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主笔朱文轶对中国广阔土地充满诚意的观察和发现。书中随处可见浮现于社会许多层面的断裂和矛盾，它涉及的命运和故事，构成这些悲喜交织的故事里很多因素仍然是现实中国跳动脉搏中的血液和基因。他恪守一个最原始的准则——到陌生的地方，用最本能的嗅觉和最无知的好奇心，去发现那里的秩序和知识。书中所附记者手记，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了对于新闻的立体解读。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浮现于社会许多层面的断裂和矛盾：大城市里精力旺盛、游手好闲、追逐青春游戏的飙车少年和因为一辆长途奔徙的超载拉煤车而殒命的小城市学生；比如，“佳木斯杀童案”中衰老工业城市里令人绝望的棚户区生活；比如，因为偏僻而被标本化，又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蠢蠢欲动的贵州安顺；再比如，在商业化和宗教力量的双重牵引下呈现出现代城市过渡期面貌的青藏沿线。

序

No.1 答案任现场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

 沁源车祸21条生命，谁来负责？

 变脸

 同一首歌：最疯狂的演出

 生命之轻

 央视大楼意外失火

 飙车少年

 南丹审判

 发生在佳木斯棚户区的罪案

 解救汶川

No.2 断裂的乡土

 贵州傩戏：活着的传奇

 跨越唐古拉

 穿越滇藏三江并流区

 生活在继续

 再造新北川

 “赌石”的隐秘链条

 一个恐惧村庄的恩怨

 乌兰县的幽灵：不只是鼠疫

 “文化名城”铁岭

No.3 城市如何记忆？

 陕西神木医改：全民免费的可行性

 唐山30年，一个城市的重生

 曲江：5700亩公共空间的城市价值

 复兴景德镇：一次危险救赎？

 一部超级大片的诞生记

 烤鸭王国“全聚德”的30年

 西湖里的新土地生意

No.4 权变故事里的主角们

 王益其人

 “F1教父”郁知非的名利场

 “吴若甫绑架案”主犯的最后时刻

 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的社会关系和情色交易

 泉州亿元非法集资案的主角们

 拍卖业寡头和被他收买的法官们

 杨松泉：“吃艾滋饭”的地方官

 天津大学炒股事件和被免职的校长

 历史的现场

 转折

 中医的生死问题

 胡雪岩：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

 一种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

No.6 记者手记

 历史和时空观照下的新闻

 关于新闻的表述问题

 愿意声张的和努力隐藏的

 答案在风中飘荡

 99小时到汶川

后记 回到开始吧

“端升楼”

离开“风波庄”，程春明就往“端升楼”赶。校园不大，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这条路程春明走过不知多少遍。穿过走廊，上二楼，拐弯，走到过道的尽头，就是“端升楼”20l教室。18点45分，是学生们的第6节大课。他上楼时看到几个熟悉的学生，跟他们打了招呼。

这是一栋巨大而不规则的4层联体教学楼，由5个相对独立的子楼连缀构成，每层有大约20间教室，“端升楼”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早些时，它和其他的子楼被称为A、B、C、D、E段。去年，中国政法大学为了迎接教育部的教学质量考核，对校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硬件翻修，除了重新绿化，将平地改造成为坡地景观，在每个楼房之间添置秋千，还将所有建筑物重新命名。A段被更名为“端升楼”，“端升”是政法大学第一任校长钱端升的名字，其他4栋则分别使用了学校的校训，被称为“厚德楼”、“明法楼”、“格物楼”、“致公楼”。

空间狭小一直是这所高校发展的心头之患。巴掌大的地方，生活着好几千人，因为自习座位的紧张，很多政法大学学生不得不赶到一条马路之隔的中国石油大学去上自习。大量采用联体建筑，可能是当初校园设计者在有限方圆实现更大使用空间的解决之道。

12栋学生宿舍，呈扇形分布在联体教学楼四周，它们之间同样被相连成网状，不过，宿舍楼和宿合楼之间并不能相通。去年的大改造，也包括了这些学生宿舍，原先使用阿拉伯数字的简单命名被改成了诗意的“梅”、“兰”、“竹”、“菊”等。改名多少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适应，以前人们熟悉并习惯了通过数字来识别和称呼自己的住处，现在连很多高年级学生、甚至老师自己也被弄糊涂了。

“比较法总论”是门选修课，它针对“大三”、“大四”有了足够法学基础的学生。这个学期，大约20名学生选修了程春明的这门课。10月28日18点15分左右，他们三三两两从各自的宿舍，向校园中心处的“端升楼”走过来。

突然降临的杀机

程春明还是比一些学生早到了。他上课习惯早到一会儿，这样可以坐在教室后座上跟学生们聊会天。他跟学生们总能聊得来，他会挑一些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他不介意也不避讳说自己在爱情和情感方面的观点，这点很投学生所好。比如，去年《金婚》热播时，程春明就拿来跟学生们讨论，他时常会顺带说起自己，以至关于他妻子的方方面面，只要上过他课的学生，都能大概知道个一二。很多学生也知道，程老师有过一个韩国前妻，已经离婚了。

一名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程春明刚从法国回来，进校讲课时，并不太懂得授课技巧。他湖北口音重，也不属于口才很好的人，不太擅长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不过，这个先天不足倒在某些方面成就了他的风格，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讲课方式：将学生分组，由他先阐述自己的观点，再由学生讨论，然后由学生发言。这种自由的课堂氛围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

据说，政法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上课，200人的教室会涌进1000多人，老师被堵在门口进不去。程春明当年受到过类似“待遇”，他回国不久，很多学生慕名而来。一名政法大学99级学生回忆，有一次程舂明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200人的阶梯教室，几乎挤了300人。不过，这些追随者很快产生了分化：一些人认为程春明上课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有太多与课程无关的内容，对学术研究并无裨益；留下来的，基本上成为程春明固定的“听众”。

上过程春明“比较法总论”的学生对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事，是程春明在开课第一讲时总以基督教为开端，他对学生们说，自己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喜欢西方人的自省方式和习惯。另一件事，是程春明会展示一支法国司法部长赠与他的钢笔，并承诺会把它奖励给这门课学业出众的学生。P50-51

这是我从业接近十年的第一本新闻作品集。身为记者，要感谢这个时代的馈赠，我们经历了一个前人和后人都可能再难以想象并理解的历史时期，这个一直讲究韬光养晦，也讲究厚积薄发的国家，用在漫长而缓慢的时间里积攒起的能量，酝酿成了2000年到2009年最令世界注目、规模最为壮观的经济崛起。

这场突出其来的崛起也造就了令人陌生的现实，为报道者提供了富饶的素材。看起来这个时代里经济记者也许更有可为，但经济上的巨变，在社会生活上造成的裂变要更为惊人。

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媒体作出的有效观察跟这个扑面而来的时代不相对称。管制和媒体的自我消沉都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传播方式本身——都市报创造的碎片化传播瓦解了中国媒体里的文人传统，但很快，它在具有更强生产力的网络传播面前也一败涂地——内容生产的廉价化趋势培养了受众的趣味也销毁了他们的耐心，这灾难性地冲击了这个本就“奄奄一息”的传统行业。

在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态度上，三联有点像一个这个行业的守望者，它对深度、严肃性和知识的追求，也是对日趋式微的文人传统的鼓荡和重申。它让人相信，好的新闻不止是一种真实、亲切的理想，更是一条宽大的通道。

我很长时间一直为这本书的命名而苦恼，这些发生在过去十年里的各种事件，看起来是那样参差错乱，无章可循。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无序感和“断裂”正是它们要呈现的全貌和整体性。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用来描述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概念的确是这个时代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也是现实社会令人如此陌生的根源所在。

在这本书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浮现于社会许多层面的断裂和矛盾：大城市里精力旺盛、游手好闲、追逐青春游戏的飙车少年和因为一辆长途奔徙的超载拉煤车而殒命的小城市学生；比如，“佳木斯杀童案”中衰老工业城市里令人绝望的棚户区生活；比如，因为偏僻而被标本化，又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蠢蠢欲动的贵州安顺；再比如，在商业化和宗教力量的双重牵引下呈现出现代城市过渡期面貌的青藏沿线。

这种“断裂”还表现在同一空间的不同时间：比如重建三十年的唐山，比如一夜骤富的陕西省神木县，如果不是亲临其境，你不可能想像一个短时间内财政增长了100倍的县城会面对怎样的挑战？

我已经尽我所能报道事实的真相。在重新编辑这些过往作品的时候，虽然我把它们分成了“现场”、“乡土”、“城市”和“人物”等几个部分，但“人”始终是构成这些章节的逻辑和线索，就和我最初去报道这些新闻和城市的出发点一样，我相信，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是由形形色色人的故事所组成。报道者只有在准确地把握并深入这些个体的情感，更宏大的背景——地方、城市乃至国家才有可能为普通人所理解。

后记

回到开始吧

朱文轶

三年前，我结束了在江西氨厂的采访后搭一辆破旧的215路车回城，一块钱投币，就能从头坐到尾。我为了采访一个身陷囹圄的腐败警官的故事几乎找遍了这个城市里能够找到的警界官员。那座有50年历史的老厂，和南昌钢厂都处在这个城市偏隅。车摇晃地从这个巨大工业遗产的肚皮中开出，路过简陋的早餐摊，狭窄的池塘被初春的日头晒得干干的。车在碎石和灰尘的路上飞快地轧过。我靠着敞开的车窗。枯燥熟见的街景看起来并不美妙，却似乎是10年前那一幕幕地重现。

一路尘土飞扬。和记忆里的武汉那样相像。1998年那个夏天的60天里，我在一份有着悠久历史的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周末版”实习，每天从武昌坐同样破旧的公汽到汉口。从那个城市的东南到西北，加上返程，那段漫长的路足以丈量一天里的云卷云舒。马路长，红灯少，招手就停，人没站稳车又飞奔开来。在那样的车上，上车就能睡着，一路上可以睡好几个回合。我习惯坐靠后靠窗的位置。椅子是硬塑料的，像食堂的廉价餐椅，屁股被颠得火热。窗户大开着，风呼呼地往里灌。1998年那些颠簸的路被编织得像一首叫《随风而逝》的歌的明晃晃的梦。

江西这次令人沮丧的采访其实只是将近10年的从业经历中微不足道的一次。我那天回到宾馆后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很久没有这样折腾了。连续两次采访对象的临时变卦，让我颓废之极，我跟朋友打电话说‘没戏了’，也不是真没戏。曾经坎坷的采访有的是，只不过那些经历无一能让你变得更经得起折磨。走投无路时，内心还是仿佛那个第一次出差、坐在开往山西运城的酣声震天的火车卧铺车厢里、焦虑地把接下来三天想象中的采访安排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构画着“凶险未知”的旅程一夜难以入睡的22岁少年。脆弱极了。”

一晃10年。10年的职业化经历足以模糊掉身上的职业痕迹。反倒是这些被拒绝的懊恼会屡屡唤醒骨子里的新鲜劲。人得时常和自己较较劲儿，才能藉此回到那个22岁少年的模样。那个梦想，没有消失。它仍是我获得荣耀和尊敬唯一可能的途径。现在好像能把一份工作坚持这么久的年轻人也不多了。大家习惯于跳来跳去，在不安定中谋求新的希望和机会的赐福，不安定反而成了给人们带来安全感的护身符。

我一直认为，记者是一份痛苦的职业。对媒体这个行业而言，它矛盾重重：它有着“客观”的自我要求，可喜欢异常却又是它的天性；“独立”向来被视为它最坚硬的品格之一，可它就没摆脱过头顶上高悬的销售之剑，它刚刚从传媒“喉舌时代”迈出半只脚来，就又一脚踩进了对市场全面俯首称臣的现实之中。对市场的敏感让它似乎又比任何行业更容易去取悦权力和资本，渴望得到它们的接纳和肯定。它经常外表傲慢内心虚弱。

对记者这个职业而言，我们始终在无穷尽的寻找和接近中痛苦，始终在真相与控制的缝隙中痛苦。大部分人只是生活在自我的阶层中，而我们却有很多时间行走在别人的故事里。它容易让记者在真实和虚幻之间产生混淆和迷失，他们要充当自我的把关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都是被某种程度遮蔽的，但大部分人没必要知道一切，他们只需要选择性地接收他们愿意接收的信息，而记者却要面对和接受所有被遮蔽的信息，并负责甄别并加工它们——不管我们是否有这种能力。

有时我们的确需要伪装这样的能力，无论最终出自我们流水线上的“加工品”是不是“真相”的原貌。对我们这一代记者来说，更深刻的痛苦，是我们要面对信息封锁和信息泛滥的双重挑战。当美国揭黑记者F·P·邓恩的名言“使痛苦者舒适，使舒适者痛苦”还在影响着大多数记者的时候，洪水般的网络传播已经在更为恪尽职守地开动起“人肉”机器，从周老虎到周久耕，传统媒体的记者们发现，当他们试图高高树起扒粪的旗帜时，星星之火般的网民早已占据了第一时间的高地。记者这个从诞生就门槛不高的职业，刚从中国“文人办报”的短暂历史和普利策塑造的新闻传统里获得了点精英情结，就又要面对最原始的信息发布竞争：在那些触手可及的信息上，草根传播者的优势一览无余，而在那些受到高度控制的信息面前，记者的调查能力同样显得苍白无力——传统记者全面溃败的时代真的来了？

一场传统媒体的自救开始了。为了得到资本的青睐，它们越来越放弃传统，它们开始伪装，用“判断力”、“逻辑能力”、“思考能力”来炫耀自己的智力优势，并标榜区别于草根网民的职业化。这个职业实际上所拥有的权力和匹配的资源并不很强大时，你只有做出掌握真理通晓一切的姿势，才能令自己相信自己。

记者于是不再是真相的发现者，而是“概念”的生产者。一个概念可以产生一个“独家新闻”，一个概念可以产生一个封面故事，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诞生一个媒体。信息的泛滥和无序不仅没有得到整理，相反，媒体在一场信息化时代的自救中成了这个局面的推波助澜者。刚开始这种伪装还出于无奈，后来伪装就成了工具和习惯，再后来它成了衣服，成了皮肤。逞强成了更要命的示弱，这个行业原来覆盖的一层薄薄的清澈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正被职业化所吞噬，这种“职业化”是广义的，它是生存主义，是犬儒主义，是对信息泛滥、强权、时髦、物质至上等一切我们无法抵抗的趋势的迎合和投降。

那些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里诞生的媒体不仅在自身和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透明幕墙——看着花哨却是隔岸观火，还干扰了受众。身为职业的信息传播者，我们不仅没有恪尽职守，还成为信息遮蔽的帮凶。我们总在埋怨这个越来越无法理解的时代，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是那个搅浑水的人——它与这份职业的初衷背道而驰。我们的职业还没有树立起甚至还没寻找到自尊，就已经向死亡狂奔。

回到开始吧。人要是每每总能怀着那个懵懂少年的无知和冲动不会是坏事，它也许是人们保持对常识的敬畏的一种途径。

以前，我喜欢嘲笑一些书斋中的研究者。他们总是在做自以为是的研究，他们离我们甚远，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实践进展到了哪一步。他们在树假想的对象，研究假想的真理，把假想的知识教给学生，再让学生去承受拿假命题去迎接现实时被击倒的命运，他们无需为此负责。但我后来又反省，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另一个空间研究假想的问题。我们针对的客体同样离我们甚远，我们同样是在书斋里自说自话，我们自认为的新闻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命题，我们不过是把假想的知识销售给那些需要东西来消费的读者，消费者和制造者都不需要为此负起责任，才保证了这一产业的延续。我在想，也许，只有生死问题才是真命题，只有当面对生存或者死亡的问题时，我们才处在真实的处境，比如那些企业，比如那些小私营产业的所有者们，比如天天身处险境的政客。

我们不是当事人。当我们企图去研究什么，观察思考什么，对什么发言，而不只是去记录什么的时候，就一定是面对的假问题。

可能很少有一本书像眼前的这本书一样，篇章涉及时间的跨度如此之长，最早的新闻发生在2002年上半年，最晚的新闻发生在2009年上半年，它们越过了整整7年。我不知道它是否能作为一种试图回击“新闻易碎”定论的努力，我知道这个努力可能多么无效，但它包含了记者对这个国家广阔土地充满诚意的观察和发现。它涉及的命运和故事，构成这些悲喜交织的故事的很多因素仍然是现实中国跳动脉博中的血液和基因。在整理这些旧稿时，我仿佛沿着10年间的道路重新走了一遍，道路仿佛就在跟前，那么坚实而生动，它恪守着一个最原始的准则——到陌生的地方，用最本能的嗅觉和最无知的好奇心，去发现那里的秩序和知识。它让我相信，在这个不断被概念所笼罩和左右的世界，我们依然能依靠新闻赋予我们的新鲜感体察生命。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