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所著的《放言有忌》分为三辑：《读史》、《读书》与《读世》。《读史》主要从历史中找寻对当代现实意义；《读书》主要是作者阅读经典图书和海外名家的图书的感受；而《读世》读的尽管是当代，但现实既然构成将来的历史，因此第三部分可以说是当代史。本书描述的历史跨度从中国古代到中国当代，甚至还对俄国当代史的某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虞云国所著的《放言有忌》分为三辑：读史，回溯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多维度看待历史事件，评点古今历史政治文化的得失；读书，遍寻中外名家、经典，汲取智识，从书中探寻走出现实困惑的蹊径；读世，既有对“盛世修典”等热门事件的述评，又有对故人的追忆，冷眼记录亲历世事的感悟。

第一辑 读史

 历史的通感

 独尊儒术与文化繁荣

 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何以文人不自由

 晚明的体制性贪腐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

 从《封琉球》说起

 人间何处有天国

——金田起义161年祭

 毛泽东与《水浒传》

 天安门诗话

——重读《天安门诗抄》

 普京是怎样清算斯大林主义的？

 向格拉斯致敬

第二辑 读书

 闲书购读瓜蔓抄

 走近经典

 历史观决定价值观

——从《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说起

 让逝去的巨人重新活现

——访《司马光新传》作者程应镠先生

 复原官场亚制度的全景图像

 纠正对宫闱史的误读

 从探索之旅到再验之旅

 且听海客放谈

 新读海外名家书

 通人之书与妄人之书

 微书评留痕

 漫话“通感”

 “功夫在诗外”新解

第三辑 读世

 《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

 高考1977：不应该仅仅是感恩

 盛世修典

 史书畅销既非幸事，亦是幸事

——答《社会观察》记者问

 对国学的反思与取向

 目送宗师去影

 琐忆漆侠先生

 书名联挽朱维铮先生

 送别李培栋老师

 与某两会委员论“黄色”书

 迎接实话谢幕的时代

 醉眼朦胧下的“盗梦空间”

 夜看《梦立方》有感

历史的通感

近年以来，经常写点历史随笔，也总不时自诘：这种写作应该遵循哪些史学规范，这些史学作品在走向大众时有哪些价值？一家出版社约我自编一册历史随笔，便想到了这个书名。

所谓通感，就是心理学上的“感觉挪移”在文学修辞上的合理运用。典型的个例就是宋词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把枝头红杏这一视觉形象挪移向“闹”这一听觉感受，写活了春意。钱钟书在《通感》里指出，这种“逻辑思维所忌避的推移法，恰是形象思维惯用的手段”。在史学研究与史著阅读上，也完全可以借用这一命题，不妨称之为“历史的通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克罗齐被人引滥的名言，落实到具体的史家，蕴含着三层意思：一是历史研究总是当时代那个史家的思想活动；二是研究对象的最终确定总是由当时代那个史家的兴趣所决定的；三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总是那个史家按他在当时代中的兴趣进行思考与解读的。而前代历史的某个对象之所以催发这个史家的当代兴趣，古今之间必有某个契合点激起他的共鸣。这种从历史挪移当代的共鸣，就可以视为历史的通感。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他所说的过去活在现在之中，包含着两层涵义。其一，过去的某些因素或现象仍以某种方式再现于现在之中。黑格尔所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也不妨从这一层面去理解。其二，历史学家看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些共通性，发心立意将那个过去作为研究对象，而其所欲传达的论旨却指向现在。司马迁强调“通古今之变”，某种意义上，已有历史的通感在内。克罗齐说过，在历史研究中，“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这种由“过去的事实”引发“现在的兴趣”，也有赖于历史的通感。正是通过历史学者的古今通感，过去与现在才发生了内在的勾连。

波普尔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倘若以“历史的通感”说来诠释这段论述，也就是说，每个时代及其不同史家，都会以自己的通感去选择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通感去重新解释历史。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通感正是历史之树常青，并将永远千姿百态的活水源头。

历史学家可以对看似远离现实的某些历史现象作纯客观的研究，取得引领史学前沿的杰出成果，就像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那样。然而，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当然，也会有历史学家在研究中自觉融人他对家国命运与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积极能动地参与将来的历史。而借助历史的通感，通过史学研究表达现实关怀时，如何把握好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研究者如何拿捏分寸感，确是一大难题。批评者也往往不辨青红皂白，把历史的通感指责为影射史学。

近现代中国的影射史学最为发达。十年浩劫中，“四人帮”更公然自诩为当代法家，蓄意将仅存在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儒法之争延伸夸大，宣称“党内五十年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批儒评法运动，成为顶着史学冠冕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影射史学也因之臭名昭著。故而最近问世的《余英时访谈录》还在提醒：“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学。历史有现实的启发，是不成问题的。但影射则进退失据。”余英时认为，历史研究不排除“有现实的启发”，实际上也肯定了“历史的通感”。他在《方以智晚节考》里彰显方以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凛然大节，细心的读者都能读懂寄托其中的古今通感。然而，历史的通感如何划清与影射史学的界限，依然是一个问题。

只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必然反对将个人感情与先入之见掺杂进自己的研究。他会首先自觉遵循客观中立的态度，从原始史料人手，梳理史实真相，以实证研究复原出可靠信史，坚持历史本来面目，把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将历史的通感融入他所研究的史实进行叙述，做出解释。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由确定对象、搜集史料、实证研究与叙述解释这四个环节构成的；而一个自觉的史家，在第二与第三环节应该将历史的通感坚拒门外，仅在第一与第四环节才容许其有栖身的空间。

然而，影射史学彻底放弃史学本位的原则，顽固坚持政治本位的立场，一味迎合现实政治的需求，在搜集史料与实证研究的两大环节，无视过去历史的客观真实性，有意遮蔽、曲解或篡改与先入之见相左的史料与史实，使之屈就于预设的主题或结论。由于在搜集史料、实证研究环节罔顾“历史证据的内在制约”，影射史学构建起来的历史对象，经不起史学本位的推敲与拷问。不仅如此，在影射史学中，失实的历史严重拖累了叙述解释环节，使其只能牵强附会地与现实政治做急功近利的、图解说明式的类比或宣传，不可能真正获取历史的通感。

影射史学孳生于专制独裁的温床，这是其盛行于近现代中国的根本原因。只要专制主义存在，只要舆论缺乏自由，影射史学也许不会绝迹。然而，影射史学是史学领域的庸俗实用主义，其进退失据也是必然的。其进之失据，在于有违于正确的史学认识论，悖离了史学本位，决非严肃的史学；其退之失据，反而弱化了鼓动效应，使政治宣传变得非驴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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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华夏出版社的抬爱，为我印行一册小书。自2011年我的《敬畏历史》印行以后，新刊文章已足以结集，体裁仍不外乎随笔与书评，题材还以历史为主打。其中，关乎宋代的文章最多，准备另编专书；宋代以外的书评随笔大都辑入这册《放言有忌》。

书名“放言”，典出《论语·微子》：孔子说逸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何晏《论语集解》引包成旧注说：“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就是放置、放弃之义，“放言”也就是隐居不再说世事。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包成注后说：“《中庸》云：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即此义也。”但中国的典故也真模棱两可，同一个刘宝楠，同一本《论语正义》，却征引李贤注《后汉书》“放言”，更倾向认为是“放肆其言，不拘节制”，还说“此解似胜包氏”。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似乎都有道理，却折射出诠释者的价值取向：“放置”说的理由是，无道之世，不说话最高明；“放肆”说的理由是，“汉自中世以下，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但无论何说，隐居遁身似乎都是“放言”的前提，否则身在官场，人属体制，不说话与乱说话，都是不被允许的。

笔者虽已从在编体制退出（至于那个最大的体制，当今之世是谁也无法隐遁逃避的），却远没有超脱到“不复言世务”的境界，只要嘴巴还能够说话，只要还允许嘴巴说话，也不想放弃宪法赋予公民那一份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放言”的现代内涵，似乎远比古典涵义更为复杂微妙。那个古典所诠释的“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原义指无所顾忌、自由放松地说话。而现代汉语里，“放肆”与“放纵”却蕴含着贬义的倾向，指对某种限制的不当逾越。在我看来，现代社会里，“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的唯一尺度，就是宪法规定的阈限。就言论环境而言，“放言”也可理解为在宪法范围内开放言禁，放开言路。就言论者的心态而言，只有这样，才不必担心穿小鞋，写检讨，划右派，蹲大牢，才有可能真正的“放言”，即放心地说话，放胆地说话。

自1978年以来的30年，尽管还有不宜说之的话题，但无论“放言”的环境，还是“放言者”的心态，与1978年前的30年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固然不必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却绝对不愿意借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我们还要祈愿：中国公民，中华民族，将永远告别古典所说“放置其言”的时代，在宪法的范围内，无所拘束地“放肆其言”与“放纵其言”。唯其如此，丛书主持者建议，书名不妨就叫《放言无忌》。我却以为，既然宪法是划出范围的，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放言还是有忌的（此书就有一篇自选的旧文因事涉“话题负面清单”而遵命撤下），故而就决定用如今的书名。

本书大致分为三辑：《读史》、《读书》与《读世》。分类并不严格：《读史》自然包括读今人的史著在内，《读书》当然也在读史著叙述的历史，两者的畛域并不泾渭分明；而《读世》读的尽管是当代，但现实既然构成将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读当代史。总之，内容大体有关历史，跨度却从中国古代到中国当代，甚至还对俄国当代史的某个问题说三道四。浅与杂，是难免的，但多少有点历史的通感在内——尤其是前两辑。至于读者，在再诠释中将生发出哪些历史的通感，只能听诸高明。

书内小文大都作于最近几年（唯有不多的几篇成稿在上世纪），主要揭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与《中华读书报》，文末标明出处与日期（《天安门诗话》还注明初稿年代，公开发表已在其后近二十年），既方便读者读其文而知其时，也借此向有关媒体敬致谢忱，没有他们的助力，我所有的放言只能憋屈腹中连气都放不出。这也让人不得不深有感触：尽管当下仍有诸多诟病之处，但时代毕竟在曲折中坚韧前行。而每个公民都应在宪法阈度内，执着守护权力与自觉践行义务，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借以汇成大辂无从逆转、覆辙不再重蹈的巨大合力。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其一，这次结集时，个别文章补正了刊载时因篇幅等原因而删改的文字。其二，最有意思的是《普京是怎样清算斯大林主义的》一文，发表以后一段时期，我竟收到网络渠道转发来本文改题版（把题目改为《梅普是如何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等等）、匿名版（鄙人虽为著者，姓名却被隐去）与扩容版（在拙文框架中增补相关史实）。在笔者所有文章中，也许是阅读者最广泛的一篇。

最后，特别感谢梁由之先生，是他催生了这册小书！