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立三，福建巡抚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之子吴保初，清末四公子的风流倜傥、斐然文采在作者的细心勾勒下栩栩如生……

同光年间，袭父兄父荫，出现了许多声色犬马、无一不好的“大少爷”；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袴，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清末四公子”即以此得名。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求之今日，亦夏戛乎难哉！

“清末四公子”者，湖北巡抚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之子陈立三，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惠康。或以为无丁惠康而有陕甘总督浙江嘉兴陶模之子葆廉。要之，谭陈必在其列，断无可疑。

陈三立

丁惠康

谭嗣同

吴保初

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据《水经注》，即古散原山。陈三立父母皆葬于此，又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因以散原为号。

散原籍隶江西义宁州，即今修水县。义宁在唐朝分武宁县地所置，故名分宁；宋沿旧名，元、明、清改称宁州，直至嘉庆六年始改名义宁州，入民国后又改为修水，称义宁者不过百年，以故今人多茫然不辨其地。

此地曾出一大诗人，即宋朝的黄庭坚。《嘉庆一统志》载：

黄庭坚宅在义宁州西二十五里，双井北岸，有永思堂，旁有钓台，下有水日“明月湾”。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苕溪渔隐丛话》及《云麓漫钞》，皆载吕本中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当时有名者即三十家，成为宋诗的代表。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黄庭坚及二陈——陈师道、陈兴义的高处，原在“文章自得方为贵”，只以浅夫妄人，凡无病呻吟，故作穷饿酸辛之态者，皆遁人江西诗派，致自金、元开始，即为世所诟病。直至清末，张之洞犹有“江西魔派不堪吟”之叹。但散原之出，大昌了江西诗派，不妨谓之为直接山谷法程，八百年先后辉映，即此已足不朽。

散原的尊人陈宝箴，字右铭，以举人而官湖南巡抚，与左宗棠的以举人而人阁拜相，复同为翰苑出身的元老重臣所尊重，皆为难能可贵之事。陈宝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其时洪杨之祸，已成燎原，宝箴佐其父在籍办团练，直至咸丰六年丙辰始入京会试，落第后留京读书。黄秋岳《花随人圣盒摭忆》记：

初先生庚申(按：庚申为成丰十年，所记有误)，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于易佩绅、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时称三君子。会咸丰北狩，先生条防守六事，上枢府，适当道忧通州仓米为寇掠，骤无所为计，先生曰：“设传驼更运，前明于忠肃成法也。”由是旦夕毕移辇下。一日饮酒楼遥见圆明园火光，因捶案大哭，尽惊其坐人，时易罗约南还将湖军；遂归湖南，易以前受骆秉章檄，募千人号“果健营”，防来凤龙山间，罗副之，遂与先生俱扼次岩塘，石达开率众号十万来犯，死守累月，粮且尽，先生独身间走沣州永顺以募饷。永顺守张修府故儒吏，延见右铭先生风雪中。

见其单絮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却曰：“军士冻饥久矣。”即“何忍独取暖为”？张为流涕，趋召父老输银米济军，得即持去，守益坚；石不得逞，引去。

此当为咸丰十年冬间之事，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克安庆，曾国藩自东流进驻。平洪杨的军务，至此始有把握。散原述其尊人行状云：

曾文正公大治兵，用两江总督屯安庆，府君稔曾公命世伟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贤士，遂往游，曾公引为上客，喜过望日：“海内奇士也。”幕僚亦争交权，相引重。李公鸿裔专幕职，尤挟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亲战事，谢去，就席公宝田江西军，道彭泽鄱阳间，饥民连数县，赈者率应故事，势且尽毙；府君恻然，就逆旅斋沐起草，驰书巡抚沈文肃公陈其状，并类及江西政要所关，凡数事。中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沈公感悟，大发帑全济无算。其时江西为寇冲，蔓延郡县，余军多观望，独得席公军支柱四应，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决胜，然寇方蚁集，势盛，而席公军单，沈公席公又颇乖隔，不相能，每军牍往还，席公辄取抵地日：“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日：“沈亦贤者，坐不知公耳。”因谒沈公极陈席公沈鸷，“必能用智略平寇，胜艰巨，明公当开布腹心，席必为尽死，不则席败，大局危，公安所惜足乎？”沈公以为然，立增席公五营，遗书披诚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结，卒以残寇，竟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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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年间的政风，与康熙末年相近。以我个人的看法，清圣祖将地方宫分为六等：爱民、干练、清廉、不好名为第一等；爱民、干练、清廉为第二等；爱民、干练、虽贪不苛为第三等；清廉、才具平常为第四等；才具平常、操守不佳，但能实心办事为第五等；贪污无能兼而有之，则为第六等。在圣祖心目中，汤斌不过第二等人物，即因误认汤斌在江苏巡抚任内，有与帝争名之意。张伯行号称“天下清官第一”，其实，圣祖视之为第三等人物。他曾说过：张伯行喜欢刻书，哪里来的钱?言下并不以为张伯行一清如水。但在表面上仍评张为清廉。由此可知，他将清廉的标准打得极低；上谕中屡次表示，只要真能为地方生利，有益于民，享用稍过，不足为罪。至于用人，除了上述的第六等人物以外，第五等以上皆能容忍，第三等以上则必蒙温旨褒奖了。

同光朝慈禧太后当政，识人、用人虽不及圣祖，而想法大致相近。因此，在那时候的地方官，自督抚至州县，收陋规以及三节两寿(本人及太太)收礼，视为当然；卖官鬻缺，营私舞弊，只要不太过分，不得罪“都老爷”，亦可无事。举个例，《能静居日记》作者赵烈文，据沈云龙教授记其生平，同治八年为曾国藩奏调赴直隶，十月奉旨署磁州知州，在任一年七个月；同治十一年正月署易州直隶州知州，至光绪元年去职，在任三年有余，前后并计，不过做了五年地方官，而自光绪元年九月回南，“隐于乡里，大治园林，广置姬妾，颇娱声色之好，以迄逝世”。赵烈文殁于光绪十九年六月。五年作吏，廿载坐享。烈文犹为贤者，尚是如此，他人可知矣!

至于京官，贿赂公行，亦无足为奇。翁同稣日记中，常记某人馈赠，“受之”或“却之”，大致受者多而却者少。翁同觫尚且如此，孙毓汶之流可知矣!

因此，同光年间，袭父兄余荫，出现了许多声色犬马、无一不好的“大少爷”；今有达官之子，或则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或则真慕风雅，诗文有声，与酒食征逐的纨祷，大异其趣，自然就成了出类拔萃的佳公子。“清末四公子”即以此得名。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求之今日，亦戛戛乎难哉!

“清末四公子”者，湖北巡抚湖南浏阳谭继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抚江西义宁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安徽庐江吴长庆之子保初；福建巡抚广东丰顺丁日昌之子惠康。或以为无丁惠康而有陕甘总督浙江嘉兴陶模之子葆廉。要之，谭陈必在其列，断无可疑。兹请先谈陈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