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家、评论家费振钟对中医中药进行深入考察与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全书收录了41篇文章，另附金陵画家汤国精心制作插图12幅。本书谈的是他自幼随“悬壶济世”的祖父读药典、学医理的一些回想。其中虽涉及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养生、治疗的许多有关常识，又不仅仅局限在对传统医学作知识性传播，而是渗透着对中国人长期的生命和生存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的积极反思，以及对某些现实社会生活现状的严肃质疑，发人深省。

本书是作者对中医中药进行深入考察与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集结。其中涉及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养生、治疗等许多常识，但又不仅仅局限在对传统医学作知识性传播，而是渗透着对中国人长期的生命和生存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的积极反思。书中附有金陵画家汤国精心制作的插图12幅。

初版序言

二版序言

本草

毒手药王

由李时珍到吴其浚

药引

丝瓜忌

《诗经》里的药

萝卜生姜老兄弟

药名的文学意义

民间方

海上方

关于黄精

话说宋朝的粥

谈“吃什么补什么”

穷人的药与富人的药

孝子的根据

奇方琐谈

医与意

唐朝人的怪病

苏东坡的眼病

脚气病说

雅病

读《黄帝内经》短札

一片迷茫看医派

纷纷乱世说名医

扁鹊考

张仲景考

抱朴子和陶隐居

孙真人考

葛乾孙与吴中医学

洄溪老人

关于傅青主

《桔梗谣》、汉医与《古书医言》

孔子为什么不敢吃药？

经脉与解剖术

杂说医官制度

赤脚医生

月令、风俗、药事

我们家的诊所

老处方

药器小识

附篇：论养生

前篇文章里，说到李时珍和他的药物著作《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成书在明代万历六年或七年，万历二十一年在南京刊行，万历中期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时，李时珍的儿子将它献给朝廷，这时候李时珍已经去世数载。《本草纲目》面世，的确成为李氏所期望的“昭代之典”，但有意思的是，这本著作当时的影响，似乎不在医界，而在于士大夫文人中。《明史·李时珍传》中说：“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明代士大夫文人为什么对《本草纲目》有这么大的兴趣呢？也许那时的社会普遍讲求奇技淫巧，形成一种时代文化风气，《本草纲目》作为一本“实赅物理”的奇书受到青睐，也就不太奇怪。从时代风气上看是如此，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与土大夫文人喜欢药的传统有关。

从大处讲，中国土大夫文人对药物的爱好，是出于一种自然爱好和慕求。一些古老的著述之所以成为士大夫文人的必选书，比如《山海经》、《淮南子》、《十洲记》、《列异记》等，其中对山川地理、风物出产、草木果蔬、鸟兽虫鱼的记录描摹，满足了古代中国文人感受、认知、亲近和归化自然的内在需有。与上述诸书同时的《神农本草经》，同样也以它的自然之本体的旨意，使中国文人一开始就与药物之间结下了夙缘。“药物”二字，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力，但他们关注的不只是本草学知识，而是自然与生命的某种真实状况，关注药物怎样使人的身体与自然保持平衡与同一的先天关系。由于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中国士大夫文人对药物的爱好，后来又特别发展到对丹药的热衷上面，从初时的海上方，到后来的五石散，再到后来的种种外丹方，古代文人寻找和追逐这些可以使人的身体获得与自然一样长生永存的药物毋以说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投注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也付出了成千上万人牺牲的巨大代价。丹药当然不可能使中国文人得道成仙，他们所有关于长生的愿望最后都被证明不过是一种热烈的虚妄。然而过去的时代里，那么多智慧才能之士，像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一类人物，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和宋代大文豪苏轼，都曾经把生命的希望寄予丹药，这大概只有从中国文人一贯遵从自然、投身大化的历史思路里，才能得到更为切近的心理解释。明代文人家有《本草纲目》，这种对本草学的文人化的阅读，再一次向历史敞开了中国文人那种经久不变的生命和自然情怀。在这里，李时珍的学术贡献，也许就在于通过他的这部著作，为同时代文人接续了自然的命脉。明末为李时珍写传的顾景星评说道：“李公份份，乐道遗荣，下学上达，以师古人。既智且仁，道熟以成，遐以媲之，景纯通明。”把李时珍与注释《山海经》、《穆天子传》的郭璞以及著名的方士陶弘景等量齐观。在他的笔下，李时珍显然不单是一个药学家，而是一个弘扬自然之道的人。

李时珍之后，为士大夫文人爱读的这方面的著作，要算清代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两部书纯粹记述植物，前一本收入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附图一千七百多幅，后一本书主要辑录古文献中有关植物资料，收入植物八百三十八种。吴氏著作保持了“本草”精神，所以在解说植物时，还是侧重在植物的药性上，这与其说吴氏的植物学还没有与中国古典本草学完全分离，不如说吴氏对药的价值的重视，仍然保留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特点。因此，与两百多年前的李时珍比较，吴其浚19世纪对植物的记述，也许已经比较符合科学分类的要求，以至成为一部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学专著，然而对于文人的阅读来说，他们读到的并不是什么科学，而是自然，它比《本草纲目》提供了一个更独立、更完全的植物世界，从而使阅读成为对草之本更加单纯的追思。作为清代有名的文人，吴其浚写作《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两部书，那种“格致”功夫中所包含的用意，未必不是中国文人追思自然心情的自觉表现。虽然时代已经到了古典的尾声，可你还是不能忽略中国文人寄寓在“本草”一道之中的精神轨迹。我之所以在李时珍之外，谈到吴其浚，即出于这样的基本想法。

又是一百多年时间过去了，现在除了专业人员，恐怕很少有谁还会提到吴氏这两部书，至于文人的阅读那真是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中，似乎只有已故作家汪曾祺认真说过《植物名实图考》。他在放逐于荒漠的边远地区时，行囊里面就有这本书，于寂寞的夜晚读那些古典时代的植物，他读出了无限的人生味道，于是他就成了吴其浚在20世纪的一个知音。

现代人在科学的主宰下，早已中断了自然之思，而自然的真相也就在人们的长期漠视下隐遁而去。丧失了生存根据的现代人，身体遗失了，生命冷漠了，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变得无足轻重。有感于此，我觉得，现代人如果能读读吴其浚的这两本著作，从中多体会一点古代文人那种运思自然的心意，也许多少会有益的吧。P7-10

这本随谈，写到4月底，到了交稿时间，不能不收笔。从去年秋天起，除一篇《论养生》为六年前旧作重改以外，陆陆续续写了四十篇。书名《悬壶外谈》，动笔之前就已经确定。“悬壶”是中国古代医人的职业标志，而“悬壶济世”之下的中国传统医人形象，是很容易让人感动，生出敬意的；我取“悬壶”两个字，自己却不敢冒充医人，只是谈一些与中国古典医药、医人、医学有关的话题。外道人，说几句外道话，别人自然不会太计较，也不会太责备，所以，名之“外谈”可也，谈得随随便便偶尔放肆一点亦可也。所谈既无体系，亦无规矩，有的想到了就谈下来，有的想到了却谈到别处去了，而留下来不及谈的话题，似乎比已谈的话题还要多。书成以后，我想，再谈它的兴趣和机会也许不多，留着就留着吧。

说起来，我与中医是有点割舍不断的因缘的。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乡村里的中医，我从三岁起就跟着祖父生活在一座小镇的诊所里，每天看到祖父为许多人诊病，终年闻着药房里的药气，感同身受，耳濡目染，对中医有很亲切的体验。70年代初，我失学在家，按照祖父吩-咐，开始读医书，先从《黄帝内经》读起，继而扁鹊的《难经》，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年时间中，半通不通地将这几本书读了下来，如果不是时世发生了变化，我要再读下去，极有可能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业，也做了一个乡村中医，那我们家可就算得上古人说的“三世之医”了。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常常是无法预先选择、预先设计的，现在我以文学为生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只是有时不免想，要是能够回到过去重新选择生活，我还是坐到自家的那只老诊案前，摹心做个于世有用的医人好，哪里像现在这样巴巴地写那些不着天不着地的屁文章。转眼之间，离我告别祖父外出异地他乡已经二十多年了，我的祖父早就过世，我的父亲三年前也已物故，所有与中医有关的经历，都成了感情上的回忆。记得离家时，我曾把读过的以及未曾读过的中医书籍小心地封藏在一口泥瓮里，可我回家想把它们取出来，却已不知什么时候失踪r。问谁，谁也不知道。虽然这些书都有新版的可买，但没有了那些发T黄的IH书，很长一段日子，心里总觉得有种缺憾。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可以说，这本随谈是为了我与中医少年时代那点旧因缘而写。但发念又因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文元，她从杭州到南京来组织丛书的稿子，踌躇再三，我说，我写写中医吧。于是就此定下来，再无更改，而我也没有想到这段时间里还能写别的什么。

金陵画家汤国，为这本书制作插图十余幅，皆朴素有致，让人看了喜欢，一并记之。

费振钟

199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