黑黑的小伙计们，几乎全是这里来的山民—一这算是所出的“经济人才”吧。那个反对女皇武则天的唐朝诗人骆宾王，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歌颂历史上的清官的历史学家吴晗，以及那位中国的诗歌爱好者含泪注视着的诗人艾青——这算是所出的“文才”吧。不同于别处文人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总能发现质朴、耿直和倔强，在他们脍炙人口的诗文里，也都有一些土产的“拳头”味道。
9岁的时候，冯雪峰搁下牛鞭，离家进了学堂。这是他祖父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这位勤奋耐劳而又富有心计的农民，正全力以赴地要为自己创建一份家业。他的儿子是一个身强力壮、样样农活都精通，还会唱几旬小曲去勾引女人的家伙，只有老头一个人能够驾驭他，不用鞭子就能使他不敢走上二流子的道路。就这样，老人决定在这个祖祖辈辈不识一字的家庭里，给长孙安排一个能写会算的重要角色。
对于冯雪峰学习的刻苦和成绩的优异，祖父是十分鼓励而且喜形于色的。这位老人甚至将孙子写过的每一页纸片都收藏起来，一面虔诚地说：“弄脏字纸要遭雷劈的！”但是几年以后，祖父就开始防范一般读书人常会产生的“离心”倾向，按常例给孙子领来了一个13岁的童养媳，想以此来把孙子拴在自己的发家事业的车子上（后来，这位童养媳由于品行不端被送回娘家）。
父亲对冯雪峰却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可压抑的专横和嫉恨。当他刚从学校回家还未来得及脱去布鞋布袜打赤脚之前，父亲已经开始踢他，骂他是舍不得脱下鞋袜的“臭铁匠”了。只要他一回家，就得下田干活，上山砍柴，或者放牛割草，不得稍有闲暇。所不同的是他当学生以后，所挨的鞭打反而更多更重了。
真正爱冯雪峰的，是后来死于痨病的母亲。她的吞声的劳作，她的伴着泪水的眠歌和倾诉，她的苦痛的慈爱，才是冯雪峰走上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真正启蒙。
小学毕业之后，冯雪峰背着家庭偷偷跑到金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为一位同学考上了金华中学，得到的报酬是这次赴考的路费和食宿费。然后他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由于读师范有官费津贴因而需资甚少，又由于他的优良成绩，祖父后来宽恕了他的这一举动。
1919年5月4日发祥于北京的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很快地也把这个小城市的学生们激励起来了。这儿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进行罢课抗议的风潮。冯雪峰是这次事件的带头人。他被开除了学籍，在金华已无他立足之地。
冯雪峰随即来到省会杭州。就像山涧里的细流归于江河，他闯进了新的生活的门。从此，除了对于故乡和亲人们的时时隐痛的思念而外，他蜕退了家庭的以及旧时代对自己的束缚。这是祖父事先完全不曾料到的：而父亲在咒骂的同时气得折断了牛鞭；只有母亲却难得地破涕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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