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与建设事业,中国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大智大勇的人民军队将帅。其中不少都是军中高参,他们曾经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是战场上的“诸葛亮”,是官兵们的“谋士”,也是新中国建设的“智囊团”。
一旦打开高参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首诗,都是一首歌,都是一段传奇。他们的人格魅力,指挥才能,以及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同时我们也感慨当年战场的凶险,环境的恶劣,也欣赏统帅毛泽东与高参们的知心交往,以及相互之间共商国家大事的坦诚。
本书介绍了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几位“高参们”的传奇故事。《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由顾保孜著。
《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介绍了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十几位“高参们”的传奇故事。可以说“高参们”在解放军发展的历史中,绝不仅仅只有这十几位,而是因为篇幅和时间段的限制,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具有鲜明特性的,并且又兼顾到作品的思想性、故事性和完整性来进行描写。《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由顾保孜著。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战方案,详细商定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人福建,东征军人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从香港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多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 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并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指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没有被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P10-11
当今世界纷争不断,战争总是或近或远地发生着。人们在关注眼前战争的同时,更有一种隐约的渴望,渴望从中国过去的战争中,了解到战争发生的前因后果,了解到气吞山河、强悍如虎的我军高层将帅的人生轨迹——他们如何不受人际关系羁绊,从士兵晋升为将军?他们如何割断儿女情长,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如何在枪林弹雨中指挥若定?如何在遭遇挫折、磨难时仍保持人生信念?
上世纪2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与建设事业,中国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大智大勇的人民军队将帅。其中不少都是军中高参,他们曾经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是战场上的“诸葛亮”,是官兵们的“谋士”,也是新中国建设的“智囊团”。
一旦打开高参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首诗,都是一首歌,都是一段传奇。他们的人格魅力,指挥才能,以及对党和人民的耿耿忠心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人。同时我们也感慨当年战场的凶险,环境的恶劣,也欣赏统帅毛泽东与高参们的知心交往,以及相互之间共商国家大事的坦诚。
可以说“高参们”在解放军发展的历史中,绝不仅仅只有这十几位,而是因为篇幅和时间段的限制,只能择其具有代表性,具有鲜明特性的,并且又兼顾到作品的思想性、故事性和完整性来进行描写。
中国革命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毛泽东曾经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些将帅们正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践了最高统帅的豪迈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