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明清之际特殊而复杂的历史环境无疑造就了吴三桂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人物。我无意为吴三桂正名,因为他举兵反清、行称帝割据一己之私的动因不容置疑。但纵观吴三桂的一生,我又不能不指出,作为明朝的总兵,是吴三桂在为岌岌待毙的明王朝镇守着山海关外的最后一个城堡——宁远,也就是说,在明亡之前,他是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员明军守将,并且抱定了必死的信念。而作为清朝的藩王,他又为清人打下了半壁江山,定陕、定川、定滇,擒永历帝于缅甸,成为清王朝重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可多得的人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吴三桂曾经是明朝的“忠臣”,清朝的“功臣”。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用还是应该看到的。
本书试图通过勾勒吴三桂的一生,客观地说明他是如何完成由“忠臣”到“功臣”,再到“逆臣”的角色转换的,并藉以解读明清鼎革时代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吴三桂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因开关降清,被明人指为汉奸,判臣又因举兵反清,被青朝定为逆臣、反贼。自明清以来,吴三桂一直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但是,无论吴三桂是降清还是反清,都曾牵动了历史的命肪,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吴三桂起伏跌宕,充满变数的一生,赋予了这个人物太多的传奇色彩,他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艳丽故事,又有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铁血篇章,还有为权力、私欲而角逐、拼杀、无视忠义的不耻行径。
本书无意为吴三桂正名,但纵观吴三桂的一生,又不能不指出,吴三桂曾经是明朝的忠臣,清朝的功臣,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用还是应该看到的。
2.孤军镇守宁远
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升任总兵以来,吴三桂便奉命镇守宁远,宁远作为明朝关外八城中的两大重镇之一,与锦州遥相呼应,吴三桂由此成为辽东军事集团中仅次于祖大寿的重要人物。
松锦战后,明朝苦心经营、坚守二十余年的宁锦防线已被打破,继松山、锦州的失陷,塔山和杏山也于当年(1642年)四月先后落入清人手中,宁远成了关外剩余四城中最为重要的前沿城堡,为清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而吴三桂也因身系辽东大门安危的重任更加为明朝器重。
自明廷以松山溃败治罪降秩三级以来,吴三桂虽不复有提督辽东的职衔,但事权却丝毫没有被削弱,明廷依仗吴三桂收拾辽东残局,重整封疆的方针没有改变,这正是吴三桂久已期待的,但严峻的形势却又不容他有些许的乐观。
是时,清军已在宁远城外沿大路布下兵马,严阵以待。而宁远城内同样是剑拔弩张,驻扎着吴三桂、白广恩两总兵及巡抚叶廷桂等主要军事力量,也就是说,除了李辅明驻守前屯卫外,明廷的其余文武官将均驻于宁远。但是,对于吴三桂而言,面临的局面仍是今非昔比。首先,明廷以白广恩与李辅明协助吴三桂练兵的计划并非尽如人意。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新任辽东督师的范志完说: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兵部“内议蓟督练兵三万,辽督练兵二万,奉有明旨在案。数月以来,奴患孔亟,臣以为抽练定有头绪矣。乃臣受事之始,察阅主客兵文册,问其辽督练兵二万何在?止有李辅明一万之额,其实仅数千耳!其余一万竟归乌有”。也就是说,明军初议练兵五万,但实际练兵的状况根本无法足其额。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初,明廷能够抽调的辽东兵力,马兵一万一千,步兵二万五六千,合计三万六千余人。表明明朝再也无力组成一支新的援辽大军。而凭此兵力,守且乏力,更无法言及进攻,一旦清军再度围困宁远,其结果便会完全如皇太极所言,“不知会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其次,明廷在松锦战后,以吴三桂、白广恩和李辅明三镇总兵收拾辽东残局,从而形成以吴三桂为首的新的辽东军事体系。但三总兵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李辅明“欲而不刚,懦而怯战”,所部又多系新练散兵。白广恩虽勇,却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调往镇压农民起义军,致使辽东原本不足的兵力再度削弱,吴三桂所部成为明朝拱卫辽东的实际兵力。吴三桂作为将领虽然勇略兼蓄,但是当他面对清军的十万铁骑时,显示的仍是以卵击石的军事对峙。
然而,就是在这种处境中,吴三桂视清朝裂土分茅的诱惑而不顾,多次拒绝了清人的招降,坚守宁远。随即又因斩敌立功在明朝的地位更加醒目。
那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事情。其时,由于吴三桂坚守宁远,辽东前线仍然处于暂时的均衡状态。四月,奉命率军深入明境饱掠中原达半年之久的清军,在统帅阿巴泰的率领下捆载北归,途经京畿。时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集八镇兵于螺山(北京怀柔县北)阻截清军。不期明军“徘徊不战”,只有风尘仆仆由宁远赶往京师勤王的吴三桂,与山海关总兵马科及唐通等人率军与清军交锋,且获小胜。据彭孙贻记载日:“惟吴三桂人关数战,斩一头目,杀伤略相当,白广恩、唐通时有斩获”。其时,由于明廷屡遭败衄,闻警即怵,故吴三桂等虽小有克捷,却举朝为之眷注,崇祯皇帝又以其“屡有斩获”,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十五日特宴吴三桂等人于武英殿。立时,吴三桂威名远扬,朝野视之为国家干城。吴三桂是在一片赞扬声中重返宁远的。
此时的辽东仍然保持着战前的平静,但吴三桂却不敢稍有疏怠,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清帝皇太极刚刚过世,“九月十四日,辽东总兵吴三桂差兵丁六百名,渔舡二十号往三岔河打听四王子(皇太极)果否已死情形”。随后他又立即密奏明廷。而这封密奏如同给垂危待毙的明王朝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崇祯皇帝兴奋已极,他于十月发布上谕,指示吴三桂等乘清廷争立内乱之机,“选募入窠,或诱致陷将,离间贼党,或就中定计,歼渠来归,一应机宜听便宜行,不必瞻顾,事成不靳通侯爵赏”。
但是,事态的演变使崇祯帝的计策落空。清朝因皇太极而死所出现的诸子争立,很快以年仅六岁的皇太极幼子福临的继立得到了解决,并且新任摄政王的睿亲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于皇太极死后一个月,即九月便作出出兵宁远的决策。
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十一日,郑亲王济尔哈朗亲自统领军队由沈阳出发,直奔关外诸城而来。而此时的吴三桂却还在关注着皇太极的死讯,因而对清军的这次出兵并无准备。是时,清军来势凶猛,但采取的作战方略却是避开坚城而就其弱,九月二十三日,清军绕过宁远抵中后所,二十四日傍晚移军城北,填平壕堑,以云梯、挨牌接近城墙,开始轰击,至二十五日城坏,清军攻人中后所城中,擒斩明游击吴良弼、都司王国安等二十余人,马步兵四千五百余人,俘获四千余人。九月二十九日,清军进抵前屯卫,十月一日以大炮毁坏城墙,入城斩杀总兵官李辅明、袁尚仁及副将、参将等三十余人、兵四千余级,俘获二千余人。随后,乘胜进攻中前所,明总兵官黄色闻风弃城而逃,清军再克中前所,俘获千余人。接连的胜利,使清军士气大涨,转而围攻宁远,但却在宁远城下遭到吴三桂的猛烈抵抗,未能得手。这次宁远之战,在清朝官书上不见记载,或许是为了掩饰清军在宁远城下的这次失败吧!
清军以雷霆之势一举攻克三城,终于形成关外四城仅余其一的局面,宁远成了关外孤城。所谓,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
面对险恶的形势,吴三桂开始忧虑焦急、惊恐不安。是坐以待毙,还是撤离宁远?自关外三城被攻破后,吴三桂无时不在考虑着这个问题。此时,明廷正在为日益迫近京师的农民军惊恐不安,已无力顾及辽东,吴三桂只能孤军奋战,他又怎能不会想到皇太极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的“忠告”与“质问”呢?那就是“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
孤守宁远的结局只能是死,为忠君报国而死。然而,人到死时,求生的欲望总是最为强烈的,吴三桂不甘心于这样白白等死。他召集部众集议,将士们意欲撤离宁远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将士们欲弃险入关的想法,吴三桂十分清楚,但他的回答却是否定的,“王(指吴三桂)日:‘守土者擅弃封疆,律无赦,吾不可去”’。
就在吴三桂的处境最为危殆绝望的时候,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之请,崇祯帝诏“给吴襄俸廪”。自崇祯七年(1633年)大同之役以来,吴襄因逗留观望之罪被罢官,而后一直闲居在家,已达十年之久。这突然的给俸,无疑是官复原职、或者是升迁的暗示,对吴家来说是一特大的喜讯。果然,两个月后,即翌年正月初,诏命吴襄提督京营、携家眷入京。这对一直以效死疆场自誓的吴三桂来说,无疑又是一种激励,他此时已决意为国而死。于是,他给崇祯皇帝上书表达了自己的这一志向,并为乃父乃弟乞恩。故而,读过他奏疏的吏科给事中吴麟征说:“边臣不可令有惧心,由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经为父弟乞恩,知其有死心”。
可见,在宁远成为孤城,危伏四起之际,吴三桂决心尽忠报国,但其内心的忧惧与绝望亦流露于奏疏之中。
P48-52
在中国历史上,吴三桂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因开关降清,被明人指为“汉奸”、“叛臣”,又因举兵反清,被清朝定为“逆臣”、“反贼”。而且,也正因为他仕明叛明,降清而反清,为人反复,所以,自明清以来,吴三桂一直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
但是,无论吴三桂是降清还是反清,都曾牵动了历史的命脉,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也就成了史家关注的焦点人物。而吴三桂起伏跌宕、充满变数的一生,也赋予了这个人物太多的传奇色彩,他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艳丽故事,又有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铁血篇章,还有为权力、私欲而角逐、拼杀,无视“忠义”的不耻行径。因而,他也经常成为小说、戏剧,乃至诗文中的话题人物。
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明清之际特殊而复杂的历史环境无疑造就了吴三桂这样一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人物。我无意为吴三桂正名,因为他举兵反清、行称帝割据一己之私的动因不容置疑。但纵观吴三桂的一生,我又不能不指出,作为明朝的总兵,是吴三桂在为岌岌待毙的明王朝镇守着山海关外的最后一个城堡——宁远,也就是说,在明亡之前,他是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员明军守将,并且抱定了必死的信念。而作为清朝的藩王,他又为清人打下了半壁江山,定陕、定川、定滇,擒永历帝于缅甸,成为清王朝重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可多得的人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吴三桂曾经是明朝的“忠臣”,清朝的“功臣”。他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用还是应该看到的。本书试图通过勾勒吴三桂的一生,客观地说明他是如何完成由“忠臣”到“功臣”,再到“逆臣”的角色转换的,并藉以解读明清鼎革时代的历史。
我在本书中将吴三桂称为“一代枭雄”,代表了我对吴三桂的看法和评价。何为“枭雄”?许慎的《说文解字》曰:“枭,不孝鸟也”。《辞源》曰:“枭为鸟名,也作‘鹗’,俗名猫头鹰,益鸟。旧传枭食母,故以喻恶入”。“枭雄,指雄杰,含有凶狠专横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智勇杰出的人物”。
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智勇超群,在政治上的强横与野心,以及他可以在关键时刻放弃君恩父孝、反复无常的人性特征等等,都刚好符合冠以枭雄的名号。
刘风云
2008年春节
十年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吴三桂传》,本书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订正和补充,原本希望能借这次再版机会对一些问题再作深层次的探讨,遗憾的是因为诸种原因,加上时间的仓促,未能如愿。但是本书新增了一些图片,这可以给读者以更直观的感觉。
本书的再版,我首先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编辑,感谢他对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关注。
图片有我多年的积累,也有新近的收集。对此我要感谢师弟陈连营和学生许静提供的帮助。
有关吴三桂的研究,记载了我在史学领域里学步成长的历程。自1983年读硕士学位时起我就开始了对吴三桂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三藩研究》又是以吴三桂为中心展开的,所以,我的每一份成果,都凝聚着老师王思治教授以及其他老师的心血,师恩难忘。
1988年,我的《叛臣吴三桂》这本小书的撰写,是与尚在腹中的女儿一起完成的,她的一次次躁动几乎就是我思索与写作的节奏。二十年后,这本书的命名又是在丈夫高寒松的提示下完成的。多年来,他是我在学术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常常是我成书后的第一个读者。所以,书中蕴涵着浓浓的亲情。
书于北京颐源居 刘风云
2008年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